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杨万里传》：诗开一代、官守一心、人守一节|一心|宋史·杨万里传|张浚|虞允文|金人

杨万里传

《宋史》〔元代〕

杨万里，字廷秀，吉州吉水人。中绍兴二十四年进士第，为赣州司户，调永州零陵丞。时张浚谪永，杜门谢客，万里三往不得见，以书力请，始见之。浚勉以正心诚意之学，万里服其教终身，乃名读书之室曰诚斋。

杨万里，字廷秀，是吉州吉水县人。在绍兴二十四年考中进士，被任命为赣州司户，后来调任永州零陵县县丞。当时张浚被贬谪到永州，闭门谢绝宾客，杨万里去了三次都没能见到他，于是写信极力请求，才得以见到。张浚用正心诚意的学问勉励他，杨万里终身信服他的教诲，于是把自己读书的屋子命名为“诚斋”。

张浚（1097 年 - 1164 年），字德远，世称紫岩先生，汉州绵竹（今属四川）人，是南宋时期的名相、抗金名将与学者，为唐朝名相张九龄之弟张九皋的后代。他早年考中进士，一生致力于抗金大业，曾平定苗刘之乱、经营川陕地区，虽历经多次贬谪（文中提及的谪居永州便是其贬谪经历之一），但始终坚守报国之志，被宋高宗誉为 “中兴之佐”，也被朱熹称赞为 “中兴以来，一人而已”。他学识深厚，钻研《周易》，著有《易解》《紫岩易传》等，同时深谙儒学，尤其推崇 “正心诚意” 的修身理念，还曾将佛理融入儒道与政治实践，形成了独特的思想体系。

张浚在永州期间，受杨万里多次求见的诚意打动，以“正心诚意” 之学勉励他 —— 这一理念源自儒家经典《大学》，强调内心的纯粹与意念的真诚，是宋代理学修身思想的核心，也是连接 “内圣” 与 “外王” 的关键。杨万里对此深信不疑，将这一教诲奉为终身准则，深刻影响了他的为人处世与价值追求。

张浚一生忠贞爱国、屡经坎坷却初心不改的品格，为杨万里树立了榜样，让他明白了士大夫应有的担当与气节，也坚定了他坚守本心、践行正道的信念，这种精神指引贯穿了杨万里的一生。

为铭记张浚的教诲，杨万里特意将自己读书的屋子命名为“诚斋”，“诚” 字既呼应了 “正心诚意” 的理念，也成为他治学、为官、创作的核心准则，其后续的诗风与为人处世，都深深烙印着 “正心诚意” 的思想痕迹。

浚入相，荐之朝。除临安府教授，未赴，丁父忧。改知隆兴府奉新县，戢追胥不入乡，民逋赋者揭其名市中，民讙趋之，赋不扰而足，县以大治，会陈俊卿、虞允文为相，交荐之，召为国子博士。侍讲张栻以论张说出守袁，万里抗疏留栻，又遗允文书，以和同之说规之，栻虽不果留，而公论伟之。迁太常博士，寻升丞兼吏部侍右郎官，转将作少监、出知漳州，改常州，寻提举广东常平茶盐。盗沈师犯南粤，帅师往平之。孝宗称之曰“仁者之勇“，遂有大用意，就除提点刑狱。请于潮、惠二州筑外砦，潮以镇贼之巢，惠以扼贼之路。俄以忧去。免丧，召为尚左郎官。

张浚入朝担任宰相后，向朝廷推荐了杨万里。朝廷任命他为临安府教授，他还没有赴任，就遭遇了父亲去世，按礼制辞官守孝。守孝期满后，他改任隆兴府奉新县知县，他禁止负责催缴赋税的差役进入乡村骚扰百姓，对于拖欠赋税的百姓，就把他们的名字张贴在集市上，百姓们争相前往缴纳，赋税没有通过骚扰百姓就收齐了，奉新县因此治理得非常好。

恰逢陈俊卿、虞允文担任宰相，两人交互向朝廷推荐杨万里，朝廷征召他担任国子博士。侍讲张栻因为弹劾张说，被贬出京城担任袁州知州，杨万里上书直言劝谏，请求留住张栻，又写信给虞允文，用“和而不同” 的道理规劝他。张栻最终虽然没能留住，但当时的公众舆论都称赞杨万里的举动。

之后杨万里升任太常博士，不久又升任太常丞，兼任吏部侍右郎官，随后转任将作少监，又外放担任漳州知州，后改任常州知州，不久又调任广东常平茶盐提举。盗贼沈师侵犯岭南地区，杨万里率领军队前往平定了叛乱。宋孝宗称赞他有“仁者之勇”，于是有了重用他的想法，随即任命他为广东提点刑狱。

杨万里向朝廷请求在潮州、惠州两地修筑外围营寨，潮州的营寨用来镇守盗贼的巢穴，惠州的营寨用来扼守盗贼的必经之路。不久，他因为母亲去世（守孝）而离职。守孝期满后，朝廷征召他担任尚左郎官。

淳熙十二年五月，以地震，应诏上书曰：

臣闻：言有事于无事之时，不害其为忠；言无事于有事之时，其为奸也大矣。南北和好逾二十年，一旦绝使，敌情不测。而或者曰：彼有五单于争立之祸。又曰：彼有匈奴困于东胡之祸，既而皆不验。道涂相传，缮汴京城池，开海州漕渠，又于河南、北签民兵，增驿骑，制马枥，籍井泉，而吾之间谍不得以入，此何为者耶？臣所谓言有事于无事之时者一也。

淳熙十二年五月，因为发生地震，杨万里响应皇帝的诏令，上书说：

我听说：在天下无事的时候谈论可能发生的变故，并不损害他的忠诚；在天下有变故的时候却说无事，那他的奸诈就太严重了。南宋与北方政权（金国）和好已经超过二十年，一旦断绝使者往来，对方的意图就难以预料。然而有人却说：他们（金国）有五位单于争夺王位的灾祸。又有人说：他们有像匈奴被东胡围困那样的灾祸，可这些说法后来都没有应验。

路上流传着消息，（金国）正在修缮汴京城的城池，开凿海州的漕运渠道，又在黄河南北地区征召民兵，增加驿站的骑兵，制造马槽，登记水井和泉水，而我们的间谍却无法进入他们境内，这是在做什么呢？这就是我所说的“在无事的时候谈论可能发生的变故” 的第一个原因。

或谓金主北归，可为中国之贺。臣以中国之忧，正在乎此。此人北归，盖惩创于逆亮之空国而南侵也。将欲南之，必固北之。或者以身填抚其北，而以其子与婿经营其南也。臣所谓言有事于无事之时者二也。

有人说金国君主（金主）回到北方，可以作为中原王朝（南宋）的喜事来庆贺。我却认为，中原王朝的忧患，恰恰就在这里。这位金国君主回到北方，大概是吸取了完颜亮倾尽全国兵力南下入侵（最终失败）的教训。他如果想要向南进攻，一定会先巩固北方的防守。或许他会亲自留在北方安抚局势，而派他的儿子和女婿去谋划经营南方地区。这就是我所说的“在无事的时候谈论可能发生的变故” 的第二个原因。

臣窃闻论者或谓缓急，淮不可守，则弃淮而守江，是大不然。昔者吴与魏力争而得合肥，然后吴始安。李煜失滁、扬二州，自此南唐始蹙。今曰弃淮而保江，既无淮矣，江可得而保乎？臣所谓言有事于无事之时者三也。

我私下听说，议论国事的人当中，有人认为情况紧急时，如果淮河守不住，就放弃淮河而防守长江，这是非常错误的。从前，吴国和魏国激烈争夺，最终得到了合肥，这之后吴国才得以安定。李煜失去了滁州、扬州两座城池，从这以后，南唐的处境就开始窘迫了。如今说放弃淮河来保卫长江，既然已经没有了淮河作为屏障，长江还能守得住吗？这就是我所说的“在无事的时候谈论可能发生的变故” 的第三个原因。

今淮东、西凡十五郡，所谓守帅，不知陛下使宰相择之乎，使枢廷择之乎？使宰相择之，宰相未必为枢廷虑也；使枢廷择之，则除授不自己出也。一则不为之虑，一则不自己出，缓急败事，则皆曰：非我也。陛下将责之谁乎？臣所谓言有事于无事之时者四也。

现在淮东、淮西一带共有十五个州郡，所谓的驻守将帅，不知道陛下是让宰相来挑选，还是让枢密院来挑选？若是让宰相挑选，宰相未必会为枢密院的边防需要考虑；若是让枢密院挑选，任命的文书又不是由枢密院直接发出。一方不替边防着想，一方没有任命实权，一旦军情紧急出了纰漏，双方都会说：“不是我的责任。” 陛下到时要去追究谁的责任呢？这就是我所说的 “在无事之时谈论可能发生的变故” 的第四个原因。

且南北各有长技，若骑若射，北之长技也；若舟若步，南之长技也。今为北之计者，日缮治其海舟，而南之海舟则不闻缮治焉。或曰：吾舟素具也，或曰：舟虽未具而惮于扰也。绍兴辛巳之战，山东、采石之功，不以骑也，不以射也，不以步也，舟焉而已。当时之舟，今可复用乎？且夫斯民一日之扰，与社稷百世之安危，孰轻孰重？事固有大于扰者也。臣所谓言有事于无事之时者五也。

况且南方和北方各有自己的专长技艺：像骑马、射箭，是北方的专长；像驾船、步兵作战，是南方的专长。如今北方（金国）为应对局势谋划，天天修缮整治他们的海船，而我们南方的海船，却没听说有修缮整治的举动。

有人说：“我们的船本来就完备齐全。”也有人说：“船虽然还没完备，但害怕因此骚扰百姓。”回想绍兴辛巳年间的战事，山东之战、采石之战的胜利，靠的不是骑马，不是射箭，也不是步兵，仅仅是靠船罢了。当时用来取胜的那些船，现在还能再使用吗？

况且，让百姓受到一天的骚扰，和国家百代的安定危难相比，哪一个更轻，哪一个更重？事情本来就有比骚扰百姓更重要的（指备战防患）。这就是我所说的“在无事的时候谈论可能发生的变故”的第五个原因。

陛下以今日为何等时耶？金人日逼，疆场日扰，而未闻防金人者何策，保疆场者何道？但闻某日修某礼文也，某日进某书史也，是以乡饮理军，以干羽解围也。臣所谓言有事于无事之时者六也。

陛下认为如今是什么样的时代呢？金国一天天逼近，边境一天天受到侵扰，却没听说有什么抵御金人的计策，有什么保卫边境的方法？只听说某天修订某类礼仪文书，某天进献某部典籍史书，这就好比用乡饮酒礼来治理军队，用礼乐教化来解除围困（比喻做法不合时宜，无济于事）。这就是我所说的“在无事的时候谈论可能发生的变故”的第六个原因。

臣闻古者人君，人不能悟之，则天地能悟之。今也国家之事，敌情不测如此，而君臣上下处之如太平无事之时，是人不能悟之矣。故上天见灾异，异时荧惑犯南斗，迩日镇星犯端门，荧惑守羽林。臣书生，不晓天文，未敢以为必然也。至于春正月日青无光，若有两日相摩者，兹不曰大异乎？然天犹恐陛下不信也，至于春日载阳，复有雨雪杀物，兹不曰大异乎？然天犹恐陛下又不信也，乃五月庚寅，又有地震，兹又不曰大异乎？且夫天变在远，臣子不敢奏也，不信可也；地震在外，州郡不敢闻也，不信可也。今也天变频仍，地震辇毂，而君臣不闻警惧，朝廷不闻咨访，人不能悟之，则天地能悟之。臣不知陛下于此悟乎，否乎？臣所谓言有事于无事之时者七也。

我听说古代的君主，如果百姓不能醒悟，那么天地就会让他醒悟。如今国家的局势，敌情如此难以预料，而君臣上下却像处在太平无事的时代一样对待它，这就是百姓和臣子都不能醒悟啊。所以上天降下灾异警示：从前有火星侵犯南斗星，近日有土星侵犯端门星，还有火星停留在羽林星附近。我是个书生，不懂天文，不敢确定这些天象一定预示着什么。

至于今年正月，太阳呈现青色而没有光芒，仿佛有两个太阳相互摩擦，这难道不能说是极大的异常吗？然而上天还担心陛下不相信，到了春天本该天气暖和的时候，却又下着雪冻死万物，这难道不能说是极大的异常吗？然而上天仍担心陛下还是不相信，于是在五月庚寅日，又发生了地震，这又难道不能说是极大的异常吗？

况且，天象灾变发生在远方，臣子不敢上奏，陛下不相信也还说得过去；地震发生在外地，州郡不敢上报，陛下不相信也还说得过去。如今灾变接连不断，地震就发生在京城附近，而君臣却没有听到丝毫的警惕畏惧，朝廷也没有听到丝毫的咨询探访。百姓和臣子不能醒悟，那么天地就会让君主醒悟。我不知道陛下在这件事上，醒悟了没有？这就是我所说的“在无事的时候谈论可能发生的变故”的第七个原因。

自频年以来，两浙最近则先旱，江淮则又旱，湖广则又旱，流徙者相续，道殣相枕。而常平之积，名存而实亡；入粟之令，上行而下慢。静而无事，未知所以振救之；动而有事，将何以仰以为资耶？臣所谓言有事于无事之时者八也。

自从近年来以来，最靠近京城的两浙地区首先发生旱灾，江淮地区接着也发生旱灾，湖广地区随后也发生旱灾，流离迁徙的百姓接连不断，道路上饿死的人相互枕藉。然而常平仓储存的粮食，只是名义上存在，实际上已经空虚；缴纳粮食授予官职的法令，朝廷推行下去，地方上却怠慢执行。如今局势平静无事，尚且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救济百姓；一旦发生变故，又将依靠什么来作为物资储备呢？这就是我所说的“在无事的时候谈论可能发生的变故”的第八个原因。

古者足国裕民，惟食与货。今之所谓钱者，富商、巨贾、阉宦、权贵皆盈室以藏之，至于百姓三军之用，惟破楮券尔。万一如唐泾原之师，因怒粝食，蹴而覆之，出不逊语，遂起朱泚之乱，可不为寒心哉！臣所谓言有事于无事之时者九也。

古代使国家富足、百姓宽裕的方法，只在于粮食和财货。如今所说的钱财，富商、大商人、宦官、有权有势的贵族，都家家户户满满地收藏起来，至于百姓和军队所需的费用，只能依靠破旧的纸币罢了。万一像唐朝泾原的军队那样，因为不满粗劣的食物，一脚踢翻饭食，口出不恭敬的话语，最终引发朱泚之乱，难道能不令人心寒吗？这就是我所说的“在无事的时候谈论可能发生的变故”的第九个原因。

古者立国必有可畏，非畏其国也，畏其人也。故苻坚欲图晋，而王猛以为不可，谓谢安、桓冲江左之望，是存晋者，二人而已。异时名相如赵鼎、张浚，名将如岳飞、韩世忠，此金人所惮也。近时刘珙可用则早死，张栻可用则沮死，万一有缓急，不知可以督诸军者何人，可以当一面者何人，而金人之所素惮者又何人？而或者谓人之有才，用而后见。臣闻之《记》曰：“苟有车必见其式，苟有言必闻其声。”今曰有其人而未闻其可将可相，是有车而无式，有言而无声也。且夫用而后见，非临之以大安危，试之以大胜负，则莫见其用也。平居无以知其人，必待大安危、大胜负而后见焉。成事幸矣，万一败事，悔何及耶？昔者谢玄之北御苻坚，而郗超知其必胜；桓温之西伐李势，而刘倓知其必取。盖玄于履屐之间无不当其任，温于蒱博不必得则不为，二子于平居无事之日，盖必有以察其小而后信其大也，岂必大用而后见哉？臣所谓言有事于无事之时者十也。

古代建立国家，必定有令人敬畏的力量，不是敬畏这个国家的疆域，而是敬畏这个国家的人才。所以苻坚想要图谋东晋，王猛却认为不可以，说谢安、桓冲是江南地区的众望所归，能保住东晋的，不过是这两个人罢了。从前，有名的宰相如赵鼎、张浚，有名的将领如岳飞、韩世忠，这些人都是金人所忌惮的。近来，刘珙有可用之才，却早早去世；张栻有可用之才，却被阻挠排挤而死。万一发生紧急情况，不知道可以统领各路军队的是谁，可以独当一面的是谁，而金人一向忌惮的又是谁呢？

有人说，人的才能，只有任用之后才能显现出来。我听说《礼记》中说：“如果有车子，必定能看到它的样式；如果有言论，必定能听到它的声音。”如今说有可用的人才，却没听说他能担任将领、能担任宰相，这就好比有车子却没有样式，有言论却没有声音啊。况且，所谓“任用之后才能显现”，如果不是用国家的重大安危来考验他，用重大的胜负来检验他，就无法看出他的才能。平时没有办法了解这个人，一定要等到国家面临重大安危、重大胜负时才能看出，侥幸办成事还好，万一失败了，后悔又来得及吗？

从前谢玄北上抵御苻坚，郗超知道他必定能取胜；桓温西去讨伐李势，刘倓知道他必定能攻克。大概谢玄即使在日常小事上，言行举止都符合他的职责；桓温在赌博这类小事上，没有把握取胜就不做。这两个人在平时无事的时候，一定是有人通过观察他们的小事，才相信他们能担当大事，难道一定要重用之后才能看出他们的才能吗？这就是我所说的“在无事的时候谈论可能发生的变故”的第十个原因。

愿陛下超然远览，昭然远寤。勿矜圣德之崇高，而增其所未能；勿恃中国之生聚，而严其所未备。勿以天地之变异为适然，而法宣王之惧灾；勿以臣下之苦言为逆耳，而体太宗之导谏。勿以女谒近习之害政为细故，而监汉、唐季世致乱之由；勿以仇雠之包藏为无他，而惩宣、政晚年受祸之酷。责大臣以通知边事军务如富弼之请，勿以东西二府异其心；委大臣以荐进谋臣良将如萧何所奇，勿以文武两途而殊其辙，勿使赂宦者而得旄节如唐大历之弊，勿使货近幸而得招讨如梁段凝之败。以重蜀之心而重荆、襄，使东西形势之相接；以保江之心而保两淮，使表里唇齿之相依。勿以海道为无虞，勿以大江为可恃。增屯聚粮，治舰扼险。君臣之所咨访，朝夕之所讲求，姑置不急之务，精专备敌之策。庶几上可消于天变，下不堕于敌奸。

希望陛下能高瞻远瞩，清醒醒悟。不要自夸圣德的崇高，而要弥补自己尚未具备的能力；不要依仗中原地区人口繁衍、物资积聚，而要严格防备那些尚未完备的地方。不要把天地发生的灾变当作偶然现象，而要效仿周宣王，对灾变心怀敬畏；不要把臣子的忠言苦谏当作逆耳之言，而要体察唐太宗，虚心接纳劝谏。

不要把后宫宠妃、身边亲信危害朝政当作小事，而要以汉、唐末年导致动乱的缘由为借鉴；不要认为仇敌（金国）的暗藏野心没有其他图谋，而要吸取北宋宣和、政和年间遭受惨痛灾祸的教训。要求大臣像富弼请求的那样，通晓边境事务和军事，不要因为中书省、枢密院分属不同机构而离心离德；委托大臣像萧何举荐韩信那样，推荐有谋略的大臣和优秀的将领，不要因为文官、武将两条路径不同而有所区别。

不要出现像唐朝大历年间那样，通过贿赂宦官就能获得节度使职位的弊端；不要出现像后梁段凝那样，通过讨好亲信就能得到招讨使职位而最终失败的情况。要像重视蜀地那样重视荆州、襄阳，使东西两边的军事形势相互衔接；要像保卫长江那样保卫两淮地区，使内外形势如同唇齿一般相互依存。不要认为海路没有忧患，不要认为长江可以依靠。

增加军队驻守，囤积粮食，修缮战船，扼守险要之地。君臣之间咨询探访的事情，早晚之间研究探讨的内容，暂且搁置那些不紧急的事务，专心致志地谋划防备敌人的策略。这样或许上可以消除天地灾变的警示，下可以挫败敌人的阴谋诡计。

然天下之事，有本根，有枝叶。臣前所陈，枝叶而已。所谓本根，则人主不可以自用。人主自用，则人臣不任责，然犹未害也。至于军事，而犹曰“谁当忧此，吾当自忧”。今日之事，将无类此？《传》曰：“木水有本原。”圣学高明，愿益思其所以本原者。

然而天下的事情，有根本，有枝叶。我之前所陈述的，都只是枝叶罢了。所谓的根本，就是君主不可以刚愎自用、独断专行。君主如果刚愎自用，那么大臣就不会承担责任，不过这还没有造成太大的危害。至于军事事务，却还说“谁应当担忧这件事，我应当自己担忧”。如今的局势，恐怕和这种情况没有区别吧？《左传》中说：“树木和水都有它们的本源。”陛下的圣学高明，希望能进一步思考天下事务的根本所在。

东宫讲官阙，帝亲擢万里为侍读。宫僚以得端人相贺。他日读《陆宣公奏议》等书，皆随事规警，太子深敬之。王淮为相，一日问曰：“宰相先务者何事？”曰：“人才。”又问：“孰为才？”即疏朱熹、袁枢以下六十人以献，淮次第擢用之。历枢密院检详，守右司郎中，迁左司郎中。

东宫讲官的职位空缺，皇帝亲自提拔杨万里担任太子侍读。东宫的官员们因为得到了品行端正的人而相互庆贺。后来有一天，杨万里为太子讲解《陆宣公奏议》等书籍时，都能结合书中的内容，对太子进行规劝和警示，太子非常敬重他。王淮担任宰相时，有一天问杨万里：“宰相最首要的事务是什么？”杨万里回答说：“是人才。”王淮又问：“谁是人才？”杨万里立即列出朱熹、袁枢等六十人的名字，呈献给王淮，王淮随后按照名单依次提拔任用了这些人。杨万里后来历任枢密院检详官，担任右司郎中，又升任左司郎中。

十四年夏旱，万里复应诏，言：“旱及两月，然后求言，不曰迟乎？上自侍从，下止馆职，不曰隘乎？今之所以旱者，以上泽不下流，下情不上达，故天地之气隔绝而不通。”因疏四事以献，言皆恳切。迁秘书少监。会高宗崩，孝宗欲行三年丧，创议事堂，命皇太子参决庶务。万里上疏力谏，且上太子书，言：“天无二日，民无二王。一履危机，悔之何及？与其悔之而无及，孰若辞之而不居。愿殿下三辞五辞，而必不居也。”太子悚然。高宗未葬，翰林学士洪迈不俟集议，配飨独以吕颐浩等姓名上。万里上疏诋之，力言张浚当预，且谓迈无异指鹿为马。孝宗览疏不悦，曰：“万里以朕为何如主！”由是以直秘阁出知筠州。

绍兴十四年夏天发生旱灾，杨万里再次响应诏令上书说：“旱灾已经持续两个月了，然后才征求大家的意见，这不能说不晚吧？上到侍从官员，下到馆阁职员（参与提意见的人），这不能说不狭窄吧？如今发生旱灾的原因，是因为皇上的恩泽不能向下流传，下面的民情不能向上传达，所以天地间的气息隔绝而不通畅。” 于是他分条陈述四件事献上，言辞都十分恳切。（杨万里）升任秘书少监。恰逢宋高宗去世，宋孝宗想要守三年的丧期，设立议事堂，命令皇太子参与决断日常事务。杨万里上奏极力劝谏，并且给皇太子写信，说：“天上没有两个太阳，百姓没有两个君主。一旦陷入危机，后悔又怎么来得及呢？与其后悔而来不及，不如推辞而不担任这个职务。希望殿下多次推辞，坚决不接受。” 皇太子（看后）十分惊惧。宋高宗还没有安葬，翰林学士洪迈没有等待集体商议，就独自把吕颐浩等人的姓名上报，作为配享高宗宗庙的人选。杨万里上奏斥责他，极力说张浚应当列入配享名单，并且说洪迈的行为和指鹿为马没有区别。宋孝宗看了奏疏很不高兴，说：“杨万里把朕当成什么样的君主了！” 因此（杨万里）从直秘阁被贬出京城，担任筠州知州。

光宗即位，召为秘书监。入对，言：“天下有无形之祸，僣非权臣而僣于权臣，扰非盗贼而扰于盗贼，其惟朋党之论乎！盖欲激人主之怒莫如朋党，空天下人才莫如朋党。党论一兴，其端发于士大夫，其祸及于天下。前事已然，愿陛下建皇极于圣心，公听并观，坏植散群，曰君子从而用之，曰小人从而废之，皆勿问其某党某党也。”又论：“古之帝王，固有以知一己揽其权，不知臣下窃其权。大臣窃之则权在大臣，大将窃之则权在大将，外戚窃之则权在外戚，近习窃之则权在近习。窃权之最难防者，其惟近习乎！非敢公窃也，私窃之也。始于私窃，其终必至于公窃而后已。可不惧哉！”

宋光宗即位后，征召杨万里担任秘书监一职。（杨万里）入宫朝见皇帝，上奏说：“天下存在一种无形的祸患，这种祸患，不是权臣却比权臣更越权，不是盗贼却比盗贼更扰乱天下，大概就是朋党之说啊！因为要激起君主的愤怒，没有比指责别人结党更有效的；要耗尽天下的人才，没有比朋党之论更厉害的。朋党之说一旦兴起，它的开端源于士大夫阶层，而灾祸却会蔓延到全天下。过去的事情已经是这样了，希望陛下在心中树立正确的治国准则，公正地听取意见、全面地观察事物，打破派系、解散群体，只要是君子就任用他，只要是小人就罢免他，都不要去问他属于哪个派系、哪个团伙。”

杨万里又上奏说：“古代的帝王，固然有知道自己独揽大权，却不知道臣子私下窃取权力的情况。大臣窃取权力，那么权力就落在大臣手中；大将窃取权力，那么权力就落在大将手中；外戚窃取权力，那么权力就落在外戚手中；身边的亲信窃取权力，那么权力就落在亲信手中。窃取权力最难防备的，大概就是身边的亲信吧！他们不敢公开窃取权力，而是私下里窃取。从私下窃取开始，最终必然会发展到公开窃取才会停止。这能不令人警惕吗！”

绍熙元年，借焕章阁学士为接伴金国贺正旦使兼实录院检讨官。会《孝宗日历》成，参知政事王蔺以故事俾万里序之，而宰臣属之礼部郎官傅伯寿。万里以失职力丐去，帝宣谕勉留。会进《孝宗圣政》，万里当奉进，孝宗犹不悦，遂出为江东转运副使，权总领淮西、江东军马钱粮。朝议欲行铁钱于江南诸郡，万里疏其不便，不奉诏，忤宰相意，改知赣州，不赴，乞祠，除秘阁修撰，提举万寿宫，自是不复出矣。

绍熙元年，（杨万里）暂代焕章阁学士，担任接待金国贺正旦使者的接伴使，同时兼任实录院检讨官。恰逢《孝宗日历》编纂完成，参知政事王蔺按照旧例让杨万里为它作序，而宰相却把这件事托付给了礼部郎官傅伯寿。杨万里认为自己失职，极力请求离职，皇帝下旨劝慰挽留他。恰逢进献《孝宗圣政》，杨万里应当负责进呈事宜，但宋孝宗仍然对他心存不满，于是（杨万里）被调出京城，担任江东转运副使，暂代统领淮西、江东的军马钱粮。朝廷商议打算在江南各郡推行铁钱，杨万里上奏陈述推行铁钱的不便之处，拒不执行诏令，违背了宰相的心意，被改任赣州知州，他没有赴任，请求担任祠官，被任命为秘阁修撰、提举万寿宫，从这以后，（杨万里）就再也没有出仕为官了。

宁宗嗣位，召赴行在，辞。升焕章阁待制、提举兴国宫。引年乞休致，进宝文阁待制致仕。嘉泰三年，诏进宝谟阁直学士，给赐衣带。开禧元年召，复辞。明年，升宝谟阁学士，卒，年八十三，赠光禄大夫。

宋宁宗继承皇位后，征召杨万里前往京城，杨万里推辞不去。朝廷升任他为焕章阁待制、提举兴国宫。杨万里以年老为由请求退休，朝廷晋升他为宝文阁待制，允许他退休。嘉泰三年，朝廷下诏晋升他为宝谟阁直学士，并赏赐衣带。开禧元年，朝廷再次征召，杨万里又一次推辞。第二年，他被晋升为宝谟阁学士，不久后去世，享年八十三岁，朝廷追赠他为光禄大夫。

杨万里为人刚而偏。孝宗始爱其才，以问周必大，必大无善语，由此不见用。韩侂(tuō)胄(zhòu)用事，欲网罗四方知名士相羽翼，尝筑南园。属万里为之记，许以掖(yè)垣(yuán)。万里曰：“官可弃，记不作可。”侂胄恚(huì)，改命他人。卧家十五年，皆其柄国之日也。侂胄专僭(jiàn)日益甚，万里忧愤，怏(yàng)怏成疾。家人知其忧国也，凡邸(dǐ)吏之报时政者皆不以告。忽族子自外至，遽(jù)言侂胄用兵事。万里恸哭失声，亟(jí)呼纸书日：“韩侂胄奸臣，专权无上，动兵残民，谋危社稷，吾头颅如许，报国无路，惟有孤愤！”又书十四言别妻子，落笔而逝。

杨万里为人刚正，却也有些偏执。宋孝宗起初赏识他的才华，曾就此询问周必大的意见，周必大却没说他一句好话，杨万里也因此未能得到重用。

韩侂胄掌权后，想要网罗天下知名人士作为自己的羽翼，曾修建了一座南园。他嘱托杨万里为南园写一篇记，许诺让他担任中书省的要职。杨万里说：“官职可以放弃，这篇记我绝不能写。” 韩侂胄十分恼怒，便改命他人来写。

杨万里在家闲居了十五年，这段时间恰好都是韩侂胄把持朝政的日子。韩侂胄越权专断的行为日益严重，杨万里心中忧愤不已，闷闷不乐而病倒了。家人知道他是为国事担忧，凡是官署差役前来通报时政消息的，都不告诉他。

有一天，杨万里的一位族侄从外面回来，匆忙说起韩侂胄准备用兵出征的事。杨万里听后失声痛哭，急忙让人拿来纸笔，写道：“韩侂胄是奸臣，专权跋扈，目无君上，动武用兵残害百姓，图谋危害国家社稷。我已是这般年纪，却报国无门，心中唯有一腔孤愤！” 写完，他又写下十四字诀别妻儿，刚放下笔便溘然长逝了。

万里精于诗，尝著《易传》行于世。光宗尝为书“诚斋“二字，学者称诚斋先生，赐谥文节。子长孺。

杨万里精通诗歌创作，曾经撰写《易传》，这部书在世上广为流传。宋光宗曾为他书写“诚斋”二字，求学的人都称他为诚斋先生，（他去世后）朝廷赐予他“文节”的谥号。他的儿子名叫杨长孺。

杨万里（1127 年 —1206 年）一生共经历南宋四位皇帝，对应在位年份如下：

1、宋高宗赵构

在位：1127 年 —1162 年

杨万里生于1127 年，高宗朝占其前 35 年人生；1154 年中进士、1156 年初入仕，均在高宗时期。

2、宋孝宗赵昚

在位：1162 年 —1189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