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2月下旬，银行业合规治理领域迎来一场密集人事调整。继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之后，浙商银行、兰州银行于2月27日晚相继公告，均确定由行长兼任首席合规官一职。

这场自上而下、覆盖各类银行机构的“补位”行动，直接驱动力来自一项监管新规的过渡期即将结束。

根据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于2024年末发布的《金融机构合规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金融机构需在2026年3月1日前设立首席合规官。

“大限将至”，一场围绕核心合规岗位的布局冲刺正在上演，其背后是银行业对合规管理从“形式遵从”迈向“实质治理”的深刻转型。

过渡期倒计时，首席合规官“补位”进入冲刺阶段

2024年12月，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正式发布《办法》，明确要求金融机构应当在机构总部设立首席合规官，且首席合规官应为高级管理人员，接受机构董事长和行长（总经理）直接领导，向董事会负责。该办法自2025年3月1日起施行，并设置了一年过渡期，不符合规定的机构需在过渡期内完成整改。

随着2026年2月底过渡期截止日临近，银行业首席合规官配备行动已进入“冲刺阶段”。公开信息显示，2025年12月至今，已有超过20家银行及分支机构的相关任职资格获得监管核准。仅2025年12月一个月内，平安银行、兴业银行、民生银行、南京银行、江阴银行、瑞丰银行等多家金融机构便相继发布聘任首席合规官的公告。

进入2026年，这一趋势进一步加速。2月10日，苏州银行同意由行长王强兼任首席合规官；2月11日，光大银行公告聘任杨文化为副行长兼首席合规官，上海银行也同步确定施红敏为首席合规官；2月13日，农业银行宣布由行长王志恒兼任首席合规官，中国银行也宣布行长张辉兼任首席合规官。此外，重庆银行、齐鲁银行、张家港农商行等机构也在近期完成相关人事程序。

某资深银行业研究人士指出，这一轮密集任命具有鲜明的政策驱动特征，反映出监管部门推动合规治理体系“标准化”建设的决心。监管通过设定硬性时限，旨在倒逼所有金融机构完成合规治理在组织架构和人员配置上的“基础动作”，为后续更深层次的合规内控夯实基础。

此举与持续趋严的监管处罚态势形成呼应。企业预警通数据显示，2025年银行业累计收到罚单6521张，罚没金额达26.41亿元，较2024年增长44.95%。其中，信贷违规、内控失效、反洗钱等问题突出。在强监管常态化的背景下，设立首席合规官已不仅是满足监管的形式要求，更是机构主动强化风险前置管理、实现稳健经营的内在需要。

行长兼任成主流，“高配”背后的效率与制衡考量

观察已公布的任命，一个显著特点是“高配”，尤其是由行长或副行长等核心高管兼任首席合规官成为主流选择。除农业银行、中国银行、浙商银行、兰州银行等由总行行长直接兼任外，民生银行、兴业银行等由副行长兼任，平安银行则由行长助理兼首席风险官统筹相关工作。在城商行、农商行层面，南京银行、江阴银行、常熟银行等也普遍采用了行长兼任模式。

这种“高配”模式在《办法》中已有制度铺垫。该办法第十四条明确规定，金融机构可以根据自身经营情况单独设立首席合规官、合规官，也可以由金融机构的高级管理人员、省级分支机构或者一级分支机构的高级管理人员兼任。

尤为关键的是，该办法为行长兼任模式提供了任职资格豁免——由金融机构行长（总经理）兼任首席合规官，以及由金融机构省级分支机构或者一级分支机构行长（总经理）兼任合规官的，不受本办法规定的首席合规官或者合规官任职条件限制，不需要另行取得任职资格许可。

前述研究人士分析认为，行长兼任首席合规官的治理安排，体现了监管部门对合规管理“实质重于形式”的监管导向。在传统合规管理体系中，合规部门往往被视为成本中心，在组织内部话语权有限，难以对业务部门的违规冲动形成有效制衡。而由行长这一经营决策核心兼任合规负责人，能够在组织顶层实现合规要求与业务发展的战略协同，打破部门壁垒，确保合规管理深度嵌入业务流程。

从实践层面看，行长兼任模式在提升合规决策权威性、优化治理效率方面具有显著优势。首席合规官需统筹全行合规体系建设，涉及跨部门协作与资源调配，行长作为经营决策核心，其全局管理能力能为合规工作提供更强话语权。在“高管兼任”模式下，合规指令可直接传导至业务一线，避免层级损耗，提升响应速度。例如，部分银行在分行层面推行“分行行长兼合规官”，正是看中了其决策链条短、响应迅速的特点。

然而，这种模式也引发了业内对潜在角色冲突的讨论。行长核心职责在于业务发展与盈利，而首席合规官的核心在于监督与制衡，两者目标存在天然张力。

前述分析人士指出，当前银行业普遍采用的行长兼任模式，是在政策合规、管理效率与公司治理现实间的一种平衡，其最终成效的关键在于能否通过清晰的权责界定和报告路线，确保合规管理职能在实际运行中的独立性与有效性。

从岗位设置到治理深化，合规如何真正创造价值

首席合规官岗位的普遍设立，标志着银行业合规管理进入了新阶段，但其意义远不止于增设一个高管职位。更深层次的挑战在于，如何让这一制度安排从“纸上”落到“地上”，推动合规管理从被动的监管应对，转向主动的价值创造。

根据《办法》，首席合规官职责重大，需对机构合规管理负专门领导责任，推动体系建设，并需对重大战略、决策、新业务等进行合规审查。这意味着其角色应是业务发展的“护航者”而非“绊脚石”。研究人士强调，有效的合规管理，其价值不仅在于减少罚单和声誉损失，更在于通过前置的风险识别与缓释，从根本上降低因不合规操作引发的信用、操作等各类风险，从而成为银行稳健经营的“压舱石”。

这一职能转型对人才提出了更高要求。《办法》设定了严格的任职资格，强调“金融经验+法律合规背景”的复合能力。面对人才竞争，银行业选拔路径呈现分化：大行多从内部提拔具有丰富风控或业务管理经验的高管；部分中小银行则转向市场化招聘，甚至明确优先考虑具有司法系统背景的人选，相应的薪酬水平也水涨船高。

分析人士展望，随着人事布局的基本完成，银行业合规治理将进入“深水区”。下一步的重点将转向机制的实际运行与文化培育。这包括确保首席合规官获得充分的资源与授权，建立顺畅的沟通报告机制，以及将合规意识从高层倡导真正转化为全体员工的自觉行为。只有当合规内化为银行的“肌肉记忆”和竞争优势来源时，此次制度变革的深远价值方能充分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