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呐喊》自序中留有这样一句话:

“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

其中,他坦诚家道中落,却对其中的缘由讳莫如深。

1925年,他在《自叙传略》中仅以“我家忽而遭了一场很大的变故”一笔带过 。

那么,鲁迅口中的变故究竟是什么?鲁迅为何终生不愿多提?

其实答案藏在他祖父周福清的身上,而这背后的故事,对于出身书香门第、极为看重家族颜面的鲁迅来说,实在是不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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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翰林门第”到“牢狱之灾”

从“翰林门第”到“牢狱之灾”

在鲁迅出生之前,周家在绍兴是响当当的望族。

鲁迅的祖父周福清,同治十年(1871年)考中进士,钦点翰林院庶吉士。

这在科举时代是光宗耀祖的顶级成就。

要知道,当时全国每科只取二三百名进士,而能入翰林的更是凤毛麟角。绍兴城顿时沸腾,周家老宅挂起“翰林”匾额,门庭若市。

周福清后来放了个江西金溪知县的实缺,但官场混得并不如意。

他性格刚直(或者说迂腐),不肯巴结上司,很快就被参劾丢了官。

但这无损于周家的社会地位。在绍兴那个“名士之乡”,周家依然是顶流的科举世家,与当地显赫的寿家、马家、章家并称。

鲁迅的父亲周伯宜,也是个秀才,虽然屡试不第,但靠着祖产和“翰林之子”的身份,日子过得相当滋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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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家有几十亩水田,收租度日;宅子是几进的大院落,雇着长工短工;孩子们有专门的塾师,冬天穿皮袍,出门坐轿子。

这种生活,鲁迅在《故乡》、《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有过诗意的回忆:

百草园的桑葚、覆盆子,三味书屋里的读书声,闰土父亲教他在雪地里捕鸟……但鲁迅刻意隐去了最关键的部分。

那种优渥生活,在他13岁那年戛然而止,而且是以一种极其耻辱的方式。

这背后到底是什么?

原来是一场改变家族命运的“科场舞弊案”。

1893年,光绪十九年,江南乡试。

那一年的主考官是殷如璋,副主考官是周福清的同年进士。

于是,周福清动了心思。

自己的儿子周伯宜已经三十多岁,还是个秀才,眼看科场无望;几个孙子(包括当时才12岁的鲁迅)还小,远水救不了近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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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周福清有个女婿,名叫马传煦,也准备参加那届乡试。

更重要的是,周福清打听到,绍兴城的富商马家、章家、陈家有五个子弟也要参加这届乡试,而且都肯出重金“买关节”。

也就是贿赂考官,提前拿到试题或暗号。

于是周福清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亲自出马,去苏州“打关节”。

他带了洋银一万元(约合当时七千两白银),赶到苏州,住在副主考官的船上,准备行贿。

但他没有直接找副主考官,而是通过一个叫陈顺的仆人,去联系主考官殷如璋的船。

周福清写了一封信,里面装着条子,上面写着“宸忠、茂源”四个字,那是约定的暗号,意味着试卷里出现这四个字,就是“自己人”。

他还夹了一张银票,注明“洋银一万元”。

但事情就在那里出了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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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顺是个仆人,没见过大世面,办事也不够老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