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十六,娘死了。
不是病死的,是饿死的。她把自己那一份糊糊都给了我,最后躺在床上,瘦得像一把枯柴,拉着我的手说:“柱子,往南走,往南边去,那边有粮食。”
我埋了她。说是埋,其实就是用破席子卷了,挖个坑推下去。黄土盖上去的时候,我连哭的力气都没有了。
然后就上路。
往南走。一路上见着的人越来越少,路边的树皮都被扒光了,有个地方连观音土都挖到了三尺深。我饿得眼冒金星,脚底板磨得全是血泡,鞋早就没了,就用破布裹着脚走。夜里不敢睡太死,怕睡着就醒不过来,也怕被人拖走煮了——那时候,人吃人不是稀罕事。
走了几天不知道,走到后来整个人都是懵的,只记得脚还在动,脑子已经不转了。
等我再有点意识的时候,是闻到了一股味儿。
粥的味儿。
真粥。不是野菜兑水的那种,是实实在在的米煮出来的粥。那股香味儿往鼻子里钻,我整个人像被勾了魂一样,顺着味儿就摸过去了。
是个小院子。土墙塌了一半,门板歪着,粥的香味就从那门缝里飘出来。
我站那儿,浑身哆嗦。不是冷,是饿得发抖。我想敲门,手抬起来又放下去。这年头,谁家有多余的粮食?换我是这屋的主人,看见个叫花子一样的半大小子,第一件事就是抄棍子。
可那粥味儿太香了。
我最后还是敲了门,敲得很轻,怕把主人吓着,又怕太轻人家听不见。
门开了。
一个女人站在门后头。二十出头的样子,脸黄黄的,瘦,但眼睛亮。她穿一身洗得发白的蓝布衣裳,腰间系着块补丁摞补丁的围裙。
她看见我,愣了一下。
我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可喉咙里像堵了块石头。最后我“扑通”就跪下了。
“大娘,给口吃的。”
我那时候十六,她二十出头,我叫她大娘。
她没说话,看了我一会儿,转身进去了。
我跪在那儿,心里头凉了半截。这是要关门的意思。我想站起来走,可腿软得根本站不起来。
她出来了。手里端着个豁了口的粗瓷碗,碗里是粥,黄澄澄的小米粥,稠得能立住筷子。
“吃吧。”她把碗递到我手里。
我捧着那碗粥,手抖得厉害,粥洒出来烫了手都不觉得。我低头往嘴里扒,烫得眼泪都出来了,可停不下来。一碗粥,我大概三口就扒完了,碗底舔得比洗过还干净。
她又端了一碗出来。
我又扒完。
第三碗的时候,她按住了我的手:“慢点吃,别撑坏了。”
我停下来,抬头看她。她站在那儿,背后是黄昏的天,半边脸被落日的余光照着。那一刻,我觉得她像个神仙。
“你是逃难的?”她问。
我点头。
“家里还有人吗?”
我摇头。
她沉默了一会儿,说:“进来吧。”
我就这么住下来了。
她姓沈,男人死了一年多。男人是给抓壮丁抓走的,走的时候她才过门三个月。后来传来消息,说男人死在南边,连尸首都没见着。公婆早就没了,她就一个人守着这小院子,守着两亩薄田,过一天算一天。
那锅粥,是她最后一把小米煮的。她原本打算自己吃几顿,剩下的一点点掺野菜,熬到秋收。全给我吃了。
我听了,心里头堵得慌。
“嫂子,我明天就走。”
她看了我一眼:“走?往哪儿走?”
我说不知道,但总不能拖累她。
她没接话,起身去收拾灶台。过了好一会儿,才背对着我说:“院子里的柴,劈了吗?”
我说没有。
她说:“那明天劈完再走。”
第二天我没走。
第三天也没走。
院子里的柴劈完了,她又让我去挑水。水挑完了,她又让我去修那塌了一半的土墙。墙修完了,地里的活又来了。
就这么一天拖一天,我在这院子里住了下来。
她话不多,但活儿多。每天天不亮就起来,喂鸡、煮饭、下地。我跟在她后头,她干啥我干啥。我不会干的,她就教。我笨手笨脚的,她也不骂,就自己重做一遍,让我在旁边看着。
那段时间,我吃得饱了,身上有了力气,脸上的肉也长回来一些。夜里躺在她男人留下的那张木板床上,听着外头的风声,有时候会想,这日子要是能一直这么过下去,该多好。
可我知道不能。
不是不想,是不能。
她是个寡妇。我是个外来的半大小子。这村里头,闲话已经开始传了。我出门挑水的时候,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她去井边洗衣裳,也有人阴阳怪气地问“你家那个小伙子是谁”。
她从不跟我说这些。但我听得见。
转眼过了三个月。
那天晚上,她煮了一锅稠粥,还炒了个青菜。我吃着,觉得不对劲。这阵子她做饭都是省着来的,怎么今天这么丰盛?
吃完饭,她收拾了碗筷,坐在灶台边,半天没动。
我看着她,心里头有种不好的预感。
“柱子,”她开口了,没抬头,“你该走了。”
我没说话。
“这村子你不能待了。再待下去,对你不好,对我也……”她顿了顿,“你年轻,不能一辈子窝在这儿。往南走,听说那边太平了,你去看看,说不定能找着活路。”
我还是没说话。
她站起来,从柜子里拿出个小包袱,递给我:“里头有几张饼,还有几个鸡蛋,路上吃。”
我接过包袱,掂了掂。很轻。
她站在那儿,低着头。灶膛里的火光映在她脸上,明明暗暗的。
我忽然发现,她好像比三个月前老了。不是老了,是……瘦了?还是累了?我也说不清。
“嫂子,”我开口,嗓子有点哑,“我走了,你咋办?”
她没抬头:“一个人过呗,以前咋过以后还咋过。”
“那些闲话……”
“过一阵就没了。”
我不信。那些闲话不会没,只会越来越难听。我走了,她一个人留在这儿,那些戳脊梁骨的话,能把她淹死。
可我能咋办?我留下来?留下来又能咋办?
她才二十出头,我十六。留下来,外人会说啥?说她养汉子,说她不守妇道。到时候,她跳进黄河都洗不清。
我攥着那个包袱,攥得手指头发白。
她抬起头,看了我一眼。那一眼里有很多东西,我看不太懂,但心口像是被人狠狠攥了一下。
然后她低下头,转身往里屋走。
走到门口,她停住了。
“柱子。”
“嗯?”
她背对着我,声音很低:“我……这几个月,身上一直没来。”
我愣住了。
我那时候十六,不太懂这些。但我知道她说的是什么意思。我娘活着的时候,每个月总有几天躲在屋里不出门,说是身上不方便。我也知道,女人身上不方便,是因为没怀孩子。要是怀了孩子,身上就不来了。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
她没回头,就那么站着,肩膀微微发抖。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可万一要是……”她的话说得很乱,“你别怕,不一定是,可能就是身子亏了,这几个月吃得不好……你别怕……”
她让我别怕。
可她自己的声音,抖得不成样子。
我站在那儿,脑子里一片空白。我想说点什么,可说什么呢?说“嫂子你别怕”?说“要真是我的,我负责”?我拿什么负责?我一个逃难的半大小子,连自己都养不活,拿什么负责?
可要是不是我的呢?这话我能问吗?我问不出口。这三个月,她没出过这个院子,我也没见她跟别的男人说过话。要真是有了,除了我还能是谁?
我站在那儿,浑身发冷。
她还在那儿站着,背对着我,一动不动。
也不知过了多久,我开口了。
“嫂子。”
她没应声。
“你信我吗?”
她肩膀动了动,还是没回头。
我把包袱放下,走到她跟前。她低着头,我看不见她的脸,只看见她睫毛上挂着一点亮晶晶的东西。
“嫂子,”我说,“我今晚不走。”
她猛地抬起头,眼睛红红的:“你说啥?”
“我说,我今晚不走。”
“你疯了?”她急了,“那些闲话——”
“让他们说去。”我打断她,“他们爱说啥说啥,我不走。”
她瞪着我,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
“你这孩子,怎么这么犟……”
我没说话,转身出去了。
我在院子里站了很久,看着天上的星星,想了很多事。想我娘,想这一路上见过的死人,想这三个月在这院子里过的日子,想她每天早起给我煮的那碗粥,想她教我干活时低着头的侧脸。
我十六,她二十出头。我不太懂那些大道理,但我知道一件事:这世上,除了我娘,没人对我这么好过。
我不能就这么走了。我不能让她一个人扛。
可我能做什么?
我在院子里站到后半夜,终于想明白了一件事。
第二天一早,她起来的时候,我已经在院子里劈柴了。她站在门口看着我,欲言又止。
我把斧头放下,走到她跟前。
“嫂子,我有话跟你说。”
她点点头。
“我不走了。”
她张嘴想说什么,我抬手拦住了她。
“你听我说完。我不走,但不是赖在这儿吃白食。我跟你商量个事儿。”
她看着我。
“咱俩成亲。”
她愣住了。
“你别急,听我说完。”我深吸一口气,“我知道我年纪小,配不上你。我也知道外头的人会说闲话。可我想来想去,只有这一个法子。咱俩成亲,明媒正娶的那种。你找村里长辈做个证,写个婚书,咱俩正正经经拜堂成亲。”
“你……”她嘴唇哆嗦着,“你图啥?”
“我不图啥。”我说,“这三个月,你对我咋样,我心里有数。我没爹没娘,你是我在这世上唯一的亲人了。我不能让你一个人受罪。再说……”我顿了顿,“要真是有了,这孩子不能没爹。”
她捂着脸,蹲在地上,肩膀一耸一耸的,哭得不成样子。
我站在旁边,不知道该咋办,就那么站着。
哭了好一会儿,她抬起头,眼睛肿得像桃儿一样。
“你知道外头人会咋说吗?说你是图我的房子,图我那两亩地。说你一个大小伙子,娶个寡妇,丢人。”
“让他们说去。”我说,“我脸皮厚,不怕丢人。”
她又哭了。
那天下午,她去了一趟村长家。不知道她说了啥,反正第二天,村长带着几个老人过来了,给我们做了证,写了个婚书。没有红盖头,没有唢呐,就这么简简单单的,我俩成了亲。
那天晚上,她问我:“柱子,你不后悔?”
我说:“嫂子,从今往后,你得叫我当家的。”
她愣一下,然后笑了。那是这几个月来,我第一次看见她笑。
后来的事儿,说起来就长了。
我在那个村子又待了两年。这两年,地里的收成好了些,我起早贪黑地干,把院子翻修了一遍,又攒钱买了头小猪。她给我生了个儿子,虎头虎脑的,特皮实。
可我知道,我不能一辈子窝在这儿。
那年春天,有消息传过来,说外头有人招兵,管吃管住,打完了仗还有安家费。我琢磨了好几天,最后还是跟她说了。
她没哭,也没拦我,就说了句:“那你得活着回来。”
我走的那天,她抱着儿子,站在门口送我。走出去老远了,我回头,还能看见她站在那儿,一动不动。
后来的事儿,你们都知道了。
我打过很多仗,受过很多伤,从一个小兵一步一步往上爬。有时候夜里醒过来,会想起那个小院子,想起那碗黄澄澄的小米粥,想起她站在灶台边低着头的侧脸。
再后来,仗打完了,天下太平了。
我回去找过她。
那个村子还在,那个院子还在。可她不在。
村里人说,我走了以后,她又等了三年。后来瘟疫来了,她没熬过去。儿子托付给了村长家,后来也被亲戚接走了。
我找到儿子的时候,他已经是个半大小子了,见了我,愣愣的,不知道我是谁。
我蹲下来,跟他说:“我是你爹。”
他不说话,就那么看着我。
我从怀里掏出一样东西,递给他。
是一张发黄的纸,皱皱巴巴的,上面写着我俩的婚书,还有村长的签名和手印。
他接过去,看了半天,然后抬起头,眼眶红了。
那年秋天,我把儿子接走了。临走前,我去给她上了坟。
坟在村后的山坡上,小小的一个土包,连块碑都没有。我蹲在坟前,拔了拔草,跟她说:
“嫂子,我来接儿子了。”
风吹过来,山坡上的草簌簌地响。
我跪在那儿,跪了很久。
后来有人问我,这辈子做过最对的决定是啥。
我想了想,说:
“十六岁那年,我没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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