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授衔准备期间，王震的名字出现在大将候选名单上。彭德怀和罗荣桓在1月16日提交的报告里，把他列入十多人拟授大将的范围。当时大家讨论元帅和大将名单，考虑各人革命经历和实际工作，王震的资历放在那里，觉得符合条件。这份报告经过军委多次会议审议，名单还在调整中。

王震早年参加工人运动，1927年加入组织，同年5月入党，很快在红军中担任职务。土地革命时期，他在湘赣地区工作，先后在红军部队里当师政治委员、军政治部主任，还代理过军长和湘赣省军区司令员，后来到红六军团担任政治委员。这些岗位让他在根据地建设和长征中积累了实际经验。

抗日战争爆发后，王震在120师359旅负责指挥工作。他带领部队到南泥湾地区，组织官兵开荒种地，修房建舍，把一片荒山变成生产基地，保障了边区供应。这项生产任务在当时影响很大，也体现了他抓后勤和自力更生的能力。部队同时守卫陕甘宁边区南大门，任务完成得扎实。

解放战争中，王震担任中原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后来到晋绥和西北战场指挥第二纵队，1949年出任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他率部进军新疆，完成和平解放任务。1954年，他调到铁道兵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还兼解放军副总参谋长。这些现实职务进一步支持他进入大将拟授范围。

报告提出大将授予要结合历史资历、当前岗位和部队代表性。王震在1952年干部评级中定为正兵团级，与一些候选人级别接近。他的南泥湾经验和新疆工作，在军内有公认的贡献。名单最初有十五到二十多人提名大将，他排在里面，大家觉得他的工作实绩摆在那里。

授衔过程强调各方面军历史平衡。红二方面军1936年7月由红二军团、红六军团和红三十二军合并组成。合并时以红二军团为主力，贺龙担任总指挥。这支部队在中国革命中地位突出，需要在大将中选出合适代表。

王震长期在红六军团工作，担任政治委员。许光达则早年在红二军团系统活动，参与洪湖苏区创建，曾任相关军参谋长。红二军团是贺龙领导创建的主力，许光达与这个序列的渊源更直接。授衔时需要考虑谁更能代表红二方面军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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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龙作为红二方面军主要创建人，他的意见在平衡考量中分量很重。他认为许光达具备大革命时期、内战、抗日、解放战争以及苏联学习的经历，这些经验比较全面，适合作为红二方面军的大将代表。贺龙的态度直接影响了最终人选确定。

许光达得知自己拟授大将后，向贺龙当面提出降为上将。他还写信给毛泽东，信中提到王震在湘鄂赣根据地创建、南泥湾生产、南下行动和新疆进军中的贡献，建议把大将名额给王震。许光达的让衔举动在军内传开，但贺龙坚持自己的看法。

贺龙指出，许光达与红二军团早期建设联系紧密，红二军团在合并中占主导地位。红六军团虽然贡献突出，但代表性上与许光达形成比较。贺龙的这个态度，在军委审议中起到关键作用，王震与许光达同级别岗位上没有明显差距，最终名单调整时王震转到上将。

萧克当时担任红二方面军副总指挥，也曾是候选人之一。但红二方面军大将名额有限，贺龙的意见让许光达成为代表。整个过程不是比个人战功，而是顾全部队历史序列和平衡需要。王震的资历完全够格，只是代表性考量让他调整军衔。

1955年9月27日授衔仪式在北京举行。许光达获得大将军衔，王震则被授予上将军衔。仪式上将领们按名单接受命令状，这一天标志着军衔制度正式实施。王震接受上将军衔后，继续在岗位上工作，没有因为结果有任何波动。

王震上将军衔排位靠前，反映了他的贡献得到认可。授衔后不久，1956年5月他调任农垦部部长，带领转业官兵到边疆地区开发荒地。他组织力量在黑龙江、内蒙古和新疆等地建立农场，推动生产和国防结合。这项工作延续了他南泥湾时期的做法。

农垦事业需要克服自然条件困难，王震亲自抓规划和落实，部队官兵转业后迅速投入开垦。边疆农场逐步形成规模，为国家粮食供应和稳定发挥作用。他的领导风格注重实际，强调自力更生，这些特点在农垦岗位上体现得充分。

许光达则专注装甲兵建设，担任司令员期间推动部队训练和院校发展。两人都在各自领域推进国防和经济任务。军衔高低没有影响他们的同志关系，他们继续为革命事业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