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11月初,鸭绿江畔的寒风带着刺骨的水汽,吹得站台上的军装猎猎作响。刚刚结束前沿慰问的志愿军某兵团司令员孙继先拎着行囊登上南下的专列,心里却打满了问号:前线一切平静,为何突然电令归国?是福建前线局势紧张,还是台湾又有动作?他在颠簸的车厢里反复琢磨,始终找不到答案。

列车经安东、锦州一路向南,每到一站都有军代表来接交文电,却没人肯透露半句。只在沈阳小憩时,老部下悄声递来一张小纸条:“军委急电,行程保密,京站有人接。”孙继先苦笑,“这是卖关子么?”

傍晚抵达北京西郊招待所,迎面扑来的是久违的煤烟味。会客室里,老战友肖华正端着热茶等他。寒暄刚落,肖华压低声音:“军委让你把这事办好——咱们要建导弹试验靶场。”这七个字像炸雷,在屋子里滚了三滚。孙继先愣住,半晌才憋出一句:“我懂打仗,不懂火箭。”肖华哈哈一笑:“不要你算轨道,要你把‘阵地’修出来。聂帅马上也要见你。”

第二天上午,西长安街那幢灰砖小楼里,聂荣臻摊开一幅粗糙的西北地图,指着茫茫空白说:“看,这里沙石漫天,人迹罕至,正合适。”随行参谋随口补了一句:“平均一年八级风有两百多天。”聂帅放下钢笔:“越荒凉越安全。我们搞导弹,得有自己的‘大后方’。”他说到紧处,把话说得很轻,“美国人有原子弹,苏联人也有。咱们不能永远靠别人撑伞。”

这番话让孙继先心里一沉。他参加革命近二十年,最懂得“没有枪就会被人欺”的道理,如今把“枪”改成“弹”,依然如此。

回到住处,他连夜翻看准备材料:任务代号“二〇基地”,地点暂定河西走廊与内蒙古交界的戈壁,新中国从未涉足。工程期限写得干脆——“越快越好”。纸页散着墨香,却句句压得人喘不过气。

建基地,缺的首先是钱。孙继先第二天就“打飞脚”往国务院跑。周恩来听完汇报,只一句:“这个项目,不能让经费卡脖子。”当场批给五亿元,还提醒:“有些设备,上海和沈阳仓库里还有存底,可以自己去挑。”晚上回到招待所,司令员在灯下写下“伸手派”三个字,自嘲地叹了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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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解决,还得要人。苏联专家建议要多挑会光学的。国内哪来现成光学工程师?孙继先盯上了八一电影制片厂。那些摄影技师对光圈、焦距烂熟于心,改学光学测量“正好”。制片厂领导开始愣神,听完任务,一拍胸脯:“国家需要,我们就去沙漠。”几天后,三十多名摄影师提着照相机就上了西去列车。

选址勘探更麻烦。探测队带着简易地震仪翻山越岭,风暴席卷过的沙丘像浪,脚踩下去“咯吱”直响。无人区的夜晚伸手不见五指,只剩星河铺满天幕。有人开玩笑说:“以后导弹升空,第一批观众只有星星。”

与此同时,戈壁深处的牧民得到通知,要腾出青山头一带绿洲。老人解开哈达,递给军代表:“草场可以给国家,牛羊自己带走。”那一刻,谁都没说感谢,但士兵们自动减了一半行军口粮,为牧民准备了路上干粮。彼此默契,没留下合影,只留下车辙。

施工期赶上大风季。沙墙刚砌到一人高就被吹塌,木桩连夜改成钢筋混凝土。试验场跑道得铺进戈壁腹地,运输队找不到可用碎石,就把祁连山脚下废旧铁轨拆成小段铺底,车过“哐啷”作响,却稳如老山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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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还是欠账。一次孙继先得知人民大会堂竣工后剩下一批“边角料”,立刻派车去拉。刚装好,工程兵司令员陈士榘追到清华园,“嗓门像炮弹”:“当年我带你过雪山,你现在抢我砖头!”双方卡在铁路线上互不相让,杨成武上将劝了半天不见效。罗瑞卿最终拍板:“此料中央特批二〇基地,任何单位不得截留。”陈士榘转身骂骂咧咧,但还是给孙继先让了路,临走还丢下一句:“脾气这么犟,别把弹都憋炸了!”

1958年春,第一座地下指挥所封顶,厚达两米的混凝土像座小山。钱学森带着技术组到现场踏勘,挥手比划弹道,一边问:“风洞实验数据能跟得上吗?”测试员回答:“只有手摇计算尺,但保准准。”钱学森笑说:“算累了就想想腾空那一刻,劲就回来了。”原本紧张的气氛被这句话冲淡不少。

不久,中苏关系开始出现裂痕。苏方顾问撤离前留下两句:“你们的荒漠会开花。”有人嗤笑,有人沉默,更多的人埋头干活。七月末,靶场临时控制室灯火彻夜不熄。外场号声此起彼伏,“零号”指令一声令下,第一枚观测火箭划破夜空,拖出银白色火焰。观察员激动得眼眶通红,却强忍着把数据一笔笔写全。那一秒,没有庆祝,没有掌声,只有纸上的坐标在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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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仍在继续,新的难题接踵而来。冷却井要往下打到三百米,地下水咸得连工具都腐蚀;电缆线路要穿沙漠三十公里,风一吹就裸露。有人抱怨:“干不完的麻烦。”孙继先把帽檐压低,只说了四个字:“继续往前。”

戈壁的春夏短得一晃就过去,秋季试射窗口悄然临近。靶场大礼堂此时刚好封顶,外墙还带着水泥的潮气,木质看台散发松香。没有剪彩,也无幕布,技师们拎着饭盒坐在地上休息,顺手在墙面写下日期:“1958.9.12”。尘土落下,字迹模糊,却没人去擦。

建制番号“二〇基地”很快扩编为导弹试验训练总基地,西北戈壁因此多了一个流传至今的名字——东风。消息仍属绝密,车站、公函、航空图纸上都只写一个代号。几十年后,那串数字才逐渐浮出水面,而当年车窗里向外张望的那位兵团司令,一路的疑惑早已被戈壁的风沙磨平。

至此,1957年那张不含解释的调令有了答案:不是东南沿海吃紧,而是天空需要新的护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