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底，一个寒冷的冬天，汪精卫带着几个亲信从重庆逃到了河内。几个月后，他在报纸上发表了那封臭名昭著的《艳电》，公开响应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的声明。那个时候，正在重庆街头躲警报的老百姓看到这份报纸，骂了一声“汉奸”，然后把报纸揉成一团扔进了垃圾桶。但谁能想到，这个“汉奸”二字背后，站着的是一群人，一群来自五湖四海、背景各异、后来又打得头破血流的人。
汪精卫伪国民政府1940年3月在南京开张，挂的是青天白日旗，但旗杆上硬是加了条黄色飘带，日本人规定加的，说是为了和重庆政府的区别。一群西装革履的人在南京的礼堂里宣誓就职，对外喊的是“和平反共建国”，对内分的是权力和地盘。这帮人里，什么人都有，有留洋回来的博士，有带兵的军阀，有北洋政府的老官僚，还有跟着亲戚沾光的纨绔子弟。
要说这些人的出身，最显眼的还是国民党旧部。汪精卫自己当年是孙中山的秘书，写文章一把好手，被称作“国民党的第一支笔”。跟着他跳下水的，有陈公博、周佛海这些国民党的资深人物。陈公博是中共一大代表出身，后来跑到国民党这边，一路干到了实业部长。周佛海也是中共一大代表，后来叛党投蒋，成了蒋介石身边的红人。这两个人都是有本事的，会写会说，懂政治懂经济，放到任何一个正常国家都是能撑起一片天的人物，偏偏把自己的聪明才智用在了当汉奸上。
除了国民党旧部，还有一群人是从北洋政府那边过来的。王克敏当过北洋政府的财政总长，做过中国银行总裁，民国初年在政界混了几十年。梁鸿志也是北洋时期的老人，做过段祺瑞执政府的秘书长。这些人清朝末年就中了举人进士，民国初年已经位高权重，到了抗战时期，他们年纪都大了，手里没权了，心里不甘，日本人一来，他们就觉得机会来了，想着借日本人的势力再风光一把。王克敏在北平搞了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梁鸿志在南京搞了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汪精卫来了之后，这两个政府合并进了汪伪政权，这些老官僚摇身一变，又成了“中央大员”。
还有一群人是靠裙带关系上来的。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是个厉害角色，广东人，脾气大，手也长。她在伪政权里虽然没有正式职务，但谁都知道，这位“汪夫人”一句话比部长们的文件都管用。她的弟弟陈耀祖做了广东省长，侄子陈春圃做了建设部长，侄孙陈国丰也捞了个肥差。褚民谊是汪精卫的连襟，本来是个留法医学博士，正经学问是有的，但到了伪政权里，先是想当海军部长，后来又当外交部长，整天穿着自制的海军上将礼服对着镜子照来照去，让人看了哭笑不得。林柏生是陈璧君的干儿子，做了宣传部长，一手把控着伪政权的喉舌。这帮人围在汪精卫夫妇身边，被人叫作“公馆派”，仗着和汪家的关系，在伪政权里横着走。
还有一拨人是周佛海拉进来的。周佛海是湖南人，在伪政权里管着财政，手里有中央银行，有税警团，有钱有枪。他把自己的亲信一个个安插到要害部门，罗君强做了司法行政部长，丁默邨做了社会部长，李士群做了警政部长。这几个人和周佛海一样，都是早年参加过共产党的，后来叛变投了国民党，再后来又跟着汪精卫当了汉奸，人生轨迹惊人地相似。周佛海这伙人被人叫作“CC派”，和“公馆派”明争暗斗，争权夺利，从来没消停过。
地方上还有一批地头蛇。华北那边，齐燮元是北洋时期的江苏督军，手里有兵，到了伪政权里管着华北绥靖军，表面上归南京管，实际上自成体系，连军装帽徽都用的是北洋时代的五色旗，根本不把南京当回事。湖北那边，何佩琮、石星川仗着汉口日军的支持，把几百万元的国税截留下来，放到自己口袋里，汪精卫派人去要，他们嘴上答应，转身就把钱划到自己的私人账户里。这些人占山为王，对南京阳奉阴违，汪精卫拿他们一点办法都没有。
这帮人凑在一起，说是要“和平救国”，实际上各怀鬼胎。汪精卫想的是借日本人的势力当上国家元首，圆了他多年来的领袖梦。周佛海想的是把持财政大权，当个有权有势的“财神爷”。王克敏、梁鸿志这些北洋遗老想的是借日本人的势力东山再起，再尝尝大权在握的滋味。陈璧君想的是把广东变成自己的地盘，让陈家的势力在那儿扎根。李士群想的是靠着手里的特务组织当个地头蛇，谁不服就收拾谁。
各怀鬼胎的结果就是斗。汪精卫和王克敏在北平谈判的时候，王克敏摆出一副老资格的架势，说新中央政府要建也得建在北平，气得汪精卫拂袖而去。汪精卫和梁鸿志在上海谈判的时候，梁鸿志非要当行政院长，汪精卫死活不答应，两个人拍着桌子吵了几天。公馆派和CC派更是斗得不可开交，陈璧君为了不让周佛海的人染指广东，亲自坐镇广州，所有从南京派来的官员都得先到她那儿报到，让她点头了才能上任。周佛海恨李士群恨到要了结他的性命，1943年用一碟点心把李士群毒死了。
这些人干的坏事，三天三夜也说不完。周佛海管着财政，让中央储备银行疯狂印钞，中储券发得到处都是，物价飞涨，老百姓手里的钱一天比一天不值钱。李士群管着特工，在上海搞了个“七十六号”，抓人、杀人、绑票、勒索，无恶不作。林柏生管着宣传，整天在报纸上鼓吹“大东亚共荣”，说什么日本人是来帮中国建设的，把黑的说成白的，把假的说成真的。陈群在江苏搞“清乡”，把老百姓赶进集中营，稍有反抗就抓起来杀头。
有意思的是，这些人自己心里也清楚，他们干的事不对。周佛海在日记里写着“如此情形，何能建国”，又说“大厦将倾，一木岂能支持”。李士群临死前对人说，自己“一生作恶太多，死有余辜”。陈公博后来在法庭上说，他跟着汪精卫是因为“汪先生既然要跳水，难道我好站在旁边袖手吗”，这话听着像是讲义气，细想全是推卸责任。
1945年8月日本投降，这帮人的日子到头了。汪精卫1944年就死在了日本，算是躲过了审判。陈公博跑回日本，被引渡回来判了死刑。周佛海想将功赎罪，暗中和戴笠联络，帮着重庆维持秩序，最后还是判了无期徒刑，1948年病死狱中。陈璧君被判无期徒刑，1959年死在监狱里。褚民谊、林柏生、梅思平、丁默邨都被枪毙了。梁鸿志判了死刑，1946年被处决。王克敏在监狱里自杀了。齐燮元也被枪毙了。
只有少数几个人活了下来。何炳贤判了无期，后来保外就医，活到1973年。金雄白关了几年放出来，跑到香港去了。许建廷被判刑后放出来，回福建老家当了个政协委员，1960年病故。这些人算是捡了一条命。
汪精卫政权那帮人，说他们是乌合之众也行，说他们是精英堕落也行。他们里面有留洋博士，有大学教授，有银行家，有将军，有诗人，有法学家，哪个拎出来都是那个年代的人尖子。可就是这么一群人，在日本人的刺刀底下，在沦陷区的废墟上面，演了一出荒诞的戏，互相吹捧，互相拆台，互相算计，互相杀害，最后一个个死在审判台上、监狱里、逃亡路上。
历史有时候就是这么讽刺。1938年汪精卫逃离重庆的时候，他大概以为自己是在“救国”，是用一种“曲线”的方式救国。可是历史给他的答案是：曲线救国这四个字，写在纸上是一句漂亮话，写在历史上是一个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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