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伊朗，我只能说出一些概念，波斯、居鲁士、阿拉伯、细密画、巴列维王朝、霍梅尼、罩袍、两伊战争、哈梅内伊……这些名词贯穿几千年历史，正因如此，当一个神权符号被终结，该如何问责过往、如何看待当下、如何预测未来？我不知道。
就像六神磊磊说的，网上变成了平行次元，“一个是伊朗赢的次元，一个是美以赢的次元。在各自的次元里，他们都在赢。”在媒体报道里，伊朗人民有的欢庆胜利，有的如丧考妣。
我认知、层次和觉悟都很低，当不了国际评论家。我唯一知道的，当某个自诩掌握神谕的人开始掌握一个国家，并开始以神谕来统治，大抵其国民是没有可能性的。神在人间年头久了容易管得多，这个不许吃，那个不许碰，这个必须穿，哪个必须做……好多规则往往是古典时期形成的习惯，然后被固化成规矩，进而变成戒律。问题是，神往往是宽容博爱的，但神无言，那些以神之名发声的人，就会给这些规矩赋魅，甚至掺杂有利于自己的解释。
所谓有利于自己，便要将国民的可能性变得越来越少。你要是穿得五颜六色，吃得精细多变，到处旅游，随地上网，知道更广博的历史，了解更多样的制度，乃至可以选择不同的生活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职业、婚姻、爱好和信仰……这种吃过见过心思活络的人，便很难再举着照片神情肃穆俯首帖耳了，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
电影《逃离德黑兰》里，飞机飞离伊朗领空，空姐说“现在开始我们供应酒类饮品”，主角和人质激动得欢呼起来。酒并非必需品，但可能性是。《我在伊朗长大》里，Marjane目睹过父辈追求主义而反抗，出走欧洲后产生身份认同的疑惑，重新回到故乡，却发现神权之下的故土又不是想象中的样子，最终又告别那想象中的故乡回到法国。以“我在伊朗长大”为题，Marjane真正长大的地方却不是伊朗，她能借助家庭的力量在欧洲和伊朗进行生活切换，而真正在伊朗长大的人，却没有这种可能性。
因此，面对一个神权符号的消失，我作为佛弟子对其家庭成员生命的逝去表示哀悼。但就伊朗国民的可能性来说，就像《让子弹飞》里那句台词，“没有你，对我很重要。”对于政治家和观察家们来说，权力、权利、程序、地缘、国际关系这些概念很重要，但对于被困住的国民，自己想吃什么、穿什么、说什么、做什么，这些可能性更重要。
我厌恶战争，甚至认为所有的战争都带有“不义”的色彩，就像这次伊朗也有一所小学遭遇轰炸，那些死难的孩子无辜，普通人不该成为不惜一切的“代价”。但我又不至于天真到相信正义会自己降临，“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面对这类激烈的历史变局，我便会踟蹰起来，不知道是否值得欢欣鼓舞，更不知道是否该焦虑或仇恨。我唯一知道、并给我安慰的，便是伊朗的每个人，都多了几分“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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