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下午3点15分，“鹳”式飞机歪斜升空，墨索里尼获救的欢呼声未落，真相已坠入悬崖——伞兵们用床单铺就200米跑道，斯科尔兹内却将“我的冒险”写入历史。莫斯少校沉默凝视缆车站：“这不是哗众取宠的冒险，而是士兵用生命丈量的任务。”政治宣传碾过事实，硝烟散尽时，唯有被篡改的捷报在柏林电台反复播放。
传奇落幕
听闻领袖安然无恙后，莫斯少校在下午2点45分经由缆车抵达山顶车站。贝尔莱普希在车站附近与莫斯会面，两人的对话非常简洁:“伤亡?”“没有，少校先生。""领袖?”他在准备行李。”虽说山顶正刮着大风，四周还算安静。此时盖拉赫的飞机接近山头，准备降落，人们可以听得见它的引擎轰鸣声。在场的人全都面带微笑:德国人微笑是因为行动的成功，意大利人高兴也许是因为他们没人被打死，紧张的局势终于结束了。警卫们交出武器之后和德军友好地打成一片。
赶到山上之后，莫斯少校与贝尔莱普希中尉握手致意。
上山见到贝尔莱普希之后，莫斯对“傲慢而妄自尊大"的斯科尔兹内与伞兵们之间的紧张关系深感担忧。莫斯回忆道:“我观察到贝尔莱普希表情冷漠，推断出，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某种事件导致了敌对情绪。我此时不能详细地调查此事，因为领袖已经来了，他的秘书跟在后面”
与此同时，盖拉赫驾机在旅馆前方的一小块平地上降落了。在此之前，第1排的伞兵和滑翔机驾驶员们平整出了一块着陆区。他们把平地上的石块清理了出去，并用床单和被单搭成一个十字形，为飞机指示着陆点。之前洪特的飞机试图在阿赛奇缆车站附近降落时,起落架被不平坦的地面损伤，看上去得花几个小时才能修好。这一次，盖拉赫成功地降落于旅馆前方约30米的位置上。在伞兵们帮助下，盖拉赫离开“鹳”式跑向旅馆。当听闻洪特的“鹳”无法使用而莫斯又跟施图登特联系不上时，盖拉赫同意用他的“鹳”载着墨索里尼从旅馆附近的地面起飞。斯科尔兹内令其部下清理掉预定起飞跑道上的岩石，18名意军也很乐意帮忙。一般情况下，“鹳”式需约80米起飞距离，但在2000米高度上，空气稀薄，正常距离远不能满足起飞要求。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好不容易将跑道延伸到200米。
"鹳"式侦寨机飞行员盖拉赫成功障落后，斯科尔兹内和他一起用望远镜观 察并讨论周边适宜起飞的地形。
之后，斯科尔兹内把盖拉赫拉到一边，告知他必须登上“鹳”式，保卫领袖安全。盖拉赫直接拒绝，指出斯科尔兹内将使飞机超载，起飞距离变短，这是很危险的。可前者硬是坚持，盖拉赫被迫同意。
正如莫斯所言，墨索里尼现身时的形象很邋遢，不少兴奋的宪兵挤在他周围。同时德军战地记者开始拍合影照，墨索里尼疲惫的状态和低落的情绪让德国军官们颇为吃惊。由于领袖曾请求莫斯赦免这些待他不薄的看守，索莱蒂、古埃利和费奥拉等人也被允许与大家合影“留念”。
合影之后，大群德意官兵簇拥着墨索里尼向“鹳”式飞机走去。盖拉赫爬进驾驶舱，接着是斯科尔兹内，最后是墨索里尼。为了迎风起飞，盖拉赫发动引擎的同时，15名德意士兵托着机翼。下午3点15分,“鹳”式开始起飞助跑，人们以德语和意大利语高呼“万岁!”。当“鹳”式离开跑道的一刹那，它似乎不可避免地坠向悬崖，但几秒钟后,顽强的“鹳”又歪歪斜斜地升了起来，最终进入了航线。一小时后，盖拉赫驾机抵达普拉提卡迪马尔机场，从那里又转乘一架He111前往维也纳。当他们抵达维也纳的一所旅馆后，希特勒试图给墨索里尼通电话，而疲惫不堪的领袖早已回房休息。
莫斯与墨索里尼合影留念，同时还有很多德军官兵围在周围
在斯科尔兹内名声大振的同时，莫斯令人从滑翔机内收集装备,并纵火将其烧毁。这也是没法转移飞机的无奈之举。当奇袭结束后，突击队在山顶逗留了近7个小时，才乘缆车下山。部队于傍晚7点就地宿营。其间，洪特的“鹳”式完成修理，飞返普拉提卡迪马尔。9月13日一早，莫斯率车队启程返回弗拉斯卡提，一路畅通无阻。拉奎拉意军没有任何干涉的举动。
幕后英雄与争议
9月14日早上，一些官兵跑到了伞兵营长的帐篷。早上7点的无线电广播传来了新闻，说斯科尔兹内是“墨索里尼的救星”。柏林电台还宣称他是行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并说行动的损失很惨重。
墨索里尼在施韦尔特等人的帮助下登机
贝尔莱普希火冒三丈，和其他伞兵官兵一起要求进行重新报道，澄清事实。莫斯前往第11航空军司令部，把此事报告给施图登特。他要求对报道进行修正，这既是为了真相的缘故，也是为了官兵们的家人，因为他们听了广播之后一定以为自己的亲人已经不在人世了。施图登特并没有像莫斯那样生气。当时他的主要担忧是占领罗马的问题，营救墨索里尼的事情对他来说并不重要。但他还是让莫斯冷静下来，并且许诺将在最近几天内和希特勒本人谈一谈这件事情。
究竟是怎么回事?是伞兵们的错误，还是施图登特的错误?或许戈林过于自信了。他是从施图登特那里得知行动成功的。戈林希望亲眼证实这一点，于是前往维也纳机场去接领袖，这就为求功心切的斯科尔兹内扫清了障碍。在维也纳中途停留期间，抵达下榻地点--皇家饭店之后，斯科尔兹内立即打电话给党卫军上将恩斯特·卡尔滕布隆纳，绘声绘色地把营救过程描绘了一番。斯科尔兹内无疑同时为希特勒和卡尔滕布隆纳两人工作，要向他们两人负责。
这三人都是奥地利人，因此老乡们互相帮衬，肯定是起到了很大作用。然后情况被通知给纳粹党的领导人们，他们急于需要进行宣传，并揪出内部的敌人。希姆莱立刻打电话给希特勒，把斯科尔兹内领导下的党卫军的伟大胜利告诉给他。希姆莱然后又打电话给斯科尔兹内，向他宣布，希特勒将到慕尼黑接见他和墨索里尼。元首将向他授予骑士十字勋章。但这还没完，电话又响了。这次是希特勒本人，他要和斯科尔兹内通话:“斯科尔兹内上尉，您赢得了一次伟大的胜利。作为元首，我对您表示感谢。”然后，又下了命令，将斯科尔兹内晋升为党卫军少校。
斯科尔兹内和墨索里尼搭乘一架Ju52飞机来到慕尼黑，喜形于色的希特勒在这里迎接了他们。10月3日，斯科尔兹内应邀参加了在柏林体育馆举行的丰收感恩节庆典，希特勒向欢呼雀跃的群众作了讲话，并向三名高官颁发了战功骑士十字奖章，周围还有一群纳粹高官们簇拥着他。
墨索里尼向欢迎的人群挥手致意，希特勒在墨索里尼下机后为他介绍欢迎者。
斯科尔兹内摇身一变成为纳粹德国的英雄，其地位不可动摇，盟军也视其为一位勇猛无畏的战士。这真是命运的莫大讽刺:在他充满冒险的战争生涯中，让他成名的却是这件事情-他在其中既不是筹划者，也不是领导者。但在战争的这个阶段，德国宣传机构急需一个高效、果断和勇敢的榜样来鼓舞三军士气。于是就制造了“大萨索山的成功是无与伦比的，它是一个超能勇士奋斗的结果”这样的神话…….施图登特还能够从希特勒本人那里得到对事实的澄清吗?将军虽然希望能够尽快结束那些不实报道，但他对莫斯许下的诺言却无法兑现了。他和戈林谈了一次，详细地解释了营救领袖的行动的真相，但戈林也回天乏术。希特勒本人已经发话，对斯科尔兹内的说法予以承认，对他本人予以表彰，难道要让元首自食其言吗?
这一次，希姆莱强压了空军。空军总司令和党卫军全国领袖之间的关系并不和睦。希姆莱成功地抓住了机会，夸大了他的部下的功绩，而忽略了伞兵的贡献。施图登特只得接受现实，一再向莫斯重申:“亲爱的莫斯，我可不想得罪希姆莱!”关于伞兵伤亡的不实报道，施图登特的回答是一样的。事情已成定局，但莫斯心有不甘。10月初，在到柏林出差时，他向空军总参谋部发出了抱怨。随后莫斯收到了元首大本营发来的一份电报:“元首亲自下令以这种方式进行报道，意在向全世界宣示，为了救出他的朋友墨索里尼，哪怕要牺牲最优秀的德国士兵也在所不惜。”莫斯澄清事实的努力被压倒了，政治宣传战胜了真相。
莫斯表示:“斯科尔兹内在一份报告中使用了‘我的墨索里尼冒险’这种说法，这倒是公平的，因为整个事件对他来说的确只是一次冒险，尤其是因为他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不需要发布命令，也没有什么目标需要达成。但对我们的士兵来说，这不是什么冒险，而是一次非常严肃的军事行动。并不是什么机缘巧合才让我来到了沙盘前;我是个指挥官，要对部下负责，而且我必须服从上级的指令。我必须把两方面综合起来:完成任务和保护我的伞兵们的生命安全。我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并没有大呼小叫、哗众取宠以及冒不必要的风险，以便为自己挣得虚名。斯科尔兹内和党卫军把整个行动的荣誉和功绩据为己有,而我无法讨得公道。9月底，我离开了伞兵营长的岗位，临行时我向官兵们许诺，在战后我一定会公开澄清事实。但我当时没有想到，要等那么久。
希特勒在狼穴与斯科尔兹内合影。
这次行动理应被载入史册，因为它是德国士兵的英勇的典型范例。但由于政治宣传的需要以及糟糕的新闻报道，一切都被搞砸了。由于个人的野心、争斗以及丑恶的政治阶层歪曲事实的需要，这个光辉事件被湮没了。伞兵们完美地完成了上级赋予他们的任务，他们的努力、能力和勇气虽然受到了掩盖，但并没有被消灭。”
莫斯是个军人，完美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他成功地指挥了一次空地协同作战，虽然任务十分困难，但还是执行得天衣无缝。只有专家才能做到这一点。但是，营救墨索里尼的行动并不是个简单的军事行动，它还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希特勒本人就是这样理解的。很显然，他不需要墨索里尼来做军事统帅，他看重的是后者作为法西斯主义创始人的象征性意义，因此墨索里尼只是个“同路人”，而谈不上是真正的盟友。9月15日下午，墨索里尼向公众宣布，他将“重新执掌法西斯运动的领导权。”这个宣言，以及后来意大利社会共和国的建立都不能说明，他的领导权真的得以恢复了。
希特勒希望能够为营救墨索里尼的行动赋予政治和个人的意义，因此他刻意要把功绩归于他的一名亲信，最好是一名党卫军军官。斯科尔兹内本质上是个精明的人，他完全懂得元首对他的期望是什么，所以他和希特勒可谓一拍即合。
斯科尔兹内对其他人对行动的描述都予以了批驳。他对莫斯及其记述总是毫无敬意。1973年，在一次采访中，采访者问他对施图登特的伞兵们的说法有何看法，他答道:
“莫斯在事件的多年之后才凭借记忆来进行记述，这对澄清事实毫无贡献。是希特勒把我派到了意大利;谁也不能否认这一点。德国在意大利的所有资源都要支持我的行动。这一点，也没有人否认。……施图登特为我提供了人员和飞机，以及相应的指挥官。……那又如何?1943年9月12日，星期天，下午2点，我在峰顶营救墨索里尼的时候，莫斯又在什么地方?我来告诉你吧:他和他的人都在缆车站。是谁冲进了旅馆?谁走进了墨索里尼的房间?谁迫使意大利卫兵投降?至少没有人能否认这一点!
媒体把我描绘为行动的主要英雄，这让其他人妒火中烧。但这种事情总是会发生的。………这种事情，功绩总会被归于一个人，碰巧这次是我，原因很简单:是希特勒派我去的。我开始了行动，执行了行动，完成了行动，当然咯，是在很多人的协助之下。”
1943 年10月3日，斯科尔兹内受邀到柏林体育馆参加丰收感恩节的庆典，他起身向体育馆内所有人致意。
从斯科尔兹内这一席话，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机智和敏锐。突袭大萨索山需要的是专业和严肃的行动，不是纳粹的“超人”神话，但沉醉于神话中的人们把行动演绎成了超人的冒险。斯科尔兹内强调了自己在行动中的绝对领导地位:希特勒亲自命令他找到墨索里尼的下落;他参加了对“皇帝草原”旅馆的航空侦察;他是直接攻击旅馆的空降突击队的一员，他是在场军衔最高的人;是他第一个出现在墨索里尼面前，并且陪着墨索里尼一直到见到希特勒。他的说法着实很有说服力，如果不进行深度的分析，的确很难驳倒他。尤其是纳粹党的支持和宣传机构的报道，更是使得他的英雄地位难以撼动。
但也有党卫军军官也认同伞兵的说法。比如德国驻罗马大使馆的党卫军代表欧根·多尔曼，他当时也是凯塞林元帅的助手。多尔曼认为，伞兵在此次行动中的功绩是确凿无疑的:
“我的意见和凯瑟琳元帅是一样的，真正的主角是施图登特将军、莫斯少校和盖拉赫上尉。斯科尔兹内的角色是作为‘顾问’，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观察员’，来参加寻找墨索里尼的行动。他的任务就是这个。军事行动的唯一负责人是施图登特将军。后来把功劳全都算到斯科尔兹内一个人的头上，这让凯塞林也吃惊不小。我记得在1959年，也就是凯塞林去世前一年，他和我详细地讨论了这个事情。他再次向我强调，行动的主导者完全是施图登特和他的伞兵。”
施图登特将军的说法是:
“一次军事行动的功绩应当归于进行筹划和指导部队执行的人。斯科尔兹内并没有参加筹划工作。军事行动的指挥官是莫斯少校。救出墨索里尼的任务是交给他的。斯科尔兹内是个精力充沛、智力过人和非常有价值的人。而且他的想象力还很丰富，但解救墨索里尼的并不是他。是莫斯负责指挥所有参战的伞兵。如果行动失败，斯科尔兹内无疑会把责任全都推给莫斯和我，见报的就是我们的名字了。”
在1950年，莫斯指出，由于个人的野心、争斗和政治丑闻，行动的真相被扭曲了:
“所有参战的伞兵从斯科尔兹内的一言一行中看到的都是他对伞兵的不尊重。有些伞兵甚至公开宣称，党卫军对伞兵耍下这个花招，迟早会遭报应。
施图登特在9月28日为伞兵军官们授勋，从左至右分别是骑士十字勋章获得者盖拉赫与埃利玛
在大萨索山事件之后，空军和党卫军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升级。我们无法对这一矛盾作出恰当的评价，况且它在今天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但在斯科尔兹内和大萨索山方面，情况就不一样了。在当时，仅仅对斯科尔兹内的传说进行客观评价是不够的，在今天也仍然不够。在我看来，事实真相是这样的:公众对传说予以了吸纳，不加批判地予以了支持必须对事实进行正确的评估。我努力的目的就是如此……”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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