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干上了电视记者。每年春节前后，我都会在车站和村口架上一台摄像机，拍摄那些回家和外出的人们。车站和村口，演绎着离别和重聚，交织着忧愁和喜悦，勾勒出中国社会转型与流动浪潮中最具代表性的场景。几年时间，我积累了几十个小时的素材，偶尔回看，思绪万千。
前不久，电视台准备做一个专题节目，要采访我们当地最早一批到沿海城市打工的人。打听来打听去，有人推荐了郑丽。我在县城一小区找到郑丽时，她刚好把孙女从幼儿园接回家，得知我的来意，笑着说：“这么多年过去，我以为只有自己才记得。”
1966年，郑丽出生在距离县城30公里的一个小山村。初中毕业那年，父亲生病去世，家里没条件继续供她上学。乡下的女孩子，到了一定年龄，家里就给她订一门亲，然后嫁出去。从此洗衣做饭，生儿育女，过完平淡又潦草的一生。她们的命运，就像被钉子钉在木板上一样，很少有人能从这个历世不移的宿命里挣脱。哪怕心有不甘，也没办法改变。
辍学后的郑丽，为减轻家里的经济负担，到集镇上一家罐头厂做临时工，洗十只瓶子赚两分钱。罐头厂有十来位女孩子，晚上睡在集体宿舍里。女孩们在一起，叽叽喳喳，有说不完的话题。郑丽和一位叫刘英的女孩走得最近。刘英比郑丽大两岁，她给郑丽讲过很多从她阅历丰富的叔叔那听来的见闻，郑丽听得一愣一愣的。
时代前行的脚步，往往超出人们的想象。就跟扔一块石子到池塘里，荡起的涟漪也会泛到边边角角。一天傍晚，刘英约郑丽去河边散步，说：“我们南下深圳打工吧。”
深圳这个地方，那时候经常被人提及。郑丽隐约知道，深圳在南方，办起了经济特区，建了很多高楼大厦和工厂，内地一些胆大的年轻人，纷纷去那里找工作，据说工资很高……郑丽被说动，决定和刘英一起去深圳，还有一位姓林的女孩子也愿意同行。
她们提前规划好行程，先是在集镇坐中巴车到县城，再坐车去衢州，然后乘火车到广州，再转车去深圳。但中巴车开动时，郑丽不见刘英和那位姓林的女孩。郑丽一咬牙，收回投向车窗外的目光，任凭车子载着她驶向前方。后来写信给两个女孩才知道，她们被父母锁在房间里出不来。
那天的中巴车拥挤不堪。车子挤过1983年夏天炎热的空气，在弯弯曲曲的公路上驶过，尘土飞扬，哐当作响，沿途不时有人上车、下车……
到达深圳后，郑丽在蛇口一家制衣厂找到了工作。
当时，在一个边远的小山村，一位17岁的女孩子独自去往那么遥远陌生的地方谋生，方圆几里，颇为轰动。
那年春节回家，郑丽感到自己和村里人之间仿佛隔着一层什么，路上遇见，他们装作没看见似的，也没人来串门，经过她家门口时，只是扭头匆匆看上一眼。然而，到了正月初二，村里的年轻人再也矜持不住了，主动上门找郑丽，人越聚越多。郑丽讲述的外面世界，大家听得眼睛闪闪发亮。
初六那天，郑丽回深圳，跟着她一起南下的，还有一女五男。本来，人数还不止这些，跟刘英一样，有些人临走时被父母锁在房间里。有好几年，郑丽都背负着“深圳打工回来的女人不干净”这种污名，这令她痛苦不堪。
但身边人的说服性太强了。当春节返乡的外出者个个衣着光鲜、出手大方、谈吐不凡；当外出务工者的家庭纷纷把老房子推倒，建起高大气派的楼房，甚至买车买房，把家安在城市的时候，那些充满不屑、讥讽和羞辱的议论消失了，人们对外出充满了向往。正月里，亲戚带亲戚，朋友跟朋友，村子里轰轰烈烈地又走掉一批人——越来越多的人，汇入了滚滚向前的时代洪流。每年春节前后，车站或村口，更加的热闹与喧嚣。
后来几年，村里人外出的目的地，已经不局限于深圳、广州、上海等沿海发达城市，他们像觅食的麻雀，像随风飘扬的蒲公英，星星点点地散布在中国版图上。春节时，他们被乡愁牵着，跨越千山万水，回到出发的地方，每个人都兴奋得脸庞发红，频繁地在村里的家家户户进进出出，不厌其烦地向别人讲述自己的经历和见闻，探讨如何找到更好的机会。即使是在一个小村庄，也能品尝到全国各地品牌的香烟。从此，外出被洗去了污名化，成为乡村人改写命运的重要途径。
八年后，风靡一时的电视连续剧《外来妹》在中央电视台播出，这时郑丽结束了漂泊，从深圳回到老家，在一家电子厂找到一份工作。尔后，恋爱、结婚、生子，把家安在县城，过上了安定的生活。但在郑丽老家，在许许多多的小山村，奔赴远方的人们，依旧前赴后继；在车站，人来人往；在公路，车辆如流。
我想，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肯定曾留在我的镜头里，眼神是那么热切又坚韧。只要还有梦想，只要还有春节，只要还有故乡，外出和回家，仍然是永恒的主题。
结束采访，从郑丽家出来，已经是晚上了，一轮圆月悬于高空，远近高低的灯火明明灭灭，汽车鸣笛声忽远忽近，夜风轻缓温柔。道路上依旧有三三两两的人在赶路，路灯将他们的影子一会儿置于身前，一会儿置于身后，让人猜不出他们是晚归，还是夜出——在这大千世界，在这温柔夜色之下，每一个人都在以或光鲜或黯淡的方式，全力以赴地往前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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