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早期（周康王二十三年，约公元前11世纪末—前10世纪初），又称“廿三祀盂鼎”「链接」，距今已有3000余年历史。它是周康王时期重臣盂为祭祀其祖父南公所铸的青铜礼器，诞生于西周“成康之治”的盛世阶段。于清道光年间（1849年）出土于陕西郿县礼村（今宝鸡市眉县常兴镇杨家村一组，即李家村），另有一说为陕西岐山县礼村，是西周早期青铜重器的重要出土地点之一。
大孟鼎「链接」是现存最大的西周青铜鼎之一，通高101.9厘米，口径77.8厘米，总重153.5千克，器壁厚实，重心偏低，整体雄浑厚重，尽显王室重器的磅礴气势，铸造难度极高，在同期大型铜器中极为少见。
属于西周早期大型圆鼎的典型式样，造型庄重雄浑、结构规整，器身呈圆形，采用立耳设计，双耳微外撇，便于抬举；折沿敛口，腹部横向宽大，壁斜外张、下垂呈垂腹状，近足外底处曲率较小，线条刚柔并济；下承三粗壮蹄足，三足中部略内收，足部粗壮稳固，既保证了器物的稳定性，又凸显礼器的威严感。
这尊鼎的颈部带状饕餮纹（分解式曲折角兽面），纹饰间设有扉棱，以细密的云雷纹为地纹，增强纹饰的深邃感与层次感，饕餮纹象征王权与神权，兼具威慑与礼乐之美。蹄足上部饰浮雕式卷角饕餮纹，同样设有扉棱，与颈部主纹饰相呼应，线条刚劲、浮雕感强烈，彰显器物的庄重威严；蹄足下部饰两周凸弦纹，简洁素雅，起到衬托主体纹饰、平衡视觉的作用。整体朴素典雅、狞厉庄重，主纹与地纹搭配和谐，既保留了上古神兽纹饰的神秘感，又体现了西周早期礼乐文化的特质。
成康之治下的册命与追思
大盂鼎诞生于西周早期周康王二十三年，彼时正值“成康之治”的鼎盛时期。周康王姬钊继位后，沿用周成王与周公旦的治国方略，轻徭薄赋、安抚诸侯，使得天下安定、刑错四十余年不用，成为西周历史上最繁荣的阶段。而这尊鼎的铸造者，是周康王时期的重臣“盂”，他出身贵族，其祖父南公曾辅佐周文王、周武王开创西周基业，立下赫赫功勋。
周康王二十三年九月，天子在宗庙举行隆重的册命仪式，召见盂并发表训诫。康王回顾了文王、武王立国的勤勉，痛陈商朝因君臣沉湎于酒而亡国的教训，告诫盂要以商朝为戒，恪尽职守、辅佐王室，传承祖先的德业。随后，康王赏赐盂大量珍贵物品，包括美酒、礼服、车马，以及众多奴隶与土地，以此彰显对盂的信任与器重。
为了铭记天子的册命之恩，也为了祭祀祖父南公、彰显家族荣耀，盂耗费重金，召集西周顶尖工匠，铸造了这尊大型青铜鼎。鼎腹内壁铸有291字铭文，完整还原了周康王对盂的册命场景与训诫主旨：一是追溯先祖功绩：铭文开篇明确纪年为周康王二十三年九月，周康王在宗周（西周都城）召见盂，首先回顾了周文王、周武王的立国历程——文王承受天命、勤勉治国，武王继承父业、平定四方，推翻殷商、安定天下，强调周王室统治的合法性，也告诫盂要铭记先祖德业，以先祖为榜样。二是警示亡国教训：康王痛陈殷商灭亡的核心原因，是殷商君臣不分尊卑，沉迷饮酒、荒废政事，最终丧失上天赐予的天命，以此警示盂，要以殷商为戒，不可逸豫享乐，需恪尽职守、谨慎行事，始终坚守君臣之道，避免重蹈覆辙。三是明确册命与赏赐：康王正式册命盂辅佐王室，赋予其主管军队、处理赏罚狱讼、治理疆土百姓的重任，要求盂效法其祖父南公，恭敬履职、早晚劝谏，坚守礼乐纲纪。随后，康王赏赐盂大量珍贵物品，包括鬯酒（祭祀用美酒）、礼服、车马，以及邦司、人鬲、庶人等臣民和土地，彰显对盂的信任与器重，也明确了盂的贵族等级与权责。四是铸鼎缘由与祈愿：铭文结尾，盂表明铸鼎的初衷——颂扬周康王的美德，铭记天子册命之恩，同时祭祀祖父南公，祈求先祖庇佑，让家族荣耀得以传承，也希望这尊宝鼎能流传后世，见证自己对王室的忠诚与对先祖的孝思。随着西周灭亡、时代更迭，周王室衰微，诸侯争霸，这尊王室重器逐渐被遗忘，最终在战乱中被掩埋于地下，一睡就是3000余年。
直到清道光年间（1849年），陕西郿县礼村（今宝鸡市眉县常兴镇杨家村一组）的村民在耕地时，意外挖到了这尊硕大的青铜鼎。起初，村民们不知其价值，将其视为普通废铜，后来被当地乡绅郭氏得知，重金购得，大盂鼎才得以重见天日。此后，它开启了辗转流离的收藏之路，先后被县令周广盛、晚清名臣左宗棠等收藏，最终落入晚清金石学家潘祖荫手中——潘祖荫酷爱金石，深知大盂鼎「链接」的珍贵，将其视为传家之宝，悉心珍藏。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苏州沦陷，日军四处劫掠文物，潘家成为日军重点搜查的目标。为了保护这两件国宝不落入日军之手，潘达于当机立断，深夜召集家里的木匠与亲人，在住宅的地下挖掘深坑，将大盂鼎、大克鼎以及其他小件文物放入木箱，妥善埋藏后，平整泥土、铺好方砖，不留丝毫痕迹，随后全家迁往上海避难。
日军占领苏州后，先后七次闯入潘家大宅，威逼利诱，企图搜寻文物，甚至日军司令松井也曾亲自查问，但潘达于与家人始终守口如瓶，在侵略者的淫威面前毫不动摇。就这样，大盂鼎在地下安然躲过了战乱的浩劫。1944年，埋藏文物的木箱腐烂塌陷，潘达于又悄悄将国宝取出，安置在一间闲置的房间里，用旧家具与杂物掩盖，继续守护，直到新中国成立。
1951年，新中国百废待兴，文物保护事业迎来新生。深知国宝价值的潘达于，毅然决定将珍藏数十年的大盂鼎「链接」、大克鼎无偿捐献给国家。华东军事委员会文化部接受了捐赠，两件国宝随后入藏上海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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