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年三十的天要黑（方言，傍晚），村子里就开始飘年夜饭的香了。我们家照例是母亲在锅屋（方言，厨房）忙活，锅底的柴火烧得噼啪响，铁锅上的白气一股股往外冒。
年夜饭摆在堂屋，八仙桌，四条长凳，一家人围得满满当当。母亲总是最后一个上桌，围裙还没解，额上有细密的汗。她坐下就先给我夹菜，看着我吃下去，才动自己的筷子。
吃过年夜饭，就要包大年初一早上的饺子了，还要包一个带硬币的饺子。
这是我们那儿的老规矩——大年初一的饺子，得在除夕夜边守岁边包好。而饺子里头要藏一枚硬币，是顶让人惦记的事。老人们说，谁吃着了，谁来年一整年都有福气。
硬币归我洗。
我是家里最小的，这差事年年落在我头上。母亲从口袋里摸出一枚崭新的五分硬币，递给我。我接了，跑到锅屋，从水缸里舀半瓢水倒在盆里，把硬币丢进去。水是凉的，我用指头搓着，搓一下，拿起来看看，再丢进去搓。其实哪里是洗，不过是借着由头玩水罢了。母亲在案板上揉面，回头看我一眼，笑着说：“好好洗，洗亮了，福气才肯来。”
我把洗好的硬币攥在手心，跑过去递给她。母亲在围裙上擦擦手，才来接。她的手粗糙，指节有些裂口，碰着我的手心时，有点扎。她捏着那枚硬币，翻过来看看，又翻过去看看，然后小心地搁在面板边上。
包饺子的时候，母亲是极认真的。
面皮摊在左掌心，筷子挑一疙瘩馅，那枚硬币从面板上拿起来，轻轻按进馅里。对折，捏褶。她的动作不快，一下，两下，三下——褶子捏得细细的，齐齐的。她捏的时候不说话，眼睛盯着手，嘴唇微微抿着。她不识字，一辈子围着锅台转，说不出什么大道理，可那一刻，她心里装着的那些盼头，那些说不出口的话，好像都捏进那一道一道的褶子里了。
第二天清早，鞭炮响过，饺子下锅。母亲站在灶前，笊篱在沸水里轻轻搅动。盛饺子是她的事，敬过老天后，便一碗一碗端到桌上，端到我面前的那碗，她总是轻轻放。
我咬开第一个饺子，牙齿就磕着了硬物。吐出来，硬币落在桌上，转着圈儿，叮地响。我举着它叫起来：“我吃着啦！”满屋子都是我的声音。母亲坐在对面，笑着看我，说：“我的三儿，运气好。”我是家里的老小（方言，最小的），从小体弱多病，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好东西母亲都是紧着我吃。
那些年我当真以为是自己运气好。
后来大姐告诉我，母亲包那枚硬币时，会在饺子的褶子上悄悄捏一个极小的角——就那么一丁点，只有她自己认得。下锅时盯着，盛碗时记着，端到我面前。哥哥姐姐们早看出来了，谁也不说破。
2013年，母亲走了。
从那以后，家里的饺子再没包过硬币。除夕夜，案板前空落落的。大年初一的碗里，再没响起过那一声脆响。饺子还是那个味儿，咬下去，软软的，什么也碰不着。
其实不是不能包。买一枚新硬币，洗一洗，包进去，多容易的事。可包给谁呢？谁又会在褶子上做那个记号？谁会在灶前守着那一锅翻滚的水，把那一碗悄悄放到我面前？
没有这样的人了。
今年大年初一，饺子端上桌，热腾腾的，白胖胖的。我咬开一个，又咬开一个。嚼着嚼着，忽然想起母亲包饺子时的样子——她站在案板前，围裙上沾着面粉，手粗糙，指节有裂口。她低着头，捏着褶子，一下，两下，三下。她把所有能给的，都给了我。那枚硬币，那些记号，那份只有她自己知道的惦记——她不说，我也从没问过。
窗外不知谁家放起了烟花，砰的一声，满天亮闪闪的。我低头看着碗里剩下的几只饺子，白白胖胖的，安静地卧在碗里。
人间烟火岁岁依旧，可我知道，最暖的那碗饺子，最真的那份疼爱，永远留在了有母亲的旧时光里，从未走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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