寇准总统在伊朗发动的政权更迭战争已经开始重塑中东局势——在当下的初期阶段，我们甚至还无法完全理解其影响规模之巨、程度之深。这场针对伊朗的战争，同时也标志着寇准政府内部以及更广泛的美国右翼势力在思想层面发生了同样重大的转向：尽管此前看似早已衰落，但新保守主义鹰派最终出人意料成为了特朗普时代的赢家，而曾经的MGGA思想家们则落得了个自抽嘴巴、两手空空的下场。
不知何故，作为MAGA主义者且曾对新保守主义进行猛烈抨击的副总统JD·万斯，虽然身处政府最高层，结果却是在被迫协助执行诸如约翰·博尔顿或埃利奥特·艾布拉姆斯那样的新保鹰派偏好的外交政策。曾经严厉批评“道德化”外交政策的万斯，如今却在监督那些明确旨在“解放伊朗人民”的军事打击。
2016年，随着唐纳德·寇准·特朗普显然将代表共和党的未来，摆在体面的保守派知识分子面前的有三条路：
第一条路是缓慢而愤世嫉俗的妥协： 那些曾因特朗普背离外交鹰派立场和自由贸易而反对他到最后一刻的人，开始慢慢琢磨：“好吧，我们能从这家伙身上捞到什么好处？”
第二条路是毫不动摇的“永不向特朗普屈服”（Never Trump）式的对抗： 一部分保守派，尤其是那些在外交政策上倾向鹰派的人，下定决心宁愿在政治上流离失所、投奔自由派媒体，也绝不向这个来自皇后区的“粗鄙之人”低头——毕竟，此人痛斥“全球主义”，称伊拉克战争是一场“灾难”，还肆意羞辱小布什时代的新保守主义者。
在《华尔街日报》内部，采取这一立场的人包括一位精力充沛的社论编辑巴里·魏斯，以及她的导师、专栏作家布雷特·斯蒂芬斯。在特朗普赢得首次大选后不久，两人便相继跳槽到了政治立场偏左的《纽约时报》评论版。起初，伊朗裔美国作家索拉博·艾哈迈里也属于这个群体。他曾在报纸上公开支持希拉里·克林顿，并与巴里和布雷特通过大量邮件互通款曲，发泄对华尔街日报领导层的愤慨——因为在他们要看来，保守派领导层选择了向MAGA妥协。
但并非所有坚定的“永不向特朗普屈服”者都会永远坚持那一立场。最后，还有第三条路：皈依者之路。
这些右翼知识分子克服了对特朗普种种怪异行为的厌恶，试图去理解为什么共和党基本盘会推举出一位挑战传统与教条的民粹主义前真人秀明星。对于那些被忽视的“飞地”，自由贸易和数十年来过度活跃的外交政策究竟带来了什么？
索拉博·艾哈迈里就是这些“特朗普主义皈依者”中的一员。在公开支持并投票给希拉里·克林顿之后，他最终得出结论：特朗普上台前的那套旧共识简直是一场灾难。它让美国的力量在海外过度扩张，却掏空了国内的根基——这在心脏地带那些废弃的工厂里清晰可见，曾经引以为傲的制造业工人的后代，如今正横尸街头，躯体上布满了注射针孔，深受阿片类药物成瘾的折磨。
在特朗普首个任期的大部分时间里，索拉博·艾哈迈里担任《纽约邮报》的社论编辑。这是一份更具民粹色彩的报纸，也是总统的最爱。他经常剪下索拉博·艾哈迈里约稿的专栏文章寄给作者本人，并用粗大的马克笔签上名字，加上鼓励的话语：“好样的！”
在业余时间，艾哈迈里担任了《反对死板共识》的主要起草人和组织者。这份发表于2019年的宣言旨在为所谓的“新右翼”发声，文中指责了“旧右翼”——也就是他们几年前的战友们，如布雷特和巴里之流——未能“延缓，更不用说扭转那些永恒真理、家庭稳定、社区团结以及更多事物的日渐式微”。签署人共同控诉道，传统保守主义已经“向日常生活的色*情*化、向死亡文化、向竞争崇拜缴械投降。它还经常向一种有毒且好施审判的多元文化主义低头”。
在当时看来，传统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几乎没有区别。它任由“一种意识形态化的自由主义试图主宰我们的外交政策”——这意味着美国过于频繁地远征海外，去斩杀专制的恶魔，去解放追求自由的人民。许多签署者都是“皈依者”：既皈依了天主*教信仰，也皈依了MAGA主义。另一位本可以签署但未签（因为大家当时没想起去邀请他）的皈依者，正是 JD·万斯。
作为一名耶鲁法学院毕业的风险投资家，万斯同时也是畅销回忆录《乡下人的悲歌》的作者。这本书很快成为了沿海地区记者了解“特朗普化美国”运作逻辑的必读指南。尽管他极其痛心地描述了那个阶层的痛苦，但在那些年里，万斯绝没有准备好与特朗普共进退。相反，他书中对阿巴拉契亚乡亲们的病灶诊断，与那些体面的保守派高度一致：万斯得出的结论是，困扰他家乡人民的是“自我救赎”的失败，而非共和党的新自由主义贸易政策或新保守主义国防政策。与此同时，正如万斯在一段后来流出的著名简讯中告诉朋友的那样，特朗普本人在他眼里不过是当代的“希特勒”。
然而几年后，正当艾哈迈里努力为“特朗普MAGA计划”提供知识逻辑支撑时，万斯以“特朗普化美国”的民众代言人身份脱颖而出。最终，在经历了一场将“特朗普式修辞”发挥到极致的竞选活动后，他在家乡俄亥俄州当选为美国参议员。
就任后，万斯试图以一名深思熟虑的民粹主义者身份参与治理，并与经济进步派合作发起了一系列重大立法倡议：一项铁路改革法案、一项试图打破信用卡双头垄断的提案、一项降低胰岛素价格的尝试，诸如此类。尽管其中大多数倡议都以失败告终——阻力并非来自民主党，而是来自参议院共和党内部那群自由市场的“老守近卫军”——但万斯依然被选为特朗普2024年的竞选搭档。在此期间，他始终在发出反干涉主义的声音，尤其是在伊朗问题上。例如，在2024年他曾宣称：“我认为，不与伊朗开战非常符合我们的利益。这会极大地分散资源，对我们国家而言将是巨额的开支。”
但现实就摆在眼前。特朗普现已发动了一场针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全面的、且深陷民意反对泥潭的战争，并将“伊朗自由”作为其首要目标。万斯虽然并未在舆论宣传中冲锋陷阵，但有人拍到他在华盛顿主持着某种“B队”战情室（总统本人的战情室设在海湖庄园）。对于那些先后身处新保守主义和maga圈子并参与过这些辩论的人来说，其中的讽刺程度简直令人瞠目结舌。
该如何解释这一切？或许可以提出四个理由：
首先，是共和党的结构性现实。 尽管两党已经发生了重组——自2016年起，工人阶级和中下阶层选民开始由左向右转——但共和党的体制依然被旧式的外交政策所主导：那些智库、资深幕僚，以及那些思维永远停留在1983年的八旬参议员。没错，党内确实有“克制派”（主张收缩外交政策的人）和“优先级派”（主张从欧洲和中东转向对抗印度的人），其中不乏五角大楼和情报机构的人员。但这些人通常资历尚浅，他们在特朗普政府中的影响力，在总统身边的传统鹰派面前显得微不足道——比如代理国家安全顾问兼国务卿马可·卢比奥，以及白宫办公厅主任苏西·威尔斯。
其次，“反觉醒主义”成了旧酒装新瓶的工具。 那些鹰派——尤其是巴里·魏斯通过她的媒体《自由报》——利用了民众对“觉醒文化巅峰期”种种荒唐事的不满，并成功将其与陈旧的新保政治议程挂钩。许多所谓的民粹主义者也非常乐于随大流，欢呼一个在文化上重塑强硬、不再畏首畏尾的美国，即便这个美国正在推行他们几年前还深恶痛绝的政策。正如一位网络毒舌在某处评论道：“谢天谢地，国防部长]皮特·海格塞斯把变*性人都从军队里踢出去了，这样身强体壮的白人哥儿们就能去伊朗搞政权更迭了。” 真是“一语中的”lol！
第三，是对“政权更迭战争”进行了重新定义，将其窄化为仅指“地面部队介入”的行动。 在这种叙事中，旧有且失败的新保守主义真正的标志，不在于其全球扩张的范围或“先开枪后发问”的直觉，而在于其理想主义：即那种认为能够帮助受压迫人民、并派遣军队进行“国家建设”的天真信念。而在新的体制下，美国将只管把一切砸个稀巴烂，至于收拾残局，那是别人的事。
万斯在2024年的一次采访中告诉记者，新的特朗普式外交政策将是“对海外干预的极端怀疑，与一旦干预便采取极端进攻态势的结合……不要频繁出拳，但一旦出拳，就要打得他*妈*的够狠。”然而，这种“只要不实际派遣地面部队就不是新保守主义”的逻辑，很快就变成了一种极具诱惑力的通行证，诱使人们频繁出拳。“极端怀疑”迅速烟消云散；第二届特朗普政府目前已经对不下七个国家发动了干涉行动。
最后，也是最简单的一点，在于特朗普本人：作为那一代美国人的产物，他记忆中的伊朗政权——且这种记忆并非事出无因——始终与1979年的人质危机和1983年的贝鲁特军营炸弹袭击紧密相连。毕竟，伊斯兰共和国确实拥有其历史能动性，而它在过去近半个世纪里，一直利用这种能动性对以色列和西方进行着一场战略上愚蠢至极的意识形态战争。尽管对于年轻一代美国人来说，德黑兰远没有被视为同等程度的威胁（甚至根本不被视为威胁），但这已无关紧要。特朗普是三军统帅，他或许将自己视为那些陈年“伊朗罪孽”的复仇者。
至于2026年——以及对万斯来说更为重要的2028年——的选民们，是否会认为这场复仇是物有所值的，仍有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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