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9月下旬，北京东四一处老旧办公楼里，电话声骤然响起，音乐家协会秘书长孙慎急匆匆抓起听筒：“王莘同志在吗？《歌唱祖国》的词曲作者得赶紧把歌谱寄来！”听筒那头传来爽朗大笑，“老孙，别急，作者正在跟你讲话呢！”一句话，让屋里所有人愣住。可就在一年多前，这首歌还只是天津开往北京的一节车厢里，写在烟盒反面的潦草笔迹。
时间拨回到1950年9月15日。那天清晨的天安门广场阳光击破薄雾，五星红旗猎猎作响，广场两侧的红灯笼闪着新漆的光。来北京办差的王莘被这片红色海洋晃得睁不开眼，他停住脚步，脑海里先是空白，紧接着就是去年的隆隆礼炮、海浪般的呼喊声。那一刻，他嘴里突然蹦出几句旋律，“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伴随低低哼唱，他的眼眶一下子湿了。
傍晚返程的硬座车厢里，车轮有节奏地敲击轨枕，像一面小鼓。王莘心口却敲着更猛的鼓点，词句乱箭般往外蹿。他翻遍口袋没摸到一张纸，只好抓起地上的旧烟盒，把那面光滑的背板抹了抹，抖手写下第一行字。乘客们看见他一会儿低头疾书，一会儿嘴里念叨，还抹眼泪，忍不住对视摇头：“这人疯了？”有人嘀咕，“像个诗人”。王莘什么也没听见，他笔尖飞快，十几分钟，整支烟盒被写满，他又撕下报纸边角续上。
歌词初稿定下，他又在车厢连椅上轻轻敲节拍，找旋律。那曲调既有行进曲的步伐，又透着民歌的亲切。列车进站时，他忽觉自己像换了个人，仿佛把满腔热血都倾进几行字里。从此，一段歌声从津沽大地悄悄飘出。
天津码头工人最先学会唱。人多声响大，词句一准儿就传开；没多久，北京胡同里卖糖葫芦的小贩也哼了起来；再后来，北海公园划船的小伙子把手里的桨当指挥棒，一船游客齐声合唱。群众的耳朵最公平，什么能击中心口，他们一听就懂。
就这样，《歌唱祖国》未经任何官方推介，自己长了腿跑到中南海。毛主席在一次会议间隙听到工作人员低声哼唱，转头问：“什么歌？”工作人员答曰新歌，名字叫《歌唱祖国》。主席点点头，几天后又专门找来录音机听完整版本，淡淡一句：“这首歌好。”简单五字，一锤定音。
国庆三日前夕，周总理签署政令，要求全国文艺团体普及此歌；人民日报、人民文学相继全文刊载。10月1日清晨，天安门广场礼炮响过，国旗升起，《歌唱祖国》紧随国歌，被二十多万群众齐声唱出。那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有作品跻身“国庆必唱”。
光环背后，王莘的履历并不华丽。1918年，他出生在江苏无锡荡口镇农家，家贫难得三餐饱，却迷上唱曲。抗战爆发第二年，他背着干粮闯进延安，考入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1940年，在华北联大成立大会上，他担任《黄河大合唱》中“王老七”的领唱。演出前，他手心冒汗，旁边同学打趣：“毛主席就在台下，你别哆嗦。”王莘忍不住回一句，“不是怕，是激动”，声音虽小却铿锵。
延安岁月让他明白，一首好歌可以撑起民族的脊梁。冼星海毕业那天递给他一支法国得奖活动铅笔，说：“拿去，再写出能让人热血沸腾的作品。”十年后，烟盒背面那首《歌唱祖国》果真没辜负老师期望。
然而命运并非一直高歌。六十年代那段特殊时光里，他被下放乡村，妻子王慧芬患癌仍拖着病体照顾家庭。最艰难的三年，他把田埂当谱台，竹枝当指挥棒，硬是写下几十首儿童歌曲。1980年重返天津歌舞团，他已步入花甲，身体却开始敲警钟。1982年的脑血栓让他与轮椅为伴，但创作没停。有人疑惑，“身体这样还写？”他笑着答，“笔能动，歌就能飞。”
九十年代初，流行歌曲席卷内地，一些旋律浅白却空洞。他暗暗着急，决定成立基金会推广爱国歌曲。1995年除夕，全家凑足十万元启动基金，专门奖励写给青少年的红色作品。那笔钱不算多，却让不少音乐老师有了排练经费。
2007年10月1日凌晨，北京的街灯还亮着，王慧芬推着轮椅上的王莘缓慢驶向天安门。国旗护卫队列队走过时，士兵们忽然立正致敬，钢枪齐举。队长认出轮椅里的老人，洪亮地说：“向《歌唱祖国》的作者致礼！”那一刻，王莘颤着嘴角，轻轻跟唱起自己的旋律。半月后，他在天津辞世，享年八十九岁。
同年十一月，“嫦娥一号”从月球轨道播回的第一首曲子正是《歌唱祖国》；一年后，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现场，九万观众再度用这首歌迎接世界。人们或许记得升旗的瞬间，记得火炬的光，但若有人问：这首歌从哪儿来？答案仍指向那节1950年的硬座车厢，以及那只被乘客误以为“疯子”的年轻人——王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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