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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北骁说他是边防警察,一年通话时长不超过两小时。我说我是守活寡的标兵,结婚八年,探亲三次,每次不超过十五天。

他站在国旗下敬礼的样子被登在报纸头版,万人点赞。我躺在医院病床上签手术同意书,护士问:“家属呢?”我说:“在守国门。”

后来他回来了,带着一身功勋和一张离婚协议。他说:“沈知懿,我这辈子对得起国家,唯独对不起你。你恨我吧。”

我把协议撕碎,砸在他脸上:“顾北骁,我不恨你,我只是不要你了。”

01

手机屏幕亮起来的时候,我正在签第四季度的销售报表。

“沈知懿”三个字在来电显示上跳动,我愣了一下,笔尖在纸上洇出一团墨渍。同事探头看了一眼,暧昧地笑:“哟,老公查岗啊?”

我没说话,拿起手机走到消防通道。楼梯间里弥漫着一股陈旧的烟味,我靠在墙上,按下接听键。

“知懿。”他的声音很轻,像怕惊扰了什么,“最近还好吗?”

我抬头看着墙上那个绿色的安全出口标识,它一直亮着,八年了,从来没灭过。

“挺好的。”我说。

沉默。电话里传来呼呼的风声,我不知道他是在山顶的哨所还是在边境的巡逻路上。我从来不知道。

“那个……今年可能还是回不来。”他说,“任务重,走不开。”

“嗯。”

“你妈那边……”

“我妈上个月住院,我伺候的。”我打断他,“手术签字,我自己签的。护士问家属呢,我说在守国门。护士小姑娘眼眶红了,说我是军嫂模范。”

电话那头没了声音。我盯着那个绿莹莹的牌子,眼睛有点发酸,但我早就不哭了。

“知懿,我——”

“顾北骁。”我叫他的名字,一个字一个字,咬得很清楚,“你说你是边防警察,一年巡逻三千公里,我说我是守活寡的标兵,八年探亲三次,每次不超过十五天。咱们扯平了。”

挂了电话,我在消防通道里站了一会儿。

八年。两千九百二十天。通话总时长,加起来不超过两小时。

我踩着高跟鞋回到办公室,继续签那份报表。销售总监在门口敲了敲玻璃:“沈知懿,年度优秀员工申报表交一下,今年又是你。”

“好。”

我把报表签完,打开电脑,开始填那张表。配偶那一栏,我填了“顾北骁”,职业那一栏,我填了“边防警察”。

然后我把表格打印出来,签上名字,交到人事部。

整个过程,我没有一丝表情。

02

我和顾北骁是相亲认识的。

那一年我二十四岁,在广告公司做文案,加班加到内分泌失调,我妈急得满世界给我介绍对象。顾北骁是她从战友群里扒拉出来的,说是武警边防,根正苗红,人品过硬。

第一次见面约在咖啡厅,他穿着便装,坐在角落里,脊背挺得像一把尺。我走过去,他站起来,动作干净利落,眼神却不躲不闪,直直地看着我。

“沈知懿?”他问。

“是。”

“顾北骁。”

就这三个字,没多余的话。

我坐下,点了一杯拿铁。他面前放着一杯白水,什么都没加。我问他不喝咖啡吗,他说习惯了,执勤的时候不能喝太多水,怕没地方上厕所。

那是他第一次跟我提起他的工作,用这样朴素的、毫无煽情的方式。

后来我们聊了什么我不记得了,只记得临走的时候,他突然说:“沈知懿,我工作性质特殊,一年到头回不来几次,你要是介意,现在就告诉我。”

我看着他的眼睛,那里面有一种很干净的东西,像雪山上的天空,没有云,没有杂质。

“我不介意。”我说。

那时候我以为自己不介意是因为足够独立,后来才知道,是因为根本不懂“一年到头回不来几次”是什么意思。

三个月后我们领了证。婚礼很简单,他请了七天假,前三天布置新房,第四天办酒席,后三天走亲戚。第七天晚上,他接到电话,第二天一早就走了。

走之前他站在门口,回头看我。我靠在卧室门框上,冲他挥了挥手。

“等我回来。”他说。

“好。”

这一等,就是八个月。他回来的时候,我瘦了十二斤,学会了换灯泡、通马桶、修热水器。

那一次他待了十二天。

03

第二次探亲,是他主动申请的。

那一年他调到了更偏远的哨所,全年只有一次假。我在电话里问他能不能多待几天,他说尽量。

结果他回来那天,我发着高烧,在机场接到他的时候,整个人都是飘的。他看到我的第一眼,眉头就皱了起来。

“怎么不早说?”

“说了你能提前回来?”

他没说话,把我的行李箱接过去,另一只手扶住我。他的手很粗糙,全是茧子,硌得我胳膊疼。

回家的路上我靠在他肩膀上睡着了,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床上,额头上贴着退烧贴。他坐在床边,手里拿着一个剥了一半的橘子。

“醒了?喝水吗?”

我摇头,看着他的手。那双手比结婚的时候更糙了,指节突出,手背上全是细小的裂口。

“疼吗?”我问。

他愣了一下,低头看自己的手,然后笑了笑:“习惯了。”

那一次他待了十五天。我发烧三天,他伺候了三天。剩下十二天,他帮我修好了阳台的晾衣架,换了厨房漏水的水龙头,把家里所有的插座都检查了一遍。

走的那天我送他去机场,他进安检之前,突然转过身,用力抱了我一下。

“知懿,对不起。”

我埋在他胸口,闻到他身上那股熟悉的、混着阳光和风沙的味道。

“顾北骁,我不需要你说对不起。”我说,“你好好守着你的国门,我好好守着咱们的家。咱们扯平。”

他松开我,眼眶有点红,但什么都没说,转身走了。

我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安检口,然后一个人坐地铁回家。出地铁的时候下雨了,我没带伞,站在站口等了一会儿,雨没有要停的意思。

我淋着雨走回小区,走到楼下的时候,整个人都湿透了。

隔壁的王阿姨正好买菜回来,看见我这副样子,哎哟了一声:“小沈啊,你老公又走了?”

“嗯,走了。”

“唉,当军嫂不容易啊。”她叹了口气,“有啥需要帮忙的,尽管说。”

“谢谢阿姨,我没事。”

我上楼,洗澡,换衣服,然后给自己煮了一碗姜汤。

喝完姜汤,我坐在沙发上,看着窗外的雨发呆。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原来孤独不是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睡觉、一个人去医院,而是你淋着雨走回家,连个递毛巾的人都没有。

04

我学会了一个人过年。

第一年,我妈让我回娘家,我没去。我想着万一他打电话回来呢?家里没人接怎么办。三十晚上,我一个人包了饺子,煮好了摆在桌上,手机就放在手边。春晚演到一半,电话终于响了。

“知懿,新年快乐。”

他的声音断断续续,信号不好,像隔着一层厚厚的玻璃。我听见背景里有风声,很大很大的风声,像要把人吹跑。

“你在哪儿?”

“巡逻路上。今年雪大,封山了。”

我看了看窗外的烟花,又看了看桌上凉透的饺子。

“吃饺子了吗?”

“吃了。”他说,“连队包的,白菜猪肉。”

“我也包的这种。”

沉默了几秒。信号里传来滋滋啦啦的杂音,我使劲把手机贴在耳朵上,想多听一点他的呼吸声。

“知懿,我——”

电话断了。

我等了十分钟,二十分钟,一个小时。他没有再打过来。

我把饺子收进冰箱,关掉电视,上床睡觉。睡不着,就睁着眼睛看天花板。天花板上有道裂缝,是去年地震那会儿震出来的,我一直没找人修。

第二天早上醒来,手机里有一条短信:信号不好,平安勿念。

我把短信删了,起床,洗漱,给自己下了一碗速冻饺子。

那是大年初一。

后来的每一年,我都这样过。

05

第三年,婆婆来了。

她拎着一个蛇皮口袋,里面装着老家晒的干豆角和腌菜,站在我家门口,说我儿子让我来陪你住一段。

我把她让进屋,给她倒水,收拾客房。她坐在沙发上东张西望,最后目光落在我身上。

“瘦了。”

“还行。”

“北骁说你们打电话也少?”

“他忙。”

婆婆叹了口气,拍了拍身边的位置。我坐过去,她握住我的手。她的手和顾北骁一样,粗糙,有茧子,但很热。

“闺女,妈知道你苦。可那孩子……他从小就这样,认死理。当年他爸送他去当兵,说国家需要这样的人,他就真的把自己交给国家了。”

我没说话。

“他每次打电话回来都问你好不好,问家里缺不缺东西。可他不敢跟你多说,怕听了你的声音,心里难受。”

我垂着眼睛,看着婆婆手上的老年斑。

“妈知道,”她的声音有点抖,“是咱顾家对不住你。”

我抬起头,看着这个头发花白的老人。她眼睛里有一种很深的东西,是心疼,也是歉疚。

“妈,”我说,“我没有怪过他。”

婆婆愣了一下,然后眼泪就掉下来了。

那一次她住了半个月,每天给我做饭,等我下班,陪我说话。半个月后她走了,临走前把一个存折塞给我。

“这是我和他爸攒的,不多,你拿着。”

我没要。

“妈,我有工作,能养活自己。这钱您留着,给自己买点好吃的。”

婆婆看着我,眼眶又红了。

“知懿啊,你这孩子,怎么这么懂事呢……”

送走婆婆那天,我在小区门口站了很久。秋天的风已经凉了,吹得树叶哗哗响。我想起顾北骁电话里的风声,是不是也这么大,这么凉。

06

第四年,我升职了。

销售总监找我谈话,说沈知懿你业务能力强,人也稳得住,想不想带团队。我说行。总监又说,你这个岗位要经常出差,家里没问题吧。

我笑了笑:“没问题。”

从那天起,我开始满世界飞。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有时候一个月落地不超过十天。同事说我拼,我说闲着也是闲着。

其实我只是不想回家。

那个家,三室一厅,我一个人住。沙发是我一个人坐的,床是我一个人睡的,餐桌上的碗筷永远只摆一副。每次推开门,迎接我的都是一室的冷清和黑暗。我换了鞋,开了灯,把包放下,然后对着空荡荡的屋子说一句“我回来了”。

没有人回应。

久而久之,我就不说了。

有一次出差回来,凌晨两点,飞机晚点。我拖着行李箱走出电梯,看见家门口蹲着一个人。吓得我差点叫出声,走近了才发现,是对门的李奶奶。

“哎呀小沈,你可算回来了!”李奶奶扶着墙站起来,腿都蹲麻了,“我钥匙忘屋里了,儿子出差,我想着你这儿有备用电话……”

我把她让进屋,给她倒了水,帮她打了开锁电话。李奶奶千恩万谢,说小沈你真是个好孩子,一个人住要注意安全,有啥需要帮忙的尽管说。

我送她出门,回到屋里,突然就笑了一下。

一个人住。

是啊,一个人住。

可是我不是一个人啊。我有丈夫,有家,只是那个丈夫在几千公里外守着国门,那个家除了我没人住。

我走到卧室,拉开床头柜的抽屉。里面有一个相框,是我们结婚那天拍的。他穿着军装,我穿着白纱,他站得笔直,我靠在他肩膀上,两个人都笑得很傻。

我把相框拿出来,擦了擦上面的灰,又放回去。

然后我关灯,睡觉。

第二天醒来,我又是那个雷厉风行的销售总监。

07

第五年,我妈病了。

脑梗,突然发作,倒在家里,幸好邻居听见动静打了120。我赶到医院的时候,她已经在抢救室里了。我在走廊里站了三个小时,看着那盏红色的灯,一遍一遍地给顾北骁打电话。

打不通。

急救电话打不通,值班电话打不通,连队电话也没人接。

我站在医院的走廊里,攥着手机,手心里全是汗。旁边一个老太太被推出来,家属呼啦啦围上去,哭的哭,喊的喊。我靠在墙上,看着那盏灯,它还是红的。

后来灯灭了,医生出来,说手术很成功,但病人需要静养,家属多费心。

我说好。

那是我第一次签手术同意书。护士把单子递给我,让我填家属信息。我在“与患者关系”那一栏写了“女儿”,在“紧急联系人”那一栏写了我的名字。

护士看了一眼,问:“您爱人不来吗?”

我愣了一下,然后说:“他在守国门。”

护士小姑娘眼圈红了,说您是军嫂吧,真不容易。

我没说话。

妈醒过来之后,第一句话就是问北骁呢。我说他有任务,来不了。妈闭上眼睛,好一会儿没说话。我以为她睡着了,刚要起身,她突然开口。

“闺女,你跟妈说实话,后悔不?”

我看着她苍白的脸,和花白的头发。

“妈,我不后悔。”

妈睁开眼睛,看着我,眼泪顺着眼角流下来,洇进枕头里。

“妈后悔。”她说,“当年不该催你结婚,不该给你介绍这个当兵的。你过成这样,妈心里疼啊。”

我握住她的手,那只手干瘦,冰凉,血管像蚯蚓一样凸起来。

“妈,他不是坏人,他对得起国家。”

“可他对不起你。”妈说,“国家有千千万万人守着,可你只有他一个。”

我没接话。

妈住院那半个月,我请了年假,天天陪床。白天给她擦身、喂饭、扶着上厕所,晚上就睡在旁边的折叠床上。有一次半夜,妈把我叫醒,说闺女你睡床上来,别在那儿窝着。我说没事儿,折叠床挺好。妈说床上有地儿,你上来,妈想挨着你睡。

我爬上床,和她挤在一起。妈把我的手握在掌心里,像小时候那样。

“闺女,妈不怕死。”她说,“妈就怕你一个人,没人疼。”

我没忍住,眼眶热了。

“妈,我有您疼。”

“妈能陪你几年?”她叹了口气,“北骁那孩子……他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啊。”

我不知道。

他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呢。

08

第六年,我成了公司的销售冠军。

年会上,老板亲自给我颁奖,说沈知懿是我们公司的骄傲,大家都要向她学习。我站在台上,接过奖杯,下面掌声雷动。有人起哄让说两句,我拿着话筒,想了想,说:

“谢谢公司,谢谢老板,谢谢同事们。这一年大家都不容易,希望明年咱们一起,再创佳绩。”

中规中矩,滴水不漏。

下来之后,坐我旁边的小周凑过来,压低声音问:“沈姐,您老公今天没来啊?”

“他在部队。”

“哦对,边防警察是吧?真厉害。”小周一脸崇拜,“我看过那个报道,说边防警察特别辛苦,一年巡逻几千公里,守边疆的。您这军嫂当得也太伟大了。”

伟大。

我笑了笑,没说话。

散场之后,我一个人开车回家。路过一个十字路口,红灯亮了,我停下来。旁边车道的车里,坐着一对年轻夫妻,女人在副驾驶上睡着了,男人伸手把她的外套往上拉了拉,动作很轻很轻。

绿灯亮了,那辆车拐弯,消失在夜色里。

我握着方向盘,在路口停了三秒,然后踩下油门。

回到家,我打开手机,看到一条新闻推送:致敬!那些默默守护国门的边防警察。配图是几个穿着军大衣的背影,站在雪地里,脸都冻得通红。

我把新闻点开,一条一条往下滑。滑到最底下,突然看见一张照片。

是顾北骁。

他站在国旗下敬礼,侧脸,军姿笔挺。照片下面的文字写着:某边防连指导员顾北骁,扎根边疆十二年,荣立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三次。

我把照片放大,看着他的脸。

瘦了,黑了,眼角的皱纹多了。

可是那眼神,还是和当年相亲的时候一样,干净,坚定,像雪山上的天空。

我看了很久,然后把手机放下,去洗澡。

热水冲在身上,我突然想起那个画面:顾北骁站在国旗下敬礼,身后是苍茫的雪山和无尽的边疆。万人点赞,都说他是英雄,是最可爱的人。

可我只是在想,他有没有好好吃饭,有没有好好睡觉,巡逻的时候累不累,风大的时候冷不冷。

这些问题,八年了,我从来没问出口。

因为问了也没用,他只会说:“习惯了。”

09

第七年,我收到了一份快递。

一个牛皮纸信封,没有寄件人地址,只有他的名字。我拆开,里面是一张照片。

他站在一个界碑旁边,身后是一片茫茫的雪原。界碑上刻着两个大字:中国。

照片背面,写了一行字:

“知懿,这是我最常来的地方。站在这儿,我就知道自己在守什么。守的是咱们的国家,也是咱们的家。等我回来。——顾北骁”

我把照片看了很久,然后收进抽屉里,和结婚照放在一起。

那一年过年,我没有等他电话。

三十晚上,我和几个同事约着吃了顿饭,然后去KTV唱歌。她们都带着家属,只有我是一个人。唱歌的时候,有个同事的老公递给我一瓶水,说你一个人也不容易,有事儿说话。

我说好,谢谢。

唱完歌出来,已经是凌晨。街上没什么人,只有零星的几个喝醉了的,摇摇晃晃地走。我一个人往停车场走,走着走着,突然停下了脚步。

街对面,有一对情侣在放烟花。女孩举着烟花棒,笑得特别开心,男孩站在她身后,用手机给她拍照。烟花照亮他们的脸,那么年轻,那么无忧无虑。

我站在街这边,看了很久。

然后我转身,继续往停车场走。

坐到车里,我没有发动,只是握着方向盘发呆。过了一会儿,我拿出手机,翻到他的号码,拨了过去。

电话响了三声,接通了。

“知懿?”

他的声音很意外,带着一点沙哑,像刚睡醒。

“新年快乐。”我说。

“新年快乐。”他说,“你怎么这个点还没睡?”

“刚和朋友唱完歌。你呢?巡逻?”

“没有,今天休息。”他顿了一下,“刚才在想你。”

我愣了一下。

八年了,他从来没说过这种话。

“顾北骁,”我说,“你是不是喝多了?”

他笑了一声,很低,像压抑了很久的那种笑:“没有。就是……突然很想你。想你在干什么,过年吃得好不好,开不开心。”

我看着挡风玻璃上的雾气,一点一点地弥漫开。

“我挺好的。”

“知懿。”

“嗯?”

“再等我一年。”他说,“明年这个时候,我一定回来。”

“这话你说过多少次了?”

沉默。

电话里传来他的呼吸声,很轻,很长。

“我知道。”他说,“可这次是真的。我明年转业,申请已经递上去了。”

我握着手机,没说话。

“知懿,我知道这些年对不住你。你等我,等我回去,我好好补偿你。”

“补偿什么?”我问。

“这八年。两千九百二十天。”

我愣了一下。原来他也数着。

“顾北骁,”我说,“你回来再说吧。”

挂了电话,我在车里坐了很久。车窗上的雾气越来越厚,把外面的世界都模糊了。我用手指在玻璃上画了一个圈,然后画了一个人,站在圈旁边。

那个人很小,很小。

可他还是站着。

10

第八年,我等来了他回来的消息。

不是电话,不是短信,是一封挂号信。我拆开,里面是一份离婚协议。

我站在玄关,拿着那张纸,看了很久。

协议是他写的,字迹工整,措辞简洁。财产分割那一栏写着:所有财产归女方。理由那一栏空着,旁边加了一行小字:是我对不起她。

我攥着那张纸,手指用力到发白。

然后我拿出手机,给他打电话。

电话响了三声,接通了。

“顾北骁。”

“知懿。”

“这是什么意思?”

沉默了几秒。他说:“我回来了。在市里转业安置办办手续。离婚协议……你先看看,不满意的地方可以改。”

“我问你这是什么意思。”我一字一顿,“你要离婚?”

电话那头,他的声音很平静:“知懿,我这辈子对得起国家,唯独对不起你。你恨我吧。”

我站在玄关,看着对面墙上的婚纱照。照片里的他穿着军装,站得笔直,我靠在他肩膀上,笑得眉眼弯弯。

八年了。

“顾北骁,”我说,“你在哪儿?”

“安置办旁边的招待所。”

“等着。”

我挂了电话,换了身衣服,拿着那份协议出了门。

开车去招待所的路上,我想了很多事。想第一次见面时他挺直的脊背,想结婚那天他敬礼时的侧脸,想他每次打电话来时那一声“知懿”,想他写在照片背面的那句话。

“站在这儿,我就知道自己在守什么。守的是咱们的国家,也是咱们的家。”

可是他说,他要离婚。

我把车停在招待所门口,熄了火,坐在车里没动。

过了一会儿,我看见他从大门里走出来。穿着便装,头发剪短了,人瘦了一圈,脸上多了一道疤,从左眼角一直延伸到颧骨。

他站在门口,四处张望。

我下了车,朝他走过去。

他看到我,愣了一下,然后站直了,像当年第一次见面那样。

“知懿。”

我走到他面前,把那份协议拿出来,展开,然后一个字一个字地,撕碎。

纸片落在他脚边,像一场细碎的雪。

他看着我,眼神里有很多东西。愧疚,心疼,还有一点点我看不懂的东西。

“顾北骁,”我说,“我不恨你。”

“知懿……”

“我只是不要你了。”

说完,我转身就走。

身后,他喊我的名字。一声,两声,三声。我没有回头。

走到车边,我拉开车门,坐进去,发动,倒车,掉头。后视镜里,他还站在原地,站得笔直,像一把尺,像一座碑。

我踩下油门,把他甩在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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