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7月初，戈壁滩的天刚破晓，温度已蹿上三十度。黎明的微光照在粗粝的沙砾上，像给大地铺了一层明晃晃的铁板，也把视察车队的身影拉得很长。张爱萍坐在吉普车后座，手里翻看工程简报，车轮卷起细沙，发出沙沙的响。短短几个月后，第一次核试验就要开始，每一项数据、每一个节点都刻不容缓，车里气氛因此显得格外凝重。
距离靶场十五公里处，车队拐向基地西南角的生活区。张爱萍示意停车，他说想就地查看安装在荒漠中的输电线路。不远处有一排土砖房，门口几块石凳挤在一起，上面坐着几名年轻战士。那几个背影打破了原本一板一眼的节奏：他们军装颜色发旧，肩章边缘磨得起毛，斜挎包贴在单薄的腰身上，几个人同时低头抹汗，像随时会瘫倒。
张爱萍盯了几秒，鼻尖滚烫的热浪让他直眨眼，可他没挪步。斜挎包的形制他再熟悉不过，八一三淞沪战役时便背过——仅装干粮、水壶和一张汗巾，专为长距离步行而生。此刻，这几只包几乎瘪成一张布，足见里头空得厉害。他心头顿起疑问：物资补给点就在后方几十米，为何这些兵连喝口水都没有？
“看来不是基地常驻人员。”他很快得出判断。酒泉卫星城的内部守备部队换装整齐、轮休固定，而眼前这些少年兵，显然是从边缘观测哨赶来的。最远哨位距此六十多里，往返一趟得花十六个小时。想到这一段路，他皱了皱眉——在这种40摄氏度的高温里徒步，哪怕老兵也撑不住。
服务社木门吱呀一声开了，工作人员迎着热浪快步跑来：“将军，饭菜准备好了。”张爱萍抬手拦住，目光仍定在那几张涨得通红的脸上。他走过去，语气平静却透着不容拒绝：“跟我来，屋里凉快。”战士们互相看了眼，愣在原地，像被人突然点名。对话只剩一句低低的回应：“首长，我们就在这儿等。”
进入食堂，热汤香味扑面而来。桌上四盘家常菜，两个刚出笼的白面馒头透着热气。有人递上毛巾和茶水，可张爱萍没伸手，他侧目透过窗户，看见外头那几名战士仍在晒着。“再不吃，他们会中暑。”他心里嘀咕，脸色却更沉。忽地，他“啪”地放下筷子，端起装着馒头的不锈钢盘子，大步走出门。
“不饿不行，这是命令。”他把馒头递到最瘦的小兵手里，声音不高，却带着不可商量的劲儿。少年双眼通红，一句“谢谢首长”卡在喉头，满嘴干得说不出话。剩下几人见状，才小心接了馒头，狼吞虎咽，那副埋头苦吃的模样，让旁观者心口发酸。热浪里只听见咀嚼声和“呼哧呼哧”的喘息。
回到屋内，张爱萍沉默良久，饭菜早凉透，无人敢动筷。他忽然开口：“他们为什么没饭吃？”一句话像石头落在水面，众人面面相觑。后勤股长支吾半天：“报告首长，今天人多，食堂准备得少……他们又来得晚，就……就让他们等等。”这句“等等”彻底点燃了张爱萍的怒火，他霍地起身，厉声喝道：“叫基地司令来！”
十分钟后，司令满头大汗赶来，军礼还没放下，就被质问：“几十里风沙，口粮打空，你们让战士空着肚子等？你能等得住？”司令哑口无言，只能低声应是。张爱萍语速并不快，却句句如锤：“两弹一星不是首长的光荣，而是千千万万基层士兵用生命垒出来的。一口水、一块馒头，能省吗？”
接下来的两小时，他在临时会议室连下数道口令。第一，所有边哨补给改用车辆直送；第二，服务社和食堂建立应急储备库，二十四小时开放；第三，设立流动灶台，哨位来人随到随吃；第四，后勤科每日汇总缺口，基地统一配发。记录员的铅笔在纸上飞快划过，每写完一条，都要确认责任人、时间表。张爱萍一句不落，语气近乎苛刻：“写清楚，别糊弄，出问题直接找我。”
会议散场，太阳已偏西，戈壁的热浪刚退又刮起呛人的风沙。张爱萍走到院子里，那几名战士正端坐在车厢里，抱着装满罐头和烧饼的背包。发动机轰鸣之前，他敲了敲车皮：“回去路上慢点，别漏了水，明天开始会有人给你们送补给。”最小的战士激动得把缠好的水壶举到胸前，一脸憨笑，憋出一句：“我们一定守好岗位！”
车尘渐远，只留下随行参谋低声感叹：“为了几块馒头，值吗？”张爱萍摘下军帽，手指在帽檐上摩挲半晌，道：“值。没有人心，再大的工程都只是空壳。”夜色降临，远处基址灯火通明，像一片星河落在沙海。没人再提吃饭的事，可每个人心里都清楚——从此，再不会有执勤兵饿着肚子在荒漠里等天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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