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947年，一场酝酿已久的宫廷政变，在吴越国都城杭州，骤然爆发。禁军统领胡进思率亲兵直闯天册堂，废黜君主钱弘倧，另立他的弟弟钱弘俶为新王。
火光映红宫墙，兵刃刺破夜空。
一位手无利刃的文臣挺身而出，挡在废王身前。他怒斥乱臣，却旋即被杀，鲜血溅落，染及钱弘倧的衣袖。
这位以死殉节、用生命捍卫君臣纲纪的文臣，就是受到吴越国两代君主倚重，朝野共称君子的水丘昭券。
水丘昭券死后，胡进思的妻子不禁对他破口大骂道：“他人你可以随便杀，昭券是君子，你为何要杀害他？”
然而，他的死，不过是五代乱世中无数权臣倾轧，武将弑杀的寻常惨案。
那么，水丘昭券是谁？他为何被胡进思的妻子称之为“君子”？他又是为何要挡在废王的身前呢？
乱世孤臣
水丘氏是吴越地区的名门望族，更是钱氏王族最重要的外戚势力。
吴越开国君主钱镠的祖母、母亲均出自水丘氏，家族和王室世代联姻、休戚和共，堪称“吴越第一外戚”。
作为水丘岑的后裔，水丘昭券自幼承袭家学，沉厚知书，他通经史、明大义，没有沾染半点权贵子弟的骄奢跋扈，反而养成了持重端方、心怀家国的品性。
然而，五代十国，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乱世之一。
中原王朝更迭如走马灯，武将拥兵自重，弑君篡位成风。“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的歪理横行天下，礼乐崩坏，法度尽失，百姓流离失所，生灵涂炭。
相较于中原的战火纷飞，钱镠建立的吴越国奉行保境安民、事大奉正，偏安东南一隅，轻徭薄赋，成为乱世中难得的安乐地。
然而，这份安稳却不是固若金汤。
吴越内部禁军权重，权臣坐大，外部南唐、闽国虎视眈眈，钱氏的朝堂，一直在安稳和动荡的边缘徘徊。
水丘昭券出仕时，正值吴越国第二代、第三代君主交替。
当时，武肃王钱镠、文穆王钱元瓘相继离世，忠献王钱弘佐年少继位，朝政一度由元老重臣和禁军将领共同执掌。
倚赖着外戚的身份和自身的才学，水丘昭券很快就得到了钱弘佐的重用。他历任要职，官至内衙都监使。
内衙都监使监察禁军、用兵谋划和军政机要，直接对君主负责，和执掌禁军指挥权的内牙指挥使胡进思相互制衡，是防范武将专权，维系朝政稳定的最后防线。
而水丘昭券是朝野瞩目的清流，他有文人的风骨，又能应对乱世的波谲云诡。不结党、不营私、不阿谀、不擅权，以“君子”之名立身朝堂。
可也因此，他成了胡进思眼中最碍眼的障碍。
社稷之臣
945年，程昭悦恃宠专权、扰乱朝政，钱弘佐极为愤怒，他准备深夜发兵突袭程昭悦的府邸，诛杀程昭悦。
当时，满朝文武无人敢谏，唯有水丘昭券挺身而出，力劝道：“昭悦家臣也，有罪当显戮，不宜夜兴兵。”
他认为，臣子有罪，应当明正典刑、公示天下，以法度服众，而非深夜兴兵、私刑杀戮，否则会破坏朝堂规矩，引发朝野恐慌。
钱弘佐听后幡然醒悟，采纳了他的建议，依规处置了程昭悦。
不久后，闽国内乱，南唐国主李璟趁机发兵攻打福州，意图吞并闽国，顺势北上蚕食吴越国土。
消息传至杭州，吴越诸将纷纷以路途艰险、劳师远征为由，反对出兵救援。唯有水丘昭券力排众议说道：“救邻恤灾，古今通义，闽亡则吴越无险可守，南唐必乘势东进。”
他深知，吴越和闽国唇齿相依，福州是吴越东南门户，一旦落入南唐之手，吴越将直面南唐的军事威胁，“保境安民”将沦为空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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