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3日拂晓，北平灰蒙。街口的三轮车夫收起油灯，58岁的周作人把风衣领子竖得很高，踩着碎石往八道湾走。新政权刚刚宣布成立，城里到处张贴接收公粮、登记户口的布告，热闹与惶惑一并翻滚。对于刚出狱不到一年的人来说，最紧迫的不是国家大事，而是明天买面钱从哪儿来。
当天夜里，他点着昏暗的煤油灯，铺好毛边纸，决定给周恩来写封信。写什么？求一份差事。理由也简单：昔日曾在北大教书，会英语、日语，还摸得动希腊文。信写得谦卑却不卑微，“只盼能为人民译书”，末尾附简历。有人不禁要问，这位昔日“文化叛徒”怎么忽然想到找新政府谋饭碗？答案得从十年前的那声枪响说起。
1939年1月4日黄昏，清华园里传出短促的枪声，“天津抗日杀奸团”留下两发子弹后疾驰而去，周作人侥幸未死，却从此被日伪警察贴身监控。起初，他还想保持“学者姿态”，可随着日本方面一再拉拢，汤尔和递来邀请函，他终究跨过了那条线。在“华北教育总署督办”的名片下，他出席“东亚共荣”茶会，穿过日本军服，陪王揖唐在天安门检阅青年团。自此，汉奸之名坐实，再也撕不掉。
1945年日本投降，南京开始肃奸。10月6日，军统特务闯进伪政务院会场，将周作人及同伙押往老虎桥。次年6月17日，高等法院以“通谋敌国罪”判他十年；若非辅仁大学十四位教授联名求情，刑期不会这么“轻”。他在牢里写信喊冤：“只是敷衍应酬。”没人理会。整个南京都知道，他的辩解靠不住。
1949年初，李宗仁下令放人，周作人得以出狱。他曾经动过去台湾的念头，胡适甚至许诺教授职位，可他犹豫：一旦离开大陆，会不会像流亡白俄那样漂泊？再加上身无分文，船票谁掏？最终还是坐火车回到上海，借住学生家中足足198天，靠写杂文换米面。
八月中旬，他回到北平老宅。房子是有了，收入却断崖式塌陷。为了糊口，他不得不写鲁迅文章换稿费，《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接连见报。亲友劝他捐出兄长的手稿以示悔意，他摇头：“慢慢换钱要紧。”甚至用两件鲁迅遗物，换来儿子进北京图书馆的工作名额。
同年11月，呈给周恩来的求职信送达政务院。秘书室反复琢磨：要不要交？终究还是呈上去。周恩来说：“文化人而已，报主席定夺。”几天后，批复到了——毛泽东挥笔八个字：“养起来，做翻译工作。”话很短，态度很明白，不杀、不褒，只让他用才抵罪。
1950年春，人民文学出版社派人登门通知：负责希腊悲剧选译，同时可自由撰写散文，按最高稿酬标准结算。这个标准是每千字34元，彼时一级教授月薪也不过340元，周作人手里的翻译量足以养家。他对老友曹聚仁说了一句半真半假的感慨：“政府待我够优厚。”表情却有说不出的复杂。
1960年以后，出版社改为预支稿费，每月400元到账。那几年，他翻译了《伊索寓言》《日本随笔选》以及《诗经释论等稿》，几乎闭门不出，用文字与往事切割。遗憾的是，1965年起稿酬被削，他又没有公费医疗，牙坏得连馒头都咬不动，只能靠臭豆腐就玉米糊糊。有人路过八道湾，看见他蜷在躺椅上，袖口磨得油亮，心里不是滋味——昔日教授、前朝囚犯、今日译者，身份层层叠叠，全写在这间寒舍的墙皮上。
1966年盛夏，出版方停付月供，周作人的日子跌到谷底。那一年，北平城的豆制品涨到四角一斤，他常常挑最便宜的“剩酱油渣”充饥。雨夜翻书的时候，外头传来邻居孩子的朗读声——课文里依旧有鲁迅。周作人停下笔，自言自语：“兄长终究留名，我只有译书。”灯花噼啪作响，他没再多说话，继续在稿纸上勾勾画画。
1970年代初，周作人病重。老友来访，他拿出一册尚未定稿的《希腊神话札记》，声音很轻：“译完了，可惜看不清字。”朋友说：“留给后人吧。”屋里只剩一口低低的应答。外面的梧桐叶被北风吹得沙沙作响，像极了当年法院宣判时的轰鸣，却也像日伪招待会上那阵空洞的掌声。历史的回声有时并不分善恶，只提醒人——选择一次，余生偿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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