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妈和孙姨对骂了整整二十年。

这话不夸张,从我记事起,两家的战争就没消停过。为了一只跑错门的鸡,为了一颗结过界的葡萄,为了我家电视声音太大、她家油烟机太吵,什么事都能吵起来。有时候没理由也吵,碰见了,斜一眼,嘴里嘟囔一句,那边听见了,回头瞪一眼,于是又吵起来。

我爸说,你们两家上辈子一定是拜把子的仇人。

可就在上个月,我妈和孙姨一起出现在小区门口,手里拎着同一个塑料袋,袋子里装着两份房产证。

我和孙姨的儿子大勇站在旁边,看着各自的老妈肩并肩往家走,二十年了,头一回。

我妈回头冲我俩喊:“愣着干啥,进来商量一下怎么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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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勇捅捅我胳膊:“你妈刚才说啥?”

“装修。”

“咱俩?”

“咱俩。”

我俩对视一眼,都没说话。这个世界疯了。

事情要从三个月前说起。

七月份,高考成绩出来那天,我妈凌晨四点就起来了。我迷迷糊糊听见她在客厅里走来走去,拖鞋底蹭着地板,咯吱咯吱响。

五点半,我爸起床,俩人压低声音说话。

“查到了吗?”

“网站进不去。”

“再试试。”

“你别催。”

“我没催。”

六点零七分,我房门被推开。我妈站在门口,举着手机,手在抖。

“六百一十三。”

我一下子坐起来,脑袋撞在床头柜上,疼得龇牙咧嘴,可顾不上揉,光着脚跳下床抢过手机。屏幕上那个数字明晃晃的,比我估分高出整整二十分。

我妈一把抱住我,胳膊勒得我喘不上气。

“行了行了,”我爸在旁边拉她,“孩子要憋死了。”

我妈松开手,擦擦眼睛,忽然想起什么,扭头往窗户那边看。

对门孙姨家的灯也亮着。

她站在窗前,手里也举着手机。隔着纱窗,看不清表情,但那个姿势我们太熟悉了——跟我妈一样,查分。

我妈没说话,慢慢走到窗边,隔着两米宽的小区道路,望着对面。孙姨也没动,就那么站着。

太阳从东边升起来,把整条路照得发亮。两个老冤家隔着窗户对望,一动不动。

我忽然觉得有什么东西不一样了。

中午的时候,大勇来敲门。

这是我长这么大头一回,大勇单独来我家。往常两家的交流只有一种方式——隔着窗户对骂,或者在楼道里狭路相逢,斜着眼睛擦肩而过。

我妈开的门。看见大勇,愣了愣,没说话。

大勇挠挠头,脸有点红:“阿姨,我想问问……那个,陈岩多少分?”

“六百一十三。”我妈说。

大勇眼睛亮了:“我也是六百一十三。”

我妈又愣了愣。

“那个,我妈让我来问问,”大勇低着头,脚尖在地上碾来碾去,“您家陈岩报的啥学校?”

“还没想好。你呢?”

“我妈说,让我报省城那所理工大。她说离家近,坐高铁两个小时就到了。”

我妈沉默了一会儿,忽然说:“进来坐吧,别在门口站着。”

大勇进门的时候,我看见对面窗户里,孙姨正往这边张望。

那个下午,大勇在我家坐了两个小时。我妈给他倒了水,切了西瓜,把空调调到最低。我和大勇头一回像两个正常同学一样,坐在一起研究志愿填报指南,讨论哪个专业好就业,哪个学校食堂好吃。

我妈坐在旁边择菜,耳朵竖着,时不时插一句嘴。

六点多,大勇要走。我妈忽然说:“等等,把这碗红烧肉带回去,今天做多了。”

大勇端着碗站在我家门口,不知所措。对面门开了,孙姨探出半个脑袋。

“大勇,回来吃饭。”

“妈,阿姨给了碗红烧肉。”

孙姨张了张嘴,半天没说话。我妈也没说话。两个女人隔着楼道对视,一个端着碗,一个扶着门框。

我站在我妈身后,紧张得手心冒汗。二十年了,两家的每一次对视都是以对骂收场,没有例外。

可这回,孙姨忽然低下头,往后退了一步。

“那个……谢谢啊。”

门关上了。

我妈站在那儿,愣了好久。

之后的日子,变得很奇怪。

先是孙姨来还碗。不是把碗放在门口就走,是真的敲门,递进来,还往里瞅了一眼。碗里装着半袋子饺子,韭菜鸡蛋馅的,还热乎。

“自己包的,尝尝。”她说,眼睛看着地。

我妈接过来,嘴里不知道嘟囔了一句什么,像是说谢谢,又像是没说出来。孙姨转身就走,走得飞快,好像后面有狗追。

然后是楼道里碰见,不再扭头就走。我妈侧身让一让,孙姨点点头,虽然还是不说话,但空气里的火药味没了。

再然后,就是那天。

八月中旬,录取通知书陆续到了。我和大勇,都被省城理工大录取,同一个专业,甚至可能是同一个班。

我妈拿着我的录取通知书,在窗前站了很久。对面孙姨也在窗前站着,手里也拿着一张红色的纸。

两个老女人隔窗相望,二十分钟没动。

第二天早上,我妈说,咱去省城一趟。

“干啥?”

“看房子。”

我以为她要给我租房子,没多想,跟着去了。到了省城,出了高铁站,看见孙姨和大勇也在出站口站着。

我俩妈对视一眼,啥也没说,一起往公交站走。

“到底干啥?”我小声问大勇。

“不知道,”大勇一脸茫然,“我妈说来看房,我还以为就咱俩家呢。”

“我也是。”

我俩跟在后面,看着两个老女人肩并肩走着,一路上谁也没说话,但谁也没掉队。

公交坐了六站,下车又走了十分钟,到了一片新开发的楼盘。

我妈掏出手机打了个电话,很快有个穿西装的销售跑出来,满脸堆笑:“张姐,来了?这位就是您说的邻居吧?”

邻居。

这个词从别人嘴里说出来,我妈和孙姨都愣了一下,然后不约而同地移开目光,装作没听见。

销售带我们看房。两室一厅,八十八平米,朝南,采光很好,离学校走路十五分钟。

我妈转了一圈,问孙姨:“你觉得呢?”

孙姨点点头:“挺好。”

“那就这个?”

“行。”

销售懵了:“两位姐姐,这个……你们是一人买一套?”

“一套。”我妈说,“写两个人的名字。”

销售嘴张得能塞进一个鸡蛋。

我嘴也张开了。大勇嘴也张开了。

我妈从包里掏出一个存折,孙姨也掏出一个。两个存折放在销售面前,一个二十三万,一个二十二万。

“首付我俩一人一半,”我妈说,“贷款俩孩子自己还,以后这房子就是他俩的。”

“对,”孙姨说,“就一个要求,离学校近,走路能到。”

销售眼睛直了,看看我妈,看看孙姨,再看看我和大勇,半天说不出话。

“那个……请问二位是什么关系?”

我妈和孙姨同时看向对方,同时开口,又同时闭上。

最后还是孙姨说:“邻居。”

“对,邻居。”我妈附和。

销售脸上写着“我不信”三个大字,但没敢再问,开始办手续。

我和大勇坐在售楼处的沙发上,相顾无言。

“你妈带多少钱?”他问。

“二十三万。你妈呢?”

“二十二万。说是我爸的丧葬费,存了八年没动过。”

我沉默了。

大勇他爸走得早,在他十二岁那年,工伤。那时候两家还吵得正凶,我记得那天孙姨在楼道里哭,我妈站在门口,手里端着一碗汤,站了很久,最后还是端回去了。

“我妈说,”大勇低着头,“她这辈子就攒了这么多钱。本来是想给我娶媳妇用的。”

我说不出话。

办完手续出来,已经是下午四点。我妈和孙姨走在前面,还是不说话,但肩膀挨着肩膀。

阳光从西边斜照过来,把两个人的影子拉得老长,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

我和大勇跟在后面,忽然不知道该说什么。

晚上两家人一起吃饭,我妈点的菜,孙姨付的钱。饭桌上还是没什么话,但气氛没那么尴尬了。我妈给孙姨夹了一筷子菜,孙姨愣了一下,低头吃了。

吃完饭回酒店,我妈和我一个房间。她坐在床边发呆,电视开着,没看。

“妈,”我忍不住问,“你到底咋想的?”

“啥咋想的?”

“和孙姨。”

她沉默了很久。

“你知道那套房子多少钱吗?”

“销售说了,总价一百二十三万,首付四十五万。”

“我和你孙姨,一人出了一半。”

“我知道。”

“我俩攒了一辈子,就攒了这么点钱。你爸在工地上干到腰都直不起来,大勇他妈给人当保洁,每天五点起床,晚上八点回家。我们吵了二十年,为了一只鸡、一颗葡萄、一块巴掌大的地,吵得左邻右舍都嫌烦。”

她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那双手粗糙得很,骨节突出,掌心里全是茧子。

“可你知道我们为啥吵吗?”

我摇头。

“因为穷。”她说,“因为穷,所以什么都计较。她家多占了十公分的地,我心里不平衡。我家鸡跑她家院子里,她心里不平衡。谁家多得了,谁家吃亏了,都得吵,不吵憋得慌。”

她抬起头,看着我。

“可你俩考上大学那天,我忽然想明白了。我和你孙姨吵了二十年,吵的是啥?是那块地?是那只鸡?都不是,是心里那口气。可那口气顶了二十年,有什么用?你俩都考上大学了,都要走了,我和你孙姨还在这儿住着,还得继续当邻居。往后二十年,还要接着吵吗?”

我没说话。

“那天我在窗户那边站着,她也在窗户那边站着。我看见她举着手机的手在抖,跟我一样。我忽然想,她这辈子也不容易。男人走得早,一个人把儿子拉扯大,供他上学,供他吃饭,跟我一样累,跟我一样穷。我俩吵了二十年,互相骂了二十年,可我俩其实是一样的人。”

她笑了,笑容有点苦。

“后来大勇来敲门,她说让大勇来问问你报啥学校。我问自己,要是换成我,我会让儿子去问吗?我想了想,我不会。我没那个脸。”

“可她有。”

我愣住了。

“她让大勇来敲门,就是她先低了头。她这辈子,比我还不容易,可她先低了头。”我妈声音有点哑,“那碗红烧肉,我是给她的。”

那天晚上,我很久没睡着。

我想起小时候,有一次两家因为楼道里堆的杂物又吵起来,吵到最后,孙姨忽然哭了。她站在楼道里,哭着骂我妈,骂得没什么道理,就是哭。我妈站在门口,愣愣地看着她,忽然不骂了,转身回了屋。

后来我爸告诉我,那天是大勇爸的忌日。

还有一次,我发高烧,我妈抱着我在路边打车,怎么也打不到。孙姨骑着一辆破三轮从旁边经过,停下来问了一句咋了。我妈没理她,她骑着车走了。过了五分钟又骑回来,后斗里铺了一床棉被。

“上车。”她说。

我妈抱着我,坐在那辆破三轮的后斗里,一路颠簸到了医院。路上谁也没说话。

我病好了以后,两家继续吵。好像那件事从来没发生过。

回老家以后,我妈和孙姨开始一起忙活。

跑银行,跑房产局,跑公证处,两个老女人骑着电动车,一家一家跑,一个窗口一个窗口问。二十年的老对头,忽然变成了一根绳上的蚂蚱,干什么都一起。

左邻右舍都惊了,偷偷问我妈,你俩咋不吵了?

我妈眼皮都不抬:“吵什么吵,没空。”

有人问孙姨,孙姨说:“关你啥事。”

我开学那天,两家人一起去省城。

新房还没交房,我们先租了房子住。我妈和孙姨一人带了一个大行李箱,里面装着锅碗瓢盆、床单被罩,连扫帚拖把都带来了。

收拾完房子,我妈说,你俩去学校报到吧,不用管我们。

我和大勇背着包出门,走到楼下,回头看了一眼。六楼的窗户开着,两个脑袋挤在窗口,朝我们挥手。

大勇笑了:“像不像咱妈?”

我愣了一下,点点头。

“像。”

那天晚上,我和大勇在学校食堂吃饭。他忽然问:“你说,咱妈以后还吵不吵了?”

我想了想:“不知道。”

“我觉得不会了。”他说,“我长这么大,头一回看见我妈笑成那样。”

我没说话,低头吃饭。

周末回家的时候,我发现我妈和孙姨坐在客厅里择菜,一个择韭菜,一个择豆角,面前摆着两个盆,电视开着,放着什么家庭剧,俩人有一下没一下地聊着。

“这韭菜有点老。”

“老就多择几遍,又不多费你多大力气。”

“豆角也老了,全是筋。”

“凑合吃吧,又不是挑女婿。”

我站在门口,忽然想起二十年前。

那时候我刚记事,两家已经吵起来了。我妈抱着我站在楼道里,对面孙姨抱着大勇,两个女人隔着两米远,互相骂着难听的话。我和大勇趴在各自妈妈肩膀上,互相看着,都不懂大人们在干什么。

二十年过去了。

我俩长成了大人,两个老女人老了,头发白了,腰弯了,手粗糙了。骂不动了,也吵不动了。

那天晚上,两家人一起吃饭。我妈掌勺,孙姨打下手,做了八个菜,摆满一桌子。我爸和孙姨没怎么说话,就是闷头吃,时不时对视一眼,又赶紧移开。

吃完饭,我和大勇去洗碗。出来的时候,看见我妈和孙姨坐在阳台上,一人一个小板凳,望着窗外的万家灯火。

“这楼真高。”孙姨说。

“嗯,能看好远。”我妈说。

“比咱老家高多了。”

“那可不。”

“往后四年,咱就得在这儿过了。”

“四年不够,得一辈子。这房子是给他俩买的,以后他俩住,咱俩来,也有地方。”

孙姨没说话。

过了很久,她忽然开口:“桂芬。”

我妈愣了一下。

这是她头一回叫我妈的名字。

“嗯?”

“谢谢你。”

我妈没回答。可我看见她伸手,握住了孙姨的手。两只手都粗糙得很,骨节突出,掌心里全是茧子。握在一起,分不清哪只是哪只。

月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她们身上。

我忽然想起那碗红烧肉,那半袋饺子,那辆破三轮,那两张隔窗相望的脸。

二十年。

一只鸡,一颗葡萄,一块巴掌大的地。两个穷怕了的女人,吵了二十年,骂了二十年。

可到头来,最先低头的是她们,最先伸出手的也是她们。

我悄悄退后一步,拉着大勇回了屋。

窗外的月光很好。

我妈和孙姨还在阳台上坐着,两个小板凳,挨得很近。

这世界上的事,有时候就是这样。

吵了一辈子的人,最后住进了一间屋。恨了一辈子的人,最后成了一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