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走过长征，参加过抗日、解放战争，后来又进藏十多年…|长征

进藏红军黄少勇

李文蓉

引言：马蹄声里的世纪回响

每当我闭上眼睛，总能听见父亲的马蹄声——不是清脆欢快的“嘚嘚”声，而是沉甸甸的、踏过冻土与硝烟的蹄音。这声音，从父亲10岁那年为财主放马的清晨开始，一路响过湘江的炮火、雪山的寒风、抗日战场的烽烟、西藏高原的黎明，最终化作他胸前一枚枚勋章上沉默的光。这是我父亲的故事，一个普通又不普通的中国军人的故事，也是千千万万像他一样的先辈们的故事。

第一章：苦难的序曲（1917-1935）

1917年底，父亲出生在云南会泽一个贫苦农家。我总听父亲说，那时候山河破碎，老百姓的日子苦得没边。他才10岁，就被迫去给财主家砍柴、做农活、放马。每天天不亮就得爬起来，牵着马去河边饮水，再赶去山坡上吃草。财主的鞭子比马鞭还无情，抽在身上火辣辣地疼，父亲一顿饭常常就只有两个冷红薯，冬天更是赤着脚踩在冰碴上，冻得脚趾通红。

我能想象得出，少年时的父亲有多孤单。他总说，那时候只有手里的马儿懂他，常常会用温热的鼻息蹭蹭他的手，像是在安慰这个沉默的放马娃。马背上的父亲，望着远处的山，心里悄悄盼着山外的天，盼着能过上不挨冻、不挨饿的日子。

1935年2月的一天，红九军团大部队从大井镇进入了会泽者海坝子。那天，17岁的父亲正在邱家山放马，远远望见一队穿灰布衣服的人马从三家村方向走来，队伍整整齐齐，到了黄家河的河埂就停了下来休息，有些人还走进了街上，没有枪声，也没有喧闹。父亲拢住马，躲在低洼处悄悄看着。

午饭过后，有人从村子里跑出来喊：“回家了，红军是好人，不会打我们！”父亲跟着村民们回到村里，心里盘算着：与其这样受尽奴役和压迫，不如跟着这支队伍走。他紧紧拉着马缰，走到武圣宫院内——红军正在这儿向群众宣传，号召热血青年参军。父亲听着听着，猛地丢下手里的镰刀，牵着马第一个站了出来报名。为了避免国民党残害红军家属，17岁的他将原名李本善改为了黄少勇，成了中国工农红军的一员，踏上了革命的道路。我总在想，那一刻的父亲，心里该是既忐忑又坚定吧。

第二章：铁血长征路（1935-1936）

1935年2月，父亲正式加入中国工农红军，同年10月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36年11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那以后，父亲常对我们说：“我的一生，都属于党，属于人民。”

长征路上的苦，父亲很少细说，但我从他偶尔的只言片语里，能拼凑出那些惊心动魄的画面。爬雪山时，寒风像刀子一样刮脸，雪深没膝，他和战友们相互搀扶着往前走；过草地时，没有吃的，就煮皮带、嚼草根，饿了就喝点野菜汤。强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一次次往返于火线，父亲说，那时候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跟着党，不掉队。我知道，那些艰难困苦的考验，早已把“立场坚定跟党走”刻进了父亲的骨子里。

第三章：烽火岁月（1937-1949）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父亲去了抗大学习。他总说，那段日子虽然紧张，但学到了很多真东西，政治、军事素质都提高了不少。后来，为了保卫豫皖苏根据地，他和国民党顽固派、日寇展开了生死搏斗，淮北西路、张大路、泗城、五河……一场场战役，父亲都亲身经历过。

我曾问父亲，打仗的时候怕不怕，他总是笑着摇摇头说：“怕啥？身后就是老百姓的家。”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里，他坚守在淮北地区打游击，完成了上级交给的巩固边沿地区的对敌斗争任务。他亲眼看着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被粉碎，心里别提多自豪了。

解放战争时期，父亲又先后参加了周村、张店、昌淮、淮海、渡江等战役，渡江后还跟着部队进军福建，参加了山岛战斗。那些年，他冲锋陷阵，英勇杀敌，带着部属出生入死，身经百战，还多次负伤，后来被评为三等残废军人。每次看到父亲身上的伤疤，我都忍不住心疼，可他总说：“这点伤算啥，能为国家解放出份力，值了。”正是这样的父亲，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人民政权的建立，献出了自己最宝贵的青春。

第四章：雪域忠魂（1958-1972）

1958年，父亲在政治学院学习了三年，刚毕业就接到了上级的命令，飞往西藏，到西藏军区后勤部工作。这一去，就是十几年。

我那时候还小，总盼着父亲回家，可每次等来的只有一封封厚厚的家书。父亲在西藏任汽车16团政委，责任重大——那时候汽车16团是西藏唯一的运输部队，也是叛乱分子袭击的重要目标。康巴、青海等地的叛乱分子日夜涌向拉萨，公路两侧到处都有他们的踪迹，而军区的医院、军械库、军需库、油料库这些“生命线”，全靠汽车团的同志们守护和运输。

父亲和全团的干部战士都怀着对祖国的热爱，不顾生命危险，每天在叛乱分子的枪下通行，驾驶着车辆抢运急需物资。他们一手拿枪，一手握方向盘，只要有公路，就有汽车部队的身影。父亲几乎跑遍了整个西藏，只为保卫祖国和藏族人民。

父亲还参加了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他长期做后勤保障和政治思想工作，尤其对汽车部队的管理很有经验。他总说，做工作要身先士卒，不能怕苦怕累。在西藏的十几年里，父亲和我们聚少离多，错过了我和哥哥姐姐的成长，可他从没抱怨过一句，也从没后悔过。

第五章：无声的勋章（1972-1999）

终于，父亲从西藏调回了内地，组织安排他在四川省江津军分区工作。那时候我已经长大，终于能常伴在他身边了。我看着父亲每天忙碌于军队和民兵建设，常常熬夜出差，对训练和管理要求严格得很。他总说，军民团结是大事，民兵建设不能马虎，要为国家守好根基。

1979年12月，根据上级要求，父亲调至成都军区后勤部工作，任副政委、顾问等职。主抓运输及医疗工作。那时的他经常下连队，与战士们同吃住，深入了解各运输部门的情况。记忆里，父亲的吉普车常常是翻山越岭，奔驰在尘土飞扬的川藏线上。父亲在他的军旅岁月里，有风雨兼程的艰辛，有熬夜坚守的疲惫，更有与战友们并肩作战的热血与温暖。父亲用他的担当与奉献，诠释了一名军人的初心与使命。

1983年，父亲光荣离休。离休后也没闲着。他依然关心军队建设，总念叨着“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始终保持着共产党人的本色。闲暇时，他最爱给我和孩子们讲过去的故事——长征路上的战友、抗战时的战斗、西藏的雪山草地。他讲得绘声绘色，我们听得入迷，那些遥远的岁月，在他的讲述里变得鲜活起来。

父亲的戎马生涯长达六十余年。1955年，他被国防部授予中校军衔，1960年晋升为上校军衔；同年还荣获了“三级八一勋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1988年又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每次父亲给我们看这些勋章，眼神里都满是荣光，他说：“这些勋章不是给我一个人的，是给所有牺牲的战友，给党和人民的。”

1999年的夏天，父亲走了。他的最后一份军礼，留给了八一建军节这一天。按照他的遗嘱，骨灰一部分撒在了四川，一部分撒回了他走上革命道路的地方——云南会泽。那天，我仿佛又听到了父亲的马蹄声，从遥远的天际传来，温和而坚定。

尾声：马蹄声从未远去

父亲的一生，从一个苦命的放马娃，成长为一名坚定的革命战士。他见证了祖国最深的黑暗，也迎来了祖国最亮的光明。我常常会想，父亲这一辈子，吃了那么多苦，值得吗？如今看着窗外华灯初上、车水马龙的城市，看着孩子们在阳光下奔跑欢笑，我心里有了答案——这就是父亲用一生守护的意义。

父亲那代人，用生命和热血铺就了我们今天的平坦大道。他们的故事写在史书里，刻在纪念碑上，也流淌在每个平凡而安宁的日子里。

我总觉得，父亲的马蹄声从未远去。它化作了高铁飞驰的节奏，载着人们奔向远方；化作了校园里清脆的铃声，守护着孩子们的梦想；化作了婴儿安稳的呼吸，诉说着岁月的静好。在这片父亲和他的战友们用青春浇灌的土地上，每一朵花开都是对他们的回报，每一个日出都是对他们的告慰。

父亲，您看啊，您走过的万水千山，如今已开遍鲜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