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臣能真正受到皇帝信任的不多见，终清世找不出三个人，曹振镛算一个。
后世对老曹的评价不高，说他唯唯诺诺，以“少说话、多磕头”为做官准则，带坏了道光一朝的风气。
实则不然，在皇权高度集中的清代，一个大臣的能量是有限的，关键还是在于皇帝。曹振镛在那个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基本上还是做到了人臣的本分。
论一个好爹的重要性
曹振镛，安徽歙县人，出生于乾隆盛世，26岁那年考中进士，被乾隆点为庶吉士。
散馆考试的时候，曹振镛发挥得不理想，只考了一个三等。这个成绩按惯例不能留在翰林院任职，乾隆发了话，说小曹是户部尚书曹文埴的儿子，给他个机会加以历练。
乾隆一朝，曹振镛中规中矩，十几年的时间只做到了翰林院侍讲，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乾隆晚年，曹文埴夹在阿桂与和珅中间左右为难，一气之下打了辞职报告。到了嘉庆亲政的时候，曹文埴的辞职被视为对和珅专权的抗拒，成为了政治资本。
曹振镛也因此受到嘉庆的重用，在各部担任要职。
从嘉庆十六年至道光十五年去世时，曹振镛一直担任户部尚书兼翰林院掌院学士，为清代任期最长者。
嘉庆晚年，曹振镛拜体仁阁大学士，加太子太保。唯一不足的地方，就是没有迈进军机处的大门。
嘉庆皇帝死得匆忙，没来得及安排后事，按正常的程序，在道光继位的节骨眼上，曹振镛并没有太大的话语权。因为军机处还有几个高资历的老臣，如托津、戴均元、卢荫溥、文孚。
不料，几个军机大臣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让曹振镛得以脱颖而出。
论运气的重要性
嘉庆二十五年七月二十五日，道光帝让军机大臣拟定遗诏。可能是刚丧皇考，道光的心情极度悲痛，他没有亲自验看遗诏，就令军机处颁布全国。
到了九月，道光的情绪已经安定，回过头来再看遗诏的时候，却发现了一个漏洞。
原来几个军机大臣把乾隆的出生地给搞错了，乾隆生于雍和宫是人尽皆知的，还写入了《清高宗实录》，而几个军机大臣却将乾隆的出生地写成了避暑山庄。
将皇帝的出生地写错，那是犯了天大的罪过，按大清律法论，属于大不敬，拉出去杀头也不为过。
道光一怒之下，将卢荫溥、文孚连降五级，仍在军机处戴罪行走；托津、戴均元则一撸到底，让他们卷铺盖走人。
军机处空出了两把椅子，曹振镛捡了大便宜，他与英和同时入值军机处，当时的卢荫溥和文孚头上还顶着处分，短时间难以翻身。
三个月后，曹振镛被提拔为首席军机大臣。
在这个位置上，曹振镛一直干到死，前后长达十四年，其恩眷之隆，就是当年的张廷玉也难以匹敌。
让汉臣执掌军机处并非常态，雍正朝张廷玉担任该职时间较短，后来被鄂尔泰所取代；乾隆朝刘统勋、于敏中都是在没有合适满臣人选的时候临时补充的，任职时间也都不长。
本来曹振镛也是临时替补，道光心中的人选是英和。
可是英和不争气，他与曹振镛同时进入军机处，却因为废除陋规当了替罪羊，被道光赶出了军机处。
如果英和在军机处，那么毫无疑问首席军机大臣是轮不到曹振镛的，道光朝的朝政大概率也不会如此沉闷。说到底，还是曹振镛的运气好。
论皇帝的重要性
不管是谁坐上了太和殿的那把椅子，起初都有一番雄心壮志，道光初元也是这个调调。
继位之初，道光就摆出了一副振作朝政、改革弊政的高姿态。其中关系国计民生的，无非就是漕运、盐务以及国家财政。
皇帝要干事，大臣指定也闲不住，在曹振镛的辅佐下，道光就漕运、仓储、盐税等做了一系列整顿。
曹振镛不是刚出道的新手，他是从乾隆盛世一步步走过来的，在户部尚书任上干了几十年。关键是曹振镛从政经验丰富，又深谙官场韬晦，做人做事不像英和那么咄咄逼人。
道光时期，清王朝遗留下来的各种问题错综复杂，难以在短时间内消除。曹振镛采取的不激进的改革策略，试图通过长周期予以解决。
应该说曹振镛的法子是切实可行的，道光初年，就曾改漕运为海运。但是道光不是一个有勇气、有担当的皇帝，当他面临各方面的阻力和压力的时候，都选择中途放弃。
此前英和推行废除陋规如此，曹振镛改革漕运也是如此。
道光君臣干成的唯一一件事，就是整顿盐务。
道光十年，两江总督陶澍决定打破盐商垄断盐引的旧制，大力整顿盐务，开放盐引，让民间资本流入以达到公平竞争的目的。
盐务系统千丝万缕，夹杂着众多王公贵族和当朝大臣的利益，可谓是牵一发动全身，区区的两江总督若是没有朝廷的支持，此事万难办成。
摆在陶澍面前最大阻碍就是曹振镛，歙县曹家世代经商，家族中有很多人在扬州从事盐业生意。
陶澍本人又是曹振镛的门生，在老师兼首席军机大臣的面前，难免投鼠忌器。陶澍铁了心要干，便写信给曹振镛虚心请教。
曹振镛也难得，在回信中写道：“世上岂有饿死之宰相”。意思是说，你陶澍放手去干，出了问题有我顶着。
正是在曹振镛的支持下，陶澍一展身手，彻底扭转了几百年来的盐务弊端，使得盐价平民化。
遗憾的是，盐务改革只仅限于两淮，并没有推广到全国，也没有挽回道光朝衰败的局面。
任何时代，当皇帝的不作为，大臣纵有张萧、房杜之才，也不可能改变现状。曹振镛进士出身，有学问有想法，本人也洁身自爱，但终究不能有所作为。
《清史稿》中只给了曹振镛短短几百字的篇幅，也不见他的显赫政绩。后世对他常以“庸庸碌碌”、“只会磕头”来评价他。
但是曹振镛不是“庸碌”二字所能简单概括的，在道光朝萧条之中，他小心谨慎的维持平稳局面，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改革，其间之苦楚旁人自难领会。
退一步讲，如果曹振镛所辅佐的是康雍乾那样的帝王，那么他将撕下庸碌的面具，在政治舞台上大有作为。
历史人物就是如此神奇，很难用一个好或坏去形容。对于曹振镛这样的重臣，史书难以评价，乃至于无法评价。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曹振镛肯定不是“奸相”。（全文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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