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嘉靖、万历、康熙、乾隆《贵州通志》等记载:
（弘治）甲子科（弘治十七年，1504年）:姚震，任陕西宁羌（今汉中市宁强县）州知州。
姚震:乌撒人，第四名，官知州。
嘉靖乙酉科（嘉靖四年，1525年）:姚大濩，任知县。
（嘉靖）丁酉科（嘉靖十六年，1537年）:姚大英。
姚大濩、乌撒人，第三十六名，官知县。
姚大英:乌撒人，官知州。
姚大英:乌撒人，嘉靖丁酉举人，任 永昌府司吏 ，视府篆几二年，清介不染，毁淫祠、清吏弊，人心悦服。及迁忠州，士民送者载道，在忠时亦如之。暮夜却金，颂声不绝。
《大清一统志》记载，“ 姚大英:乌撒人，以永昌府推官摄鹤庆府事，几二年，清介不染，毁淫祠，清吏弊。及去，士民泣送，有至数百里外者。”
麟经魁选坊:为 举人姚震 建。
鸣世登科坊:为 举人姚大濩、大英 建。
姚之典（姚大英次子）: 乌撒卫庠生，父（姚大英）殁于任，徒步扶榇归之。 舟洁数里不溺，庐于墓，遇虎不伤，人以为孝感。
此外，还有 姚大夏。
此支姚氏，主要居住在白家咀，居住地与指挥家族祖氏相邻。 在其家族历史叙事中，安徽桐城文人姚旭在云南任右参政期间，在乌撒卫续娶 乌撒卫 指挥佥事祖贵之女， 生姚震，便有了此支“黔峰姚氏”。 但结合历史事实认真研究考证，此历史叙述应存在不小的问题。
据 《景泰二年进士登科录》 记载，景泰二年（1451年）时，姚旭35岁，则 出生于明永乐丁酉年（1417年）六月十三日。
《明实录》记载，“戊申（成化十三年二月初十，1477年2月23日）， 升南安（今江西赣州大余县）府知府姚旭为云南布政司右参政 。”
万历《贵州通志》记载，“ 祖整，山后人，洪武三十五年（1402年）任千户， 男贵，正统二年（1437年）升指挥佥事，调本卫。三世孙永，成化二年（1466年）升指挥同知。 ”
而姚震则是弘治十七年（1504年）的举人。
根据现存史料中断代明确的生卒与任职时间进行比对， 可以确证乌撒卫举人姚震并非桐城姚旭之子。
结合前述史料所载生卒、任职、科举断代信息，可从 年龄代际逻辑、任职地域与婚配时间、科举年份与生育常理、卫所人事与家族谱系漏洞 四个核心维度，形成完整闭环论证，彻底确证乌撒卫举人姚震绝非云南右参政姚旭之子，“姚旭续娶祖贵之女生姚震”的叙事，与明代官制、户籍、生育、科举的客观史实完全相悖。
一是 从年龄与生育常理证伪，代际年龄差完全违背生理与社会规律。 姚旭生于永乐十五年（1417年），成化十三年（1477年）升任云南布政司右参政时，已61岁高龄；而姚震考中弘治十七年（1504年）举人，是明代科举体系中成熟的应试年龄，结合明代举人普遍中举年龄（多在25-45岁）推算，姚震出生时间约为1460-1480年。 乌撒卫姚氏家谱记载，姚震生于成化五年（1470年），此时姚旭还在江西南安府任知府，那何来的续娶乌撒卫指挥祖贵之女生姚震呢？
若姚震为姚旭之子，存在两种不可能：
一是 若姚旭在云南参政任上（ 任职时间为1466年至1470年，1470年万寿节后乞骸骨归乡 ）与祖贵之女婚配生子，姚旭此时已过60岁，至姚震1504年中举时，姚旭至少87岁，姚震此时仅27岁以内，父子年龄差超60岁，在明代医疗、生育条件下，高龄得子且独子成年中举的概率极低，无任何史料佐证；
二是 若 姚旭早年婚配生子，其任云南参政前长期在江西、福建等地为官，从未有任职乌撒卫、与贵州乌撒卫指挥佥事祖贵家族联姻的记载，祖贵于正统二年（1437年）才升任乌撒卫指挥佥事，姚旭此时仅20岁，尚未入仕，无结识乌撒卫祖氏的可能。 更关键的是，姚旭卒于1486年，1477年61岁任云南参政，即便致仕后留居云南，续娶乌撒卫祖氏生子，姚震中举时（1504年）年仅17岁左右，在弘治年间贵州乌撒卫科举水平下，17岁中甲子科第四名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与 “姚震乌撒人，第四名，官知州” 的成熟仕宦履历完全不符。
二是从任职与婚配时空证伪，姚旭与祖贵家族无交集可能。 据万历《贵州通志》和《祖训供状》记载，祖贵正统二年（1437年） 才升任乌撒卫指挥佥事， 景泰二年（1451年）因年老由其子祖永替职。 其女适婚年龄应在正统至景泰初年；而姚旭景泰二年（1451年） 中进士，时年35岁，此后历任南安府知府等职， 成化十三年（1477年） 才首次进入云南任职，此时祖贵早已致仕或亡故，其子祖永袭职后升任指挥同知都已经11年， 其女早已过适婚年龄，祖贵之女至1477年时至少50岁以上，绝无可能再与61岁的姚旭婚配生子。
三是 从科举与仕宦断代证伪，姚震成年时姚旭已近垂暮，无父子关联的时间线。 姚震弘治十七年（1504年） 中举后任陕西宁羌州知州，是标准的举人入仕路径，说明其1504年已成年且具备任职能力；而姚旭1417年生，1504年时已88岁，即便健在，也绝无可能有刚入仕的成年儿子。
对比姚大濩（1525年举人）、姚大英（1537年举人），二人为姚震之子，两代人科举时间跨度仅33年，符合明代家族科举代际规律；而姚旭与姚震的时间跨度，已超出三代人的正常代际差。
四是从卫所户籍与坊表记载证伪，家族叙事为后世攀附名族的附会。 明代乌撒卫为军事卫所，姚氏应为军户后裔， 姚旭为安徽桐城民籍进士，属江南名族，其子孙若入仕，必然记载籍贯为“桐城”，而非“乌撒人”； 而姚震、姚大濩、姚大英、姚之典均明确记载为乌撒人，属乌撒卫本地军户或民户，与桐城姚旭户籍、籍贯毫无关联。 麟经魁选坊、鸣世登科坊为乌撒地方为本地举人所建，仅记载科举功名，无一字提及“姚旭之子”“桐城籍”，若姚震真为云南参政姚旭之子，地方方志、坊表铭文必然会彰显其父官宦身份，这是明代方志编纂的惯例，而 嘉靖、万历、康熙、乾隆《贵州通志》均只记姚震为乌撒人、举人、知州， 无任何父祖信息，反证其与姚旭无亲属关系。
综上，从年龄生育、时空交集、科举仕宦断代、户籍方志四大核心史料比对，黔峰姚氏“姚旭续娶祖贵之女生姚震”的家族叙事，并不符合基本史实， 乌撒卫举人姚震，绝非安徽桐城文人、云南右参政姚旭之子，二者无任何血缘与亲属关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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