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逸语道破》，我们继续来聊一下中国商务部最新公布的这份名单。这40家企业值得我们再深入聊一聊。
2月24日，商务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和《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发布了两个公告。
第一个公告是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也就是严格禁止两用物项的出口，等于彻底切断。
第二个公告，是将另外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关注名单，涉及这些企业的出口将需要提交个案审查，并出具承诺书。这些实体被认定存在帮助增强日本军事实力的风险，或者无法有效证明其出口的物项不会被用于军事目的。
从名单来看，进入管控名单的这20家企业，很多是以“三菱”开头的，隶属于日本几大主要重工业集团，在日本防卫武器生产体系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可以说是军工体系中的关键节点。
比如三菱重工旗下的多个分支，川崎重工的航空宇宙系统公司，富士通的防卫业务分支，还有像IHI原动机等企业。而被列入关注名单的另外20家企业，则包括斯巴鲁株式会社、三菱材料、TDK、日野汽车等，它们主要涉及关键原材料、电子组件和系统制造等领域。
如今的日本，实际上奉行一种典型的“军民融合”体制，其核心特征，就是在形式上规避和平宪法的约束，同时试图恢复大日本帝国时期的那套军事生产体系，服务于军国主义复活的诉求。
它的做法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是通过母公司集团布局，表面上子公司在做民用业务，看上去人畜无害，但实际上通过整个集团体系系统性地参与日本自卫队装备的研发，成为供应链的关键环节；二是在关键技术、材料和组件方面，存在军用专用的潜在风险。
所以，这次我们的限制措施，目的就是精准施压，把对日本两用物项的管制提升到一个更严格、更系统的高度，目标就是要从生产能力、供应链、产业体系上，切断日本复活军国主义的现实路径。
我们再看一下历史背景，从明治维新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重工业的兴起，始终和它独特的财阀体系紧密绑定。明治时期，日本搞所谓的现代化工业建设，本质上是效仿当时的欧洲列强，建立起近代工业框架。
当时的日本政府通过制度设计、财政补贴和技术引进，扶植本土企业发展，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财阀体系——一种以家族控制为基础，横跨金融、制造、贸易的巨型资本联合体，有点类似德国的康采恩，但糅合了大量日本本土的元素，比如神道教遗留的等级观念，以及战国时期大名与家臣之间的依附关系。像最具代表性的三菱财阀，由岩崎弥太郎家族掌控，早期涉足造船、采矿、银行、贸易；住友财阀，起家于矿业、化工和金融；三井财阀，则以贸易、银行和制造业为核心。
三井和三菱
这些财阀，构成了二战前日本重工业体系的雏形，并逐步发展成涵盖造船、钢铁、机械、化工、运输等门类的完整工业体系。它们不仅是日本现代工业的基石，更是军国主义扩张的经济支柱，是军事能力的核心来源。通过设计生产军舰、战机、火炮等重型武器，它们与日本对外侵略的战略深度捆绑。可以说，如果不彻底瓦解日本的财阀体制，不根除它赖以存在的经济、社会和思想土壤，就不可能真正消除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潜在风险。
这两个东西其实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所以我们不仅要在政治和外交层面对日本复活军国主义的举动进行有效施压，还要从实体和能力层面对其进行实质性制裁。这就是为什么中国选择“两用物项”作为抓手，并持续不断地升级和完善这一管控体系。
先讲三菱。三菱财阀，从明治维新之后迅速发展，成为日本最早、规模最大的财阀之一。业务我刚才提到过，包括采矿、造船、银行、重工业。进入20世纪初，也就是1900年代，三菱开始投资军工项目。到了二战期间，日本发动对外侵略战争时，它的造船和机械工业被全面纳入军国主义生产体系。三菱重工作为造船和防务装备的重要基地，制造驱逐舰、潜艇、舰载飞机、发动机和重型机械，是当时所谓“日本帝国海军”的关键供应商之一。
二战结束后，日本战败，但这些财阀并没有真正被摧毁，而是经过改造，转型为现代商业集团。三菱重工后来成为日本最大的重工与防务承包商之一，旗下分公司涵盖多个领域。比如三菱造船株式会社，负责建造“宙斯盾”驱逐舰、护卫舰这类舰艇；三菱重工航空发动机，为日本所谓的“航空自卫队”提供飞机发动机支持；还包括三菱重工海洋机械发动机和涡轮增压机生产体系，生产船舶推进系统、特种海工装备等。在当前日本的防务体系中，三菱重工是海上自卫队和航空自卫队装备的核心制造商，承担主力舰艇的舰载系统、航空发动机的生产和维护任务。搭载“宙斯盾”系统的驱逐舰、护卫舰，各型舰用推进和动力系统，以及航空发动机和飞机关键部件，绝大多数都出自三菱集团。
再来看川崎重工业航空宇宙系统公司。川崎不属于日本历史上所谓的“四大财阀”，但在重工业领域起步很早，早期参与铁路机械制造。二战时期，它成为日本侵略者军用车辆、飞机部件的重要供应商。在二战爆发前和战争期间，主要为当时日本帝国的海军和陆军生产机械与动力系统，包括飞机结构部件。
战后，川崎在航空宇宙和其他防务领域继续发展，成为日本自卫队装备的底盘、直升机部件、军用车辆的主要制造商。尤其是在12式岸舰导弹项目上——这也是日本现在寄予厚望的一款装备——它名义上是岸舰导弹，实际上发展的是地对地导弹。日本正试图通过技术升级，把这种导弹的射程从打击水面目标转向覆盖面目标，从而获得远程地对地攻击能力。换句话说，他们是在“岸舰导弹”这种防御性武器的名义下，发展事实上的对地远程打击能力，属于典型的进攻性武器。而川崎承担的就是12式岸舰导弹系统的底盘支持和设备制造等任务。
12式岸舰导弹发射车采用8×8卡车底盘，每辆发射车上可装载6枚导弹。
再看IHI集团，也就是原来的石川岛播磨重工业。这家企业起家于重机械和造船，二战时期主要从事军舰推进系统的生产，提供核心机械部件。二战结束后，经历了日本那种不彻底的改造，它摇身一变，成了一家综合性的机械与能源供应商。其原动机公司，目前为日本自卫队和自卫队舰艇提供发动机、动力装置、涡轮和压缩机系统，以及舰用的能源和推进解决方案。
再看被列入关注名单的几家。斯巴鲁，一般人听到这个名字想到的是乘用车，但它同时以精密机械制造著称，其发动机制造和精密加工能力，完全可被军事采用。特别是在军用车辆的特种底盘、涡轮发动机部件这些领域，存在明显的技术迁移风险。当然，它在二战时期也是造过舰载攻击机的——具体是哪一款，以后有机会我们再去深入挖掘，可以看看斯巴鲁株式会社的整个演进历程。总之一句话：没有一家是冤枉的，而且被盯得都非常恰如其分。
还有三菱材料株式会社。三菱材料是日本关键材料供应商，它生产的特种金属、磁性材料、粉末合金，既可以用于民用领域，也可以用于军事系统制造，比如耐热合金、弹体金属、磁芯组件等。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军民融合环境里的关键原材料供应节点。
说到TDK，别一听到这个名字就想起磁带或者唱片这类消费电子产品。它真正出名的是电子元器件和磁性材料，这些元器件在航电系统、雷达模块、通信设备中有着非常广泛的应用。
至于日野汽车，它主要做商用卡车和重型车辆，其底盘和动力系统完全可以用于军用卡车、战术运输车，具备非常显著的军民两用特征。这就是它们被列入关注名单的原因。
接下来，我们再从历史纵深上看一下，从明治维新到今天日本所谓现代化国防体系的整体演进，以及它带来的影响。
19世纪末，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迅速建立起现代工业基础。这个体系从一开始，就是以战时经济动员为逻辑来驱动重工业和机械制造体系成长的。它一个最典型的特征就是：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它的核心目标就是对外侵略扩张。这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自我维持、自我循环的生产体系，它本质上就是一个战争体系——是为执行对外征服和扩张这种特定功能而建立起来的。
在这个过程当中，财阀体系发挥了关键作用。它们利用政府推动的军需订单和金融支持，把造船、机械、矿业、金融资本高度整合在一起，为日本后面系统性地转向更激进的军国主义路线，也就是军部主导下的那种军国主义，提供了经济上的组织基础。
这段历史带来的一个严重后果是什么？就是日本所有这些重型企业，除非你把它彻底拆光，从人员到思想进行一轮彻底的清洗和改造，否则它天然就在DNA里嵌入了一种特殊基因——就是在平时，它也会不断积累那些具备军民两用能力的关键技术、关键产能。然后一旦国家转向军事用途，它就能迅速反应，进入一个比较快的崛起和发展阶段。所以，我们一定要警惕，一定要注意打掉它这种潜在的能力。
那么从日本自身的历史来看，虽然在二战时期日本法西斯战败了，但相比德国而言，且不说战后清算和反思这一层面，单就它所遭受的打击严重程度来说，也不能和德国同日而语。那些被保留下来的工业基础和能力，在二战结束后——尤其是冷战开始初期——使得日本能够迅速转向为自卫队研制和装备建设，并且很快就实现在美日安保体系框架下的所谓“军事装备国产化生产”。
接下来讲一下军民融合与现代自卫队体系。战后日本制定的和平宪法，在法理形式、程序和名义上限制了军国主义扩张，但自卫队在美国有意无意的放纵和纵容下逐步发展起来，这种纵容最主要的一点，就是美国放弃了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彻底清算。日本国内那些人心知肚明，他们走的就是日本长期擅长的路子：在某个比较好听的名义下，为实际的发展作掩护，最终把自卫队作为一支事实上的国防军来建设和发展。
在冷战逻辑和美日安保的框架下，日本的重工业在民用产品之外，都承担了与美国防务体系相兼容的防务产品生产。前面提到过，三菱重工为海上自卫队造护卫舰和驱逐舰，它们的防空和电控系统与美国宙斯盾系统整体引入并且兼容，再通过战术数据链等方式，与美军整个信息和作战体系实现有效链接。而IHI和川崎则为航空自卫队提供发动机、底盘。材料和电子科技企业，则从航电、雷达、通信设施等方面成为防务供应商。
日本防卫相小泉进次郎去年12月22日前往长崎县，出席三菱重工长崎造船厂举行的“最上”级护卫舰第12号舰命名暨下水典礼，并表示“将向世界各国推销这种日本最新护卫舰”。新华社
这种模式带来的结果是：你跟日本打交道的时候，必须假设它所有的民用公司，都可能是日本军事工业产业链上的一个重要节点。这次拿出来的40家企业，是一个样本，不代表我们只关注这40家。没有列入名单的其他企业，参照类似标准，要么严格禁止，要么严格审查。这种严格审查，除非日本拿出态度来、拿出行动来——而且是必要的、可核实的行动——否则，你可以理解为，如果它不拿出这些能让中方可核实、可验证、并且持续保持稳定、不是欺诈性质的实质性行动，那么它事实上就会被彻底切断。
这种彻底切断，对日本那种“挂羊头卖狗肉”的军民融合模式，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打击。
总体来看，这次把40家实体纳入出口管制和关注名单，针对的就是日本在军事化趋势下，那种跨界军工产业链的核心节点。这些企业，大多数是历史积累非常深厚的重工业集团，本身就是日本的防卫生产商、军事装备生产商，或者是关键材料和系统的提供者，与日本自卫队的战力建设有直接或潜在的联系，同时对于日本军国主义化、寻求建立所谓“国防军”的企图也至关重要。
所以，这次商务部的举措，就是在对日本安全政策走向高度关注、高度警惕的基础上，进行有效惩戒。通过出口管制这一工具，预防来自中国的供应链关键物项被转用于增强日本的军事化能力，助长日本再军国主义化的风险。
我们继续来挑一个具体的案例出来，看一看它历史上的一些问题——三菱重工。
日本发动法西斯战争，发动战争就少不了武器装备，也少不了那一套为法西斯战争机器添砖加瓦的生产和供应链体系。而三菱这些企业，就是为日本军国主义生产标志性武器装备的典型代表。三菱重工的前身，可以追溯到明治维新时期的造船和重机械企业体系，到二战时期，它已经成为日本军工体系中最核心的生产力量之一。
当地时间2026年2月24日，日本东京，三菱重工总部大楼外部。视觉中国
那么，三菱重工及其附属制造实体在二战期间，为日本的军国主义，尤其是所谓的“日本帝国海军”和“帝国陆军”，提供过数以百万计的军用装备。其中有几款，是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
第一款，三菱A6M零式战斗机，也就是零式舰载战斗机，日本海军的标志性机型。它的生产企业是三菱重工旗下的航空制造部。根据许多历史统计，这款飞机的产量超过了一万架。零式战斗机在太平洋战争初期，是日本海军航空兵力的象征性主力，在日军发动侵略战争、攻占东南亚、偷袭珍珠港，以及后来与美国在中途岛展开激战等历史节点上，都曾爆发出惊人的作战能力，是服务于法西斯侵略战争的代表性装备。
珍珠港事件中从赤城号航空母舰起飞的零式战机
第二款，三菱G4M一式陆上攻击机。这是一款双引擎中型轰炸机，同样是三菱重工航空制造部的产品，总产量大约2435架。它是日本帝国海军实施“陆对陆”攻击的主力机型。这款飞机结构设计得很轻巧，但防护非常脆弱，盟军飞行员后来给它起了个绰号，叫“飞行打火机”，一打就着。在侵华战争期间对中国人民的轰炸中，以及在太平洋战争的多个战役里，它都被大量使用。
第三款，三菱97式轻型轰炸机。这是一款对地攻击机型，主要也出自三菱重工，产量大约704架。它是日本陆军航空队早期装备的轻型轰炸机，在发动侵华战争期间，被广泛用于对中国抗日力量的地面支援任务和战略轰炸任务。
还有三菱Ki-1型重型轰炸机。这是一款双引擎重型轰炸机，被日军用于实施所谓的“战略轰炸”任务。三菱重工生产了大约118架。这款机型是日本早期重型轰炸机的代表，在侵华战争中可谓臭名昭著。当年日军对中国实施的重大型轰炸任务，包括那些惨绝人寰的轰炸惨案，当中有相当一部分，就是由三菱Ki-1重型轰炸机制造的。
再来看三菱生产的中型坦克。以九七式中型坦克为例，三菱重工生产了大约1224辆，是日本侵华陆军中最主要的标准中型坦克。从1938年到1943年间，在日本侵华战争的主要角落，随处可见的就是这种中型坦克。当然，后期这类坦克的生产并非由三菱一家独占，但三菱所属工厂生产了其中的绝大部分。
在海军方面，三菱旗下的长崎造船厂在二战期间参与了多艘重要军舰的建造，其中包括“武藏号”——“大和级”战列舰的第二艘，成为日本军国主义最具标志性的战舰之一。
1942海试中主炮开火的武藏号
此外，还有自行火炮和装甲支援车，包括基于九七式坦克底盘改装的各类支援车型。三菱及其关联制造体系为这些装备的底盘和动力系统提供了重要保障。
总体来看，根据现有的历史数据显示，在军国主义时期，日本侵略军所使用的军用装备当中，三菱一系贡献了相当大的份额，涵盖陆、海、空多个领域。如果按装备单位来计算，其生产总数超过百万级，从空军的主力战机，到陆军的机械化战力，再到大型海军舰艇，三菱这些企业共同支撑起了当时日本军工体系最为核心的力量。
而这条线，战后没有被斩断。三菱重工及其配套体系在战后重组后，继续回到它们的老本行，成为今天日本现代防务力量的工业骨干。说实话，从思想和文化的继承性上来看，在复活军国主义的过程当中，这样一家企业、这样一类企业，扮演了极其特殊的角色。
对于中国来说，我们要预防、要打击、要惩戒日本军国主义这种复活的行径。要防患于未然，避免历史的重演，对这些企业就要进行精准的点穴式打击。这也是历史赋予中国的一个至关重要的使命。大家对这个问题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要有充分的意志、坚定的决心，还要有充足的耐心和恒心，持之以恒、循序渐进、行之有效地把这种风险扼杀在萌芽状态。绝对不允许历史的重演，这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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