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2月15日清晨，北京城还有些薄雾。吴连登拎着菜篮子出了中南海北门，脚下的青砖被寒气裹着发亮。菜篮子里只放得下八两五花肉，他心里却盘算着怎样让这一点肉最大程度地满足主席的胃口。国家正处于三年困难时期，哪怕是给毛主席做饭，也得精打细算。
回到颐年堂厨房，吴连登先把肉递给高玉宝师傅，“今天主席开长会，劳烦您把这块五花处理成半成品，我先去茶水间。”高师傅没多问，刀起刀落，把皮上的猪毛刮得干干净净，随后将肉焯水、改刀、卤煮，等候吩咐。灶台旁的蒸笼里还压着几个红薯，腾着甜香。吴连登记下时辰：上午十点，第一轮茶水要送进去。
十点半，会场里烟雾缭绕，文件摞得足有一尺高。吴连登端进半壶明前龙井，刚放到主席右手边，茶盏里的水面就晃出了涟漪。毛主席抬眼一笑：“小吴，又是你呀，今天腿抖没抖？”吴连登忙说：“不抖了，习惯了。”主席顺手揭盖，见杯中只剩半盏，笑道：“半杯也好，省水。”一句玩笑，把屋里的紧张冲淡了几分。
午后两点，会议休息。吴连登与高师傅配合，把那盘红烧肉连同杂粮饭一起端进书房。肉只八两，颜色透亮。毛主席读稿正忙，看见肉眼睛一亮，筷子下去连着三块，很快见底。放下筷子，主席喊：“还有吗？再来两块！”吴连登只得硬着头皮回答：“主席，今天就这点。”毛主席把筷子轻轻一拍碗沿：“啧，你们真小气，难得我馋嘴一次哟！”
一句话把屋子里的人说得红了脸，但主席旋即又笑：“开个玩笑。可别因为我一个人耽误了大家口粮。”他指着剩下的杂粮饭，“这一碗就够，粗茶淡饭好消化。”随后让吴连登把茶续上，又埋头批阅文件。
说到节俭，老同志们都记得1960年冬天的事。那时连续七个月，主席一口肉没沾，鸡蛋也推辞。营养断档，腿部浮肿明显。周总理再三劝说，厨房才偷偷端来一碗肉羹。毛主席放下书稿，黑着脸道：“谁要做的谁吃去！老百姓都揭不开锅，我凭什么吃？”碗被推回厨房，没人敢动筷。事后周总理长叹：“别人劝他省，他却总想着别人先吃。”
其实毛主席对韶山口味的眷恋自少年起就没变。1912年离开长沙去寻新学问时，好友彭友胜用家乡法子炖了一钵子红烧肉为他送行。三十多年后，1948年，解放战争节节胜利，他在西柏坡院子里踱步，对警卫李银桥说：“弄盘红烧肉，补补脑子。”高师傅闻讯挥勺，乡味飘满窑洞，可主席仍是只吃一碗就摆手，“解馋即可，军情紧，省着点。”
1956年一个傍晚，主席忽然吩咐想吃红烧肉。卫士飞奔厨房，却撞上江青。她皱眉：“农家土菜，油太重。”饭点一到，桌上果真没见那一盘。毛主席放下筷子，问：“我的红烧肉哪去了？”卫士支支吾吾道出实情。主席脸沉下来：“我是农民的儿子，哪就不能吃自家的肉？”那晚他只草草喝了碗粥，之后很少与江青同桌，一段夫妻裂痕由此生出。
再说1966年6月，湖南天气闷热，毛主席从长沙转往韶山滴水洞小住。当地干部担心食宿简陋，特意派人备好几篮子湖区鲜桃。滴水洞冬暖夏凉，空气润，人少安静，但主席仍日夜思考大事，常到深夜才睡。厨师隔两天才敢做一次红烧肉，且只做小碗。吴连登端上去，主席闻香先笑，尝两口就放下：“好吃，不过给我就浪费了，多剩一点分给同志们。”
有人不解，主席却说：“我吃得饱，脑子才灵，可同事们也得有口油渣垫底。”于是厨房索性把锅里余肉做成碎丁，拌进玉米糁，分到每张餐桌。那顿饭，连警卫也吃到久违的荤腥。
1974年春，主席年近八十，双腿水肿加剧。医生严禁油腻，他却偶尔还惦念那口味。吴连登与营养师商量，用瘦后腿肉切丁，少油翻炒，再兑一勺酱汁，颜色虽淡，却保住了焦香。主席尝了一块，点头：“有家乡意思。”然而第二块他没再动，吩咐：“拿去给老王，他前天夜班辛苦。”吴连登听得心里一酸：老人家其实早吃不动了，只要味觉里还有“韶山”二字，便足够。
多年相处下来，吴连登愈发明白：对毛主席而言，红烧肉远不止一道菜，它连接着童年稻田，父母灶火，也牵着战火纷飞中难得的温暖。可惜时代艰难，他愿意把这点温暖尽量让给别人。有人说领袖生活特殊，其实主席对自己一点不宽，每逢餐桌，他先问“两件事”：一是今天口粮够不够众人分，二是有没有浪费。若两件事都过了关，他才放心动筷。
1976年初夏，立春不久，北京的柳絮漫天。吴连登守在床旁，听见主席低声嘟囔：“红烧肉……要少放糖。”话语轻得像飘絮。那一刻，他突然明白，这位操劳一生的老人真正想吃的，也许只是故乡的记忆。可惜身体已不允许，他只能握着主席的手，什么也没说。
吴连登后来回忆：“主席从不和厨师提额外需求，唯独提到红烧肉时，眼里有光。”这光穿越半个世纪，留在许多人心底。毛主席那句“你们真小气”，像孩子撒娇，却又提醒身边人：先想着大家，再考虑自己——哪怕只是一小盘红烧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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