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的初夏，延安黄土高原的风吹得人眼睛生疼。杨家岭几孔窑洞前，往来的干部步履匆匆，一场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要会议正在收尾。这一年，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刚刚闭幕，许多人的人生选择，也在悄然进入一个“拐点”。
有意思的是，就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上，毛泽东在杨家岭的一次闲谈中，突然把话题拉到了成仿吾身上，问出了一句分量极重的话：“你是继续搞教育，还是搞政权？”看似随口一问，却把一个人此后几十年的道路，几乎一下子定了下来。
成仿吾没有犹豫，态度干脆：“我还是搞教育。”这一问一答，简单到只有十几个字，却把一个大知识分子、一位老革命，在国家命运与个人志业之间的取舍，交代得十分清楚。也正是从延安杨家岭这次谈话之后，成仿吾把主要精力牢牢系在“教育”二字上，逐步成长为新中国高等教育战线上的重要奠基者之一。
说到这里，得把时间往前拨回到19世纪末，去看他这一生为什么会走到那一步。
成仿吾1897年8月出生在湖南新化，一个正经的书香门第。祖父做过清朝知府，父亲是清末秀才，家里书多，规矩也多。按理说，这样的出身，很容易走上传统科举、仕途那条老路。但时代已经变了，清王朝摇摇欲坠，读书人越来越感到那条旧路走不通了。
他从小就表现出记忆力好、反应快，5岁就启蒙读书。遗憾的是，父母去世得早，家里支柱一下子没了，这种变故对一个少年打击不小。也正因为如此，他更早感到必须自己闯出一条路。13岁那年，他跟随哥哥东渡日本，算是彻底离开了湖南山乡，走向一个更大的世界。
去日本留学，在当时的青年学生中非常典型。成仿吾先在冈山第六高等学校二部学习，随后考入东京帝国大学造兵科，本意很明确——学军事工业，为“富国强兵”找出路。身边的留学生里，有学医的郭沫若，有学法的郁达夫，专业不同，兴趣却慢慢靠到一块儿：对文学的热情，开始在一帮青年人中间蔓延。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反帝反封建的浪潮席卷全国，留学生圈子自然也不平静。成仿吾、郭沫若、郁达夫等人，不再满足于书斋里做学问，而是开始以文学为武器，参与到新文化运动中。大约从1920年起，他陆续创作新诗，不久就在《学灯》等刊物上发表，这在当年已经算是“新文学阵营”的一员了。
1921年4月，他同郭沫若一起乘船回国，先在上海停留。郭沫若留下来筹划后来名噪一时的“创造社”，成仿吾则回到湖南，在长沙一家兵工厂搞技术工作。看上去，两人的道路暂时分了叉，但很快又在文学和革命的交汇处重新合拢。
不久之后，郭沫若再赴日本，与郁达夫、田汉等人商量，在东京成立创造社。当年7月，在郁达夫家里，一个新文学团体悄悄诞生。第二年5月1日，《创造季刊》在上海创刊，成仿吾的一组诗作被郭沫若结集为《海上吟》，刊登在创刊号上。这个细节，说明他在文学革命中的地位，并非陪衬，而是骨干之一。
随后，他也来到上海，与郭沫若、郁达夫共同负责《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洪水》《创选月刊》等刊物。那些年，他既写诗，也写评论，通过文字参与当时激烈的思想斗争。这一段经历，为他后来从事教育工作打下了坚实的人文基础。
1924年，成仿吾转赴广州，在广东大学理学院任教授，同时在黄埔军校担任教官，又兼任黄埔兵器处代理处长。1925年，他加入中国国民党。当时大革命形势高涨，许多进步知识分子都在国共合作的大框架下寻找出路，他也不例外。
时间来到1927年3月，北伐战争正处在关键阶段。黄埔方面委托他携带5万元经费前往上海、日本，为北伐军采购军事和文化用品。5万元在当时是很大一笔钱，而他在上海遇到的一个人，更让这笔钱的用途多了一层意义。
一、在风雨中择路：从文人到革命者
在上海，他碰到了中共党员潘汉年。潘汉年开门见山，说上海党组织经费极其紧张，希望他能从这5万元里拨出一部分支持党的工作。成仿吾没有斤斤计较，痛快地答应了。这个举动，说白了，是用实际行动表明立场：他不只是一个“关心时局”的文人，而是在向真正的革命者靠拢。
之后，他按原计划前往日本，再转赴苏联。这一段漂泊，看似绕远，实则一步步把他带向中国共产党。1928年秋，他在苏联遇到张闻天，张闻天把他介绍到法国。同年，他在巴黎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政治选择从此定型。
1928年至1931年间，他同谢唯俊、廖承志、章文等人一道，在法国和德国主办党的刊物《赤光》。这份刊物早在1924年由周恩来在旅法期间创办，算是海外党团体的重要舆论阵地。成仿吾在那里主要做编辑工作，责任重大，却很少抛头露面。
有意思的是，他在工作之外给人留下的印象，是“话少到近乎沉默”。后来廖承志讲起一件小事，很能说明问题。有一天，成仿吾去找他，进门后一句话不说，廖承志也故意不先开口，两人就这么面对面坐了一上午。直到快到中午，廖承志撑不住，说：“我去买点吃的吧。”成仿吾只回了一句：“好吧。”这一上午，他就说了这两个字。沉默寡言，却又极端谨慎、认真，这种性格特点，在地下工作环境里反而成了优点。
1931年8月，他奉命回到上海，参与社会科学家联盟的工作，同时继续推进革命文艺活动。紧接着，他被派往鄂豫皖苏区，担任省委宣传部长、省政府文化委员会主席和红安中心县委书记，进入根据地一线。
这里的条件极其艰苦，却正好让他的教育热情找到了落脚点。他在当地发动群众，巩固和发展列空师范学校和各乡的列宁小学，又亲自主持编写、审定课本。自1931年以后，“办学校、写教材、育干部”逐渐成为他工作中的主线之一。与党的教育事业之间的那条纽带，就是在这一时期牢牢系上的。
1932年，张国焘率部西去，将仅有的几部电台带走，鄂豫皖苏区与中央失去电讯联系，形势顿时紧张起来。1933年10月，省委决定派成仿吾去上海，与党中央恢复联系并汇报苏区情况。省委书记沈泽民病体支撑，在他的衬衣上写下密信，让他贴身带出，这份信，分量可想而知。
那一路可谓九死一生。出发时，他正在“打摆子”，又冷又热，走几步就虚脱。敌军封锁严密，交通线几乎被切断。省委只好派出一个四百多人的武装团，再加五十人的便衣队，硬生生打出一条路来送他离开苏区。前面打，后面走，成仿吾骑一截驴，跟一段队伍，这样打游击似地走了整整一个月，才算闯出去。
最惊险的一次发生在一个破庙里。中午歇脚，大家疲惫不堪，警惕性稍一放松，国民党军队就从三面悄悄摸上山坡，甚至已经逼近庙门，连岗哨都被悄无声息地除掉。幸亏睡在庙门外的警卫员发现动静，一把把他拉起来，扶上驴子，硬闯包围。这一幕，如果稍有耽搁，后果不堪设想。
等他终于抵达武汉，再转船去上海时，党中央已经迁往瑞金，只能说一句“扑了个空”。在上海人生地不熟，又一时找不到党组织，他心里多少有些无奈。就在这段时间，他在报纸上看到国民党媒体攻击鲁迅，说鲁迅是“准共产党”，这条消息让他看到了一个可能的突破口——找鲁迅帮忙。
经过内山完造牵线，他约鲁迅在一家白俄开的咖啡馆见面。那天，他推门进去时，鲁迅、茅盾已经先到了。简单寒暄后，他开门见山，希望鲁迅帮他联系党组织，鲁迅一口应承。第二天，果然有一位湖南籍同志找上门来与他接头，组织关系的问题很快解决。鲁迅和他过去在文坛上有过争论，但在关乎革命大局的问题上，两人没有丝毫犹豫，这件事后来被传为一段佳话。
党中央两电催促他在1934年1月10日前赶到瑞金，参加中共六届五中全会。途中辗转，他在地下交通员护送下经广东汕头，于1月1日抵达瑞金。等换好衣服走进会场时，周恩来正在主持会议，见他进门，当场说：“鄂豫皖的代表赶到了，让我们欢迎成仿吾同志。”这一句，既是礼节，也是对他冒险完成任务的肯定。
二、长征路上淬火：落难书生与钢铁队伍
长征前夕，组织上原本考虑让他留在苏区工作。李维汉专门征求他的意见，成仿吾给出的答案倒很干脆：“走惯了路，可以随军转移。”一句“走惯了路”，听上去像是玩笑，其实背后是对党、对革命坚定不移的跟随态度。
真正走上长征路，他这个“大知识分子”确实吃了不少苦。生活自理能力差是实情。雨伞老夹在胳膊底下，不会像徐特立那样做个布兜背在肩上。行军时，他竟然找来一件算命先生的长褂，把书、鞋、碗、缸子、毛巾之类的一股脑全塞在里面，搭在右肩上。这样一来，走起路来手臂甩不开，人也累得更厉害。
一路的草鞋磨穿了，在贵州打土豪时意外弄到一双粗糙牛皮鞋，鞋底钉子大得像奶头，倒是防滑又耐磨。这双鞋帮了他不少忙，但也常常“帮倒忙”。他脚小鞋大，只好用几根稻草绳把鞋和脚背绑在一起，勉强跟得上队伍。遇到雨天，烂泥地一深，鞋子就死死陷住，怎么也拔不出来，整个人被困在泥坑里，进退两难。
有一次，部队夜行军，雨下得很大，队伍拉得很长。走着走着，前面突然停了下来。连长赶紧往前一看，才发现前头堵着的人不是别人，正是成仿吾，他又在和那双牛皮鞋较劲。鞋子嵌进泥里拔不出来，他弯着腰在那里使劲折腾，后面的队伍都被堵住，前面的部队越走越远，眼看就要掉队。他无奈之下咬牙说了一句：“算了。”干脆把鞋提在手里，赤脚在泥水里跌跌撞撞地往前追。这一幕，从外面看有点狼狈，却也把他的倔强写得很透。
更麻烦的是，他近视得厉害，夜色里几乎看不清路。有一回夜行军，他没跟住前面的人，带着后面的几个同志拐上了一条叉路。走到一半，隐约看到前方有灯光，再细看，才发现那是一排国民党碉堡，连敌人说话的声音都能听见。再往前一步，可能就是另一番结果了。他们赶紧掉头撤回，拼命追赶大部队。同行的几个同志吓出一身冷汗，一路上对他嘀嘀咕咕，其中有人半真半假地说：“成仿吾莫不是要带我们去投国民党吧？”话很重，但也反映了当时紧张的气氛。
这件事后来传到董必武那里。董老在会上郑重说明：成仿吾政治立场一贯坚定，只是视力不好，确实走错了路，他本人也很懊丧，大家没有必要怀疑他的态度。这一番“公道话”，既平息了误会，也让人看到，在红军这种钢铁队伍里，对知识分子并不是一味不信任，而是有分辨、有保护。
长征结束后，红军到达陕北，革命形势进入新阶段。到了延安，成仿吾开始接触更系统的教育工作。他协助董必武恢复党校，担任中共中央党校教务主任。在这种岗位上，他的老本行——教学与管理——开始真正发挥作用。
抗日战争爆发后，延安成为全国抗日力量和进步青年的向往之地。1937年，他调任陕北公学校长。陕北公学主要培养抗日干部，学生来源复杂，文化水平也参差不齐，既要讲政治理论，又要讲军事常识，还要补基础文化课，对一个负责人来说，确实不轻松。成仿吾在这里实践了一整套适应战争环境的教育方式，把课堂和实践结合，把理论讲深讲透，这些经验，为后来的干部教育提供了珍贵样本。
1939年7月，延安成立华北联合大学，他被任命为校长。这所学校的任务更加明确——为华北抗日根据地培养大批急需的干部。也正是在这个岗位上，成仿吾的“教育家”形象开始清晰起来。可以说，从延安到晋察冀，再到平津解放前后的华北大学，他始终围绕一个核心：为革命输送有理论水平、有实际能力的干部。
1945年，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成仿吾作为代表之一，住在杨家岭。大会之后，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突然问出那句后来经常被人提起的问题：“你是继续搞教育，还是搞政权？”这不是一般性的询问，而是把他推到一个十字路口：是去地方上抓政权建设，还是继续留在教育战线。
据当时在场的人回忆，成仿吾答得十分干脆：“我还是搞教育。”毛泽东听后点了点头。这一问一答，没有过多渲染，却透露出一层意味深长的信号：在战争将结束、政权将要走上历史舞台的关键时刻，党内已经清楚地把一些老同志摆在“办教育、育人才”的战略位置上。
三、新中国课堂：一位“学宗”的后半生
1948年5月，在华北战场形势日益明朗的背景下，华北联合大学与北方大学合并，在河北正定成立华北大学。成仿吾任副校长，校长是吴玉章。这所学校可说是解放区高级干部教育的“总汇”，许多后来在党政军各条战线担任重要职务的干部，都在这里接受过系统训练。
新中国成立后，高等教育布局进入新的阶段。中国人民大学成立时，吴玉章任校长，成仿吾为副校长，两人搭班子，专门为新国家培养理论干部、政法干部和财经人才。不得不说，这样的配置，把老一代革命知识分子的专业优势，发挥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1953年之后，国家对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师范类院校和综合性大学的角色进一步凸显。成仿吾先后出任东北师范大学校长、山东大学校长。这两个岗位，一个在东北，一个在华东，地域跨度不小，但任务高度一致——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建设新中国的大学。
东北师大当时肩头担子很重，要为新中国中小学培养大批师资，从教育学到各学科基础，都得重新搭框架。成仿吾重视师范教育规律，强调政治素质和业务能力并重，把延安时期培养干部的经验，转化为适应和平时期教学的制度。到了山东大学，他又面对一所传统底子较好、理工文史较为齐全的大学，考虑的重点则转为如何在保留学术传统基础上，更好地服务国家建设需求。
从1953年到1966年，这十几年里，他连续在几所大学之间转换岗位，角色却始终如一，就是在不同区域为国家高教系统搭建骨架。时间拉长来看，可以发现一个不太起眼却很重要的事实：从1931年算起，他在党的教育战线上，整整坚守了半个世纪。
1978年春，中国人民大学恢复建制。成仿吾再次出任校长、党委书记，走上熟悉的校园。文化大革命那段曲折在这里不再展开，只看这一年就够说明问题——在恢复正常秩序的关键阶段，中央依然选择让他来主持这样一所重要高校的工作，这本身就是一种信任。
在专业领域，他不只是“管学校”的行政负责人，更是有扎实学养的学者。成仿吾在文学理论、教育理论方面留下了不少著作，影响范围跨越了几个年代。由于长期从事干部教育，他在学界、教育界被普遍视为“一代学宗”，这种称呼并不常见，用在他身上，也算贴切。
同时，他在学术团体中的职务数量之多，也可以反映出在各界心目中的分量。1980年代初，他兼任中国教育学会名誉会长、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名誉会长、德国史研究会名誉会长、北京国际共运史学会会长、鲁迅研究学会顾问、郭沫若著作编委会委员等职。看上去职务繁多，其实可以归结为一点：在教育、翻译、国际共运史、鲁迅与新文学研究这些方向，他都是少数既经历过风雨，又有系统研究的人。
1982年，他以85岁高龄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入大会主席团，并当选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这一年，他已经是党内资历很深的老同志了，从“创造社诗人”到“红军长征知识分子”，再到“新中国大学校长”，人生的几个阶段几乎都与时代重大转折点紧紧相扣。
1984年5月12日，成仿吾在北京病逝，享年87岁。他的一生，从1897年到1984年，跨越了清末、民国、抗战、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与改革开放初期。单看履历，会觉得丰富得近乎“拥挤”，但其中有一条线是始终贯穿的——教育。
回到1945年杨家岭那次谈话，毛泽东问他是搞教育还是搞政权，他选择了前者。几十年后再看，这个选择并不是退一步，而是换一种方式站在国家建设的核心地带。试想一下，如果没有像他这样一批从井冈山、鄂豫皖、长征路走过来的老教育家，新中国的大学体系、干部学校体系，很难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搭建起来。
在很多人的记忆中，成仿吾沉默、寡言，不善应酬，甚至略显“木讷”。但一路走来，从白俄咖啡馆里请鲁迅帮忙接头，到烂泥地里提着牛皮鞋赤脚追上队伍，再到长达数十年的大学建设与干部教育，性格里的那股倔劲、那份坚守，始终没有改变。也正是这股劲，让那个在日本读造兵科、在巴黎办《赤光》的年轻人，最终在课堂和校园里，把大半生都交给了“培育新人”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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