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9月15日清晨,珠江上空薄雾翻卷,汽笛声隔着水面闷闷传来。军区大院门口,一辆吉普车停稳,车门打开,许世友提着军帽跨出车厢。警卫注意到,他皮靴鞋底还粘着皖南的泥巴,可许世友的第一句话却是:“附近山里走兽多不多?”

他在北方练出的爽利脾性,一落广州就显得格外扎眼。机关参谋递来一摞简报,许世友只扫两眼,便让勤务兵去找一份详细地形图。有人劝他先熟悉业务,他摆手:“人事文件放不跑,野味要趁季节。”

白云山、帽峰山、从化林区的航测照片很快铺到木桌上,红蓝铅笔在山脊与溪谷间来回勾勒,像一张缩小版“战场示意”。他指着一块山洼说:“谷口有水源,更有庄稼,夜里准蹿野猪。”警卫低声嘀咕,“司令怎么看稻田像看阵地。”许世友笑,“打仗、打猎,路数差不多。”

进入十月,岭南雨势渐收,农户频频上门告急:庄稼被拱得惨不忍睹。许世友当晚批条:“协助群众,排难解忧。”语气轻描淡写,第二行却多了八个字——“本人随行,不得声张”。

夜幕降临,他挑了八名警卫,悄悄进山。月亮被乌云遮住,山道只剩手电那一点微光。出发前,许世友检查枪机,顺手示范分解再组装,百来斤的大汉动作快得像变戏法。“枪口抬高三十度,先想安全,再想猎物。”这一句成了警卫耳边的固定回声。

前三夜,山里静得吓人,潮气滑过树叶像有人喘息。第四夜,有警卫嘟囔想撤,被许世友一瞪,话立马咽回喉咙。第八夜凌晨,两声枝桠脆裂把人从困倦里拽起,黑影在低矮灌木间滚动,泥土被硬蹄翻起。许世友压着声音:“等它们全进包圈。”

信号弹划空而去,火光一闪,枪声点射。两头母猪、一只小公猪翻倒在地,血淌出一道亮线。最大那头公猪负伤逃脱,只留深深蹄印。许世友蹲下查看弹孔,皱了皱眉头,却没多说,只把枪重新背上肩膀,“还会回来,慢慢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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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下军车的后厢里,冰块、粗盐、麻绳早准备妥当。装载完毕,他吩咐:“一半送受灾农户,一半带回炊事班。”跟去的排长心想司令好大方,转念又明白:这是最省力的“做群众工作”。

三天后,梅花园小楼灯火通明,没有宫保鸡丁,也不见葱油鲈鱼,整桌全是山里换来的硬货:红烧猪肘、干煸筒骨、酥炸猪排,配两坛小曲酒。负责后厨的老兵打趣:“土茅台喝着冲,可省钱。”许世友端碗笑,“咱不是摆排场,只图个痛快。”

席间,有客夸味道赛过南京野鸭,他放下酒碗:“野鸭顶嘴,野猪顶肚,吃啥看本事。”说罢举杯一饮而尽,声音哐啷落桌,把窗外的蝉声都震没了。没人再客套,老战友们只顾埋头啃骨头,啤酒泡沫沿杯壁往下淌,连医务所大夫都破例喝了两口。

打猎于许世友不是随意娱乐,更像另一种操练。每次埋伏,他要求全体警卫依战斗班组配置,侦察、伪装、通信缺一不可。战后一汇总,他站在弹着点前复盘弹道,逐枚弹壳都能指出射击误差。有参谋私下说:“跟司令打野猪,枪法比靶场练得快。”

1976年1月,那头负伤逃走的大公猪在帽峰山另一侧显迹,体重已涨到两百多斤,獠牙外翻。许世友没带勤务兵,只借三名民兵和两条猎狗。凌晨一枪,野猪轰然倒地。他看着仍在抽搐的巨兽,挥手道:“獠牙留后勤车间磨刀。”民兵愣住,“司令不留纪念?”答曰:“死人不留骨头,猪牙留着干啥。”

转眼进入八十年代,广州城圈越扩越大,白云山划为禁猎区。许世友接到通知后,把那支陪伴多年的苏制双筒猎枪挂回墙上,自嘲一句:“枪也要退役啦。”从此,只余茶盏与书页作伴。

晚年回南京养病,客厅墙上仍挂那把猎枪,却再无子弹。他偶尔指着枪说:“打仗是命令,打猎是余兴,都过去了。”语调平铺直叙,如同说明天气,锋芒收进岁月褶皱,却仍让听者心口一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