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七年七月十四日，榆林西北三十里外，风卷黄沙。整编三十六师官兵已断水两昼夜，指尖砂砾刮得生疼。师长钟松却反拿出望远镜，低声吩咐：“再咬一咬，天黑前一定赶到。”几小时后，西北野战军围城的炮声突然停歇，彭德怀惊讶：“这家伙又从戈壁缝里冒出来！”“打不死的钟松”由此传遍两军。
黄埔二期出身的钟松，原本与耀眼的黄埔一期擦肩而过。那年秋天，他因急性腹膜炎被误诊，命悬一线，醒来时同窗已戴上毕业徽章。校方把他调入二期炮科，理由是“读书好，少个算术好的炮兵可惜”，这才奠定了他步炮兼精的底子。多年后，围点打援时，他总能精确计算火力与机动节奏，这段插曲功不可没。
毕业后，他先带炮连，又改任步兵营长。跨兵种的磨炼，让他对协同之道心里有数。淞沪会战，八百壮士固守四行仓库时，他的独立第二十旅在外围以“示弱”诈敌，诱得日军冒进，随后合围猛揍，一战成名。蒋介石当众拍拍他的肩，叹道：“这小子擅出奇兵。”从此“蒋军头号悍将”的绰号不胫而走。
抗战时期，他屡次在绝境中硬顶。武汉会战固始一役，日军第十师团三面合围，他把仅剩的一个团分成三股，掏出野战电话，豪气地说：“分头打，活着的再集合。”黄沙掩埋了许多兄弟，挡住了敌军的步伐，也让他第一次体会到被“嫡系”视作外人的冷意。胡宗南部队按兵不动，援军终究没来。
时间来到一九四三年滇西。钟松担任第二军副军长，“穴地攻城”攻克龙陵的土办法，让日军吃尽苦头。胡宗南这才回过味来，把第五战区最富装备的第五师并入新编第七军交到他手里。但好景不长，三个月后新编第七军被裁撤，他的军长椅子还没捂热，就又成了无兵可带的“编制外人员”。
真正决定命运的，仍是西北。整编三十六师成军时兵力三万，重炮、坦克、榴弹炮一样不少，同期“王牌”七十四师巅峰不过四万五千人。胡宗南把这张底牌递给钟松，意图让他成为西北的“救火队”。然而救火需要智慧，更要胆魄。有人说他比张灵甫敢拼，比胡琏会绕，这话并不夸张。
沙家店一仗印证了这种评价。一九四七年八月，胡宗南下令追击彭德怀，钟松明知“红军老帅”在挖坑，仍得带四个团轻装猛追。陷入包围后，第一二三旅六千多人全军覆没，他却带着一六五旅从包围口撕开血路。事后清点，师部直属队居然七成尚在，彭德怀无奈地说：“这人浑身都是刺，扎手。”
同年十月，解放军二打运城，国军各部陷入慌乱。整编三十六师连夜北渡黄河，放弃全部重装备，像条泥鳅钻进中条山，再从山背突现运城侧后。守城的田守尧只来得及喊一句：“钟军长怎么冒出来了？”围城的徐向前被迫收兵。两破“围点打援”后，南京、台北的报纸把钟松捧成“胡宗南体系唯一的奇兵”。
但风向转得极快。一九四八年春的冯原战役，整编三十六师被西北野战军合围。钟松三次电报求援，胡宗南按兵不动，参谋长沈策甚至回电：“固守待援。”眼看援军无望，他一反常态，下令突围。代价是两万人只剩一万出头。逃出包围后，沈策当面指责他“私自弃阵”。钟松冷笑：“让我坐以待毙，那才叫糊涂。”一句顶撞，彻底葬送前程。
撤职留任的公文下来，他被调任西南五兵团副司令，再无独立指挥权。胡宗南借机推卸损失，蒋介石顺手敲山震虎，体系内出奇兵者失去了舞台。钟松一生贯穿的尴尬再次显现：非嫡系，不讨巧，背锅却常有他。
成都沦陷前夕，他向重庆电报建议化整为零搞游击，被否。撤退途中，他剃平头，穿灰布长衫，从金沙江畔一路辗转香港。有人在九龙街头认出他：“钟军长可还想反攻？”他摆手：“餐馆的锅铲管用得多。”短短一句，道尽辛酸。
上世纪五十年代，台北曾三次通过胡宗南邀请他赴台。他想了想沙家店的尸骨，又想起冯原“固守待援”的电文，最终婉拒。退休后，移民荷兰，写信回重庆老家，提到当年的兄弟只说：“战死者无愧，活着的要干净。”一九九五年，病逝海牙。
回望此人履历，悍勇在前，狡黠在后，智勇兼备却不受统属体制青睐。张灵甫有陈诚力挺，胡琏背靠黄埔一期嫡系；钟松既非中央军旧班底，也非黄埔系高层心腹，锋芒过盛反成累赘。倘若换个阵营、换个主君，或许结局全然不同。他被国军遗弃，并非因败绩，而是派系斗争的必然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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