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腊月二十八，我跪在父亲的坟前，烧完最后一沓纸钱，忽然听见身后传来一阵脚步声。我回头一看，是三舅公，他拄着拐杖，颤颤巍巍地站在田埂上，身后还跟着他的两个儿子。
三舅公今年八十七了，住在一百公里外的山区县城。我愣在原地，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
"娃儿，你爸走了，我咋能不来送他。"三舅公浑浊的眼睛里也泛着泪光，"当年你爸说，该走的亲戚，再远也得走。这话我记了一辈子。"
那一刻，我终于明白了父亲坚持了几十年的那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叫李建国，今年四十二岁，在省城一家国企做中层管理。说起来，我这大半辈子，最不愿意做的事情就是走亲戚。
小时候，我家住在豫东平原的一个小村子里。父亲是村里的民办教师，母亲在家务农。日子虽然不富裕，但父亲有一个雷打不动的习惯——每年春节，必须把所有该走的亲戚都走一遍。
那时候交通不便，走亲戚全靠两条腿和一辆破旧的二八大杠。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去三舅公家，要先骑车到镇上，再坐三个小时的长途汽车，下车后还要走十几里山路。一来一回，至少要两天时间。
我八岁那年，第一次跟父亲去三舅公家拜年。
那年大年初三一大早，天还没亮，父亲就把我从被窝里拽起来。外面冷得刺骨，我缩在父亲的自行车后座上，冻得直打哆嗦。
"爸，三舅公家那么远，咱们为啥非得去啊？"我嘟囔着问。
父亲蹬着车子，头也不回地说："三舅公是你奶奶的亲弟弟，你奶奶走得早，三舅公就是咱们最亲的长辈了。该走的亲戚，再远也得走。"
我似懂非懂地点点头，心里却想着，等我长大了，才不要走这么远的亲戚。
那天的路程，至今想起来都觉得漫长。长途汽车上挤满了人，空气里弥漫着汗味、烟味和各种食物的味道。我晕车晕得厉害，吐了好几次。父亲一边给我擦嘴，一边安慰我说快到了快到了。
下了车，还要走十几里山路。父亲背着我，一步一步往山里走。我趴在他背上，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等我醒来的时候，已经到了三舅公家。那是一座土坯房，院子里养着几只鸡，屋檐下挂着几串干辣椒。三舅公站在门口，笑得合不拢嘴。
"哎呀，建国来了！快进屋，快进屋！"三舅婆一把我搂进怀里，"这娃儿长这么大了，上回见还是个奶娃呢。"
那顿饭，三舅婆做了一大桌子菜。虽然都是些家常菜，但我吃得特别香。三舅公拉着父亲的手，说着说着就红了眼眶。
"你爸走得早，你又是老大，这些年苦了你了。"三舅公说，"但你记住，不管咋样，咱们是一家人，有啥事你就开口。"
父亲点点头，也红了眼眶。
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原来走亲戚不只是吃顿饭那么简单。
后来的每一年，父亲都会带着我去三舅公家。有时候是春节，有时候是中秋，有时候是三舅公或三舅婆的生日。不管多忙多累，父亲从来没有落下过。
除了三舅公家，我们还要走很多亲戚。二姑家在隔壁县，大伯家在省城，表叔家在南方打工的城市……每年春节，父亲都会列一张单子，把所有该走的亲戚都安排好。
我渐渐长大，对走亲戚这件事越来越不耐烦。
"爸，现在都什么年代了，打个电话发个短信不就行了吗？非得跑那么远干啥？"我上高中的时候，终于忍不住跟父亲抱怨。
父亲放下手里的茶杯，看着我说："建国，你记住，亲戚是走出来的，不是打电话打出来的。人这一辈子，总有需要人帮忙的时候。平时不走动，到时候谁认识你？"
我不以为然地撇撇嘴，心想现在都什么社会了，有钱什么事办不成，还用得着靠亲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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