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解放军5月接管上海算起，不过短短五个月，地下电台里有关“潜伏特科”的暗号忽然密集。情报处技侦人员发现，有人在反复询问“老同乡”“老地点”之类极不寻常的暗语，经验告诉他们：情况不妙。
10月30日深夜，一份译码完成的电报摆在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杨帆（化名）面前，只有一句话：“刘全德入沪，目标陈毅。”字不多，却像一颗冰锥扎进所有负责安保人员的心里。
得知消息后，市府大院里气氛凝重。有人建议加强护卫，有人提出临时转移。陈毅听完各方意见，放下茶杯，只淡淡一句：“让他来，活着来，死着回。”说罢转身批阅文件，语气平平，却透出久经沙场的底气。
这个底气并非空穴来风。1947年、1948年，国民党军统先后两次派人伏击他，都被警卫排击退。一位身经百战的将军，自然知道如何在枪口下活命。
那刘全德又是何许人？1911年生于江西吉安，1929年参加红军，因神枪手本领被选进警卫连，当过陈毅的贴身卫士。熟悉口令，熟悉作息，知道上海地下交通站的位置——如果说谁最有可能贴近陈毅，刘全德就是最佳人选。
1935年2月，在武汉外围被军统逮捕。戴笠用了“剥皮式”审讯，打动了这名年轻士兵的“生存本能”。刘全德缴械投降，从此掉头向敌。抗战期间，他以军统少校身份潜入北平、天津，专做暗杀、爆破，屡次得手，被称“鬼见愁”。
1949年10月上旬，台北士林官邸内，蒋介石狠狠摔了报纸：“眼看他们立国，气数未尽！陈毅不能留。”军统继承人毛人凤心领神会，立刻把刘全德叫到办公室：“这是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务必一枪中的。”
11月2日夜，刘全德坐上从基隆开往香港的货轮，随身只有一把拆成零件的“胜利女神”手枪和两张盖了假章的身份证。几天后，他绕道中山北路的洋行码头登陆上海。那天恰是冷空气南下，街头行人纷纷裹紧大衣，没人注意到一个步伐轻快的中年男子。
有意思的是，他一上岸就用旧暗号联系早年潜伏的“老联络员”，却不知道对方早在五月已向公安局自首。于是，一张更大的网悄悄张开。
公安局给出的策略是“放长线”。在没有确凿证据之前，跟踪人员只远远吊着，不惊不扰。刘全德先躲进虹口一处日式木楼，又转到静安寺后一家诊所的地下室，行迹鬼魅。正当他准备收集炸药时，意外发生：7日晚，他在南京西路上被一位老红军看出了眉目。两人四目相对，那老兵只冷冷说一句：“叛徒？”这一声，吓得刘转身就走。
8日凌晨，侦察科根据群众报信锁定目标。四十分钟后，特警分队冲进木楼二层。昏黄油灯下，刘全德正分解手枪零件。门被踹开，他猛地举枪，但来不及合拢。子弹穿窗而过，特警喊道：“丢枪！缴械！”枪声、玻璃碎裂声混成一片，局面却在十秒内尘埃落定。
被捕当晚，审讯桌前，审讯员只摆出旧红军证和军统立功勋表。刘全德沉默良久，终于苦笑：“人这一生，走错一步，后面都是深渊。”这一句，并没有改变结局。
10日至12日，顺藤摸瓜的抓捕持续展开。小组另外五人先后在法租界老公寓、浦东江滩被擒，同时起获十几箱炸药和两部大功率电台。密谋的“乙字行动”正式宣告破产。
1950年春，上海市军管会军事法庭公开审理。刘全德供述全部罪行，无可辩解。判决书写明：因叛变革命、屠杀群众、策划暗杀，处以死刑。4月27日清晨，江湾刑场枪声低沉，他走完了自己选择的道路。
回头看，这场刺杀闹剧从策划到覆灭，不足半个月。陈毅之所以毫无惧色，除了个人胆魄，更因为那支刚刚建立的公安队伍已经形成快速反应的体系：电讯侦收、社会面布控、技术跟踪、心理战，多管齐下。在“新旧对决”的最关键时刻，它保证了上海这座金融大城的安定。
不得不说，刘全德走过的弯路给后来者留下一面镜子。一个曾在红旗下成长的战士，为何会滑向对立面，终至命丧法场？权衡利弊还是信念动摇，每个人心里都有答案。
而陈毅赢得的，不只是一次侦缉胜利，更是一座城市对新生政权的信心。当年冬天，南京路第一次亮起通宵灯火，夜行人群熙熙攘攘。枪声远去，建设的交响曲才刚刚奏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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