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岁就离开了我的天才少年，凄美的天鹅之歌 | 二湘空间|4分33秒|二湘空间|大提琴|小提琴|莫扎特|音乐

思想的碰撞民声的回鸣

有品格有良知有深度有温度

作者：韦敏，旅澳湖北籍作家，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屈原文化奖得主，“当当网”最具影响力长篇小说代表作家之一。其与长子韦斯理共同完成的长篇小说代表作《蓝花楹》被誉为海外华人现象级作品，《丛台别》入选中国作协重点扶持项目。原文刊发自《上海文学》。

“请给我一个你挚爱音乐的理由。”

“没有理由。在我的生活里，音乐就像是糖，有了它，生活就变得很甜美。”

——这是13岁的韦斯理在获得2013年度昆士兰州钢琴大赛第一名时接受音乐电台记者采访时的回答。

2013年，Wesley在蝉联获得昆士兰州青少年钢琴比赛冠军后应邀赴音乐电台录音棚录音

时间过得真快啊。

当韦斯理刚来到这个世界时，我们对他的生日的计时是从小时过渡到天数、再从日子过渡到星期，总觉得只有这样的计算方式才对得起他每时每刻的成长：仿佛数字不断在变大，孩子也就迅速地长大了。这个千禧年出生的孩子若还在世，他就该26岁了。

时间过得真慢啊。

到今年3月1号，韦斯理就离开我们10年了。他因病去世的那一周，澳洲本地的英文报纸以《Rare talent mourned罕见的天才的缅怀》为题、刊登了关于他的专题文章。那期报纸已经开始泛黄，但所有的记忆历久弥新。

2016年2月29日下午，当韦斯理再次陷入深度昏迷、被救护车紧急送到Lady Cilento儿童医院时，肿瘤病区的护士们在我们赶到前就在病房里拼出了一张巨大的床铺。让韦斯理睡在我们中间——弟弟妹妹和我都紧挨着他。

入夜，他开始气喘，呼出的气息越来越厚重和急促；到了拂晓时分，呼吸变得轻缓了，夹杂着带着点孩子气的“咯咯”的声响；等到朝阳的霞光从百叶窗帘中透入时，他纯净地、不带杂音地呼出了自己在这个世界里的最后一丝气息。

事后，我很多次地反刍着那晚上的每个细节，想到了韦斯理曾跟我介绍过的舒伯特最后的套曲作品集《天鹅之歌》。韦斯理的那些呼吸节奏和变化，是不是就是属于他的天鹅之歌呢？！

古希腊神话中，天鹅是光明与预言之神阿波罗（Apollo）的神鸟，因而常被用作比喻才华洋溢的诗人或者音乐家。传说，天鹅会在弥留时发出悲鸣般的咏叹，人们便把这种声音引申为凄美而深情的绝唱。出版商哈斯林格将音乐家舒伯特遗稿中的14首艺术歌曲汇集而成后，就借用了这些典故以《天鹅之歌》作为标题出版了这部套曲。

2015年8月13日，我接到学校医务室的电话说，韦斯理突然头痛到无法站立，我赶紧开车带着他看急诊，做脑部CT。

两次CT扫描后确诊，韦斯理的大脑靠近中枢神经部位有颗直径超过5厘米的肿瘤。很快，还穿着校服的他被救护车送至代表了昆士兰州最高医疗水平、接诊各种疑难杂症的Lady Cilento儿童医院。鉴于情况紧急，当天韦斯理就被收住入院。

2015年8月15日，星期六，韦斯理住院的第3天。医院破例在星期六这样的休息日为情况危急的他进行了第一次开颅手术。主刀医生是专门从悉尼赶来的神经外科专家，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处理因肿瘤压迫而导致的脑积水问题；医生在韦斯理的颅内植入了一条导管，并取出脑脊液进行病理分析。

3个多小时的手术后，大脑里的积水被疏导；术后配以类固醇等激素类药物，适当抑制了体内的自身免疫反应，韦斯理的头疼状况缓解了不少。皮质类固醇的副作用之一就是大脑永远处于饥饿状态提醒，人的胃口就显得特别好。加上澳洲的医生对术后的饮食也没什么忌口的规定，医院提供的餐食从主餐到零食应有尽有，好朋友们听说韦斯理食欲好，于是也都排着队给我们送餐，各种难得一见的中式美食都出现在了病房里。看到孩子的脸蛋很快就红润饱满了起来，我惊喜不已。

几天后的病理报告显示，韦斯理大脑里长的是胶质母细胞瘤（glioblastomas）。这种肿瘤在脊髓和脑部的支持组织中形成，位于中枢神经系统上，会迅速恶化。报告给出的肿瘤级别是第4级。在一二级属于良性、三四级属于恶性的肿瘤界定中，第4级意味着是一个什么样的等级，我不敢也不愿去深想。医生告诉我，以肿瘤的扩张速度，如果不采取干预治疗，患者通常只剩下一个月的生命；如果进行手术和放化疗，患者还能延续12到18个月的生命。

遵循专家会诊意见，2015年8月26日，韦斯理接受了第二次开颅手术。手术进行了4个多小时。这次的主刀医生是神经外科领域内的脑外科专家。术后，主刀医生告诉我，肿瘤细胞缠绕着韦斯理后脑的中枢神经，无法彻底切除，所以还有三分之一的肿瘤留在大脑里，不过，术后还是能相当程度上抑制肿瘤的生长。

韦斯理迅速地康复着，到第3天，他就可以下地了。医院6楼是康复中心，中庭处有一台三角钢琴，术后第4天，我推着坐在轮椅里的他去那里弹琴，他说，有了音乐，感觉就像回到了家。

术后第5天，主治医生系统地检查了韦斯理的各项指标后同意他在放化疗前暂时出院，紧接着的第二天，我们就带着大病初愈的韦斯理回了家。

韦斯理在2008年与郎朗同台演奏前合影

对于韦斯理而言，在高难度的数理化练习中抽空弹一些轻音乐或者流行乐，就属于休息和调剂的状态了。那几天，他在家里弹奏了不少久石让、坂本龙一的影视配曲，偶尔也弹了些中国流行歌曲。他说他现在的手指灵活度不够，弹不了太复杂的古典曲目，但是，就算弹的是些流行歌，只要天天不间断，也能练习手指触键的控制力。我鼓励他，你一定会一天比一天好。听我这么说，他就试着去弹奏肖邦的《革命》，这是他熟悉到手指能有肌肉记忆的旋律，但他弹了一小段就实在弹不下去了，手不从心。我怕他因此难过，赶紧拍了拍他的肩膀换了话题说，医生让你好好休息。他倒是反过来安慰我道，没关系，实在回不到以前的演奏水平，那就在大学里学个双学位，主修数学，辅修指挥，以后去当指挥家的话，对手指的灵活度要求不那么高，之前看了这么多年的各种音乐总谱都能派上用场。听他对未来的种种新设定，我还暗自感叹，年轻真好，他的心态也真是好，也多亏有音乐的疗愈。

说起来，韦斯理爱上音乐纯属偶然。在他4岁多的时候，有个来澳洲深造的武汉老乡临时决定举家回国，我们母子俩去跟她辞行，那一天，韦斯理就一直坐在她家的钢琴旁，试探性地“演奏”着。正愁着钢琴在短期内无法脱手的老乡见状就说道，既然这孩子对音乐有兴趣，就该让他学琴啊，“如果不试试，你怎么就能断定说他不行呢？”这句实质上是营销的劝说，恰倒好处地抓住了我这个年轻母亲的心思；我买下了这台琴，韦斯理由此和音乐结缘。之后有几年，因为工作的变动，我们母子颠沛辗转过好多城市，每次安顿下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家里要买一台钢琴——它是我们生活中的必需品。

在我们这次短暂的出院回家的过程中，医院的放射科团队专门按照韦斯理的头围尺寸量身定制了一顶用以在放疗时固定头部的网状头盔。当我拿到这个蓝色的定制头盔时，既惊讶、又感动——整个头盔像是一尊艺术品。医护人员都知道韦斯理是昆州最年轻的钢琴家，所以，这个头盔的中轴线就是以钢琴琴键的形式描画的，细致到黑键的图案以323的序列穿插在白键中。

我领着韦斯理重新回到医院肿瘤科病房时看到，病床边的墙上新贴了一张精心设计过的曲谱海报：深咖啡色的衬底，隐约透出了肖邦头像的水印，肖邦的那首著名的升F大调《夜曲》的曲谱跃然纸上；再仔细些看就能发现，这其实是一张为即将开始的放疗疗程做记录的登记表。只不过原本那种简单记录时间和次数的表格被一行行的五线谱取代，整个疗程的30次放疗，变成了《夜曲》上的30个音乐小节。

《升F大调夜曲（Nocturne No. 5 in F-Sharp Major，作品Op.15之2）》，这首是肖邦所有夜曲作品中公认的最优美的一首；但在普通爱乐人士的认知里，其辨识度不及另一首《降E大调夜曲（Nocturne in E Flat，作品Op.9之2）》那么显著。后者是肖邦的早期作品，相较于前者的甚慢板，后者的回旋曲式更脍炙人口。韦斯理在昆士兰州立图书馆当过两年的志愿者，每周五下午都会在那里给市民演奏两小时的古典音乐；肖邦的《降E大调夜曲》曾是他表演的保留曲目，但《升F大调夜曲》，他还没有专门地练习过。

负责韦斯理整个放疗过程的是一位名叫Talita的高级护士，她给我们交流完医疗事项后又特意跟韦斯理强调了一句，“这首肖邦的《夜曲》是我选的。我小时候也弹过钢琴，只是太贪玩，就没坚持下去。等你病好了，我想听听你来弹这首曲子。”

Talita说的这个愿望，在韦斯理看来就像是个约定——他痛快地答应了下来。以他的认真，只要身体条件许可，他一定不会爽约。

韦斯理

刻画着琴键的头盔，应景地摆放在这张被精心设计的《夜曲》海报下的床头柜上。一切都很温情而又诗意。在《夜曲》的见证和记录下，我们憧憬着放疗后的康复。

首次化疗后，Talita在《夜曲》的海报上贴了个小小的蓝色不干胶贴。

事实是残酷的，为了杀死肿瘤细胞而采用的放化疗的副作用超出我的想象。两次放疗后，韦斯理就痉挛休克，经过抢救，他体征平稳，但全身瘫痪，无意识，无知觉，成了植物人。

在这种暗无天日的抗癌之路上，我们按照既定计划继续放疗。每次放疗，昏迷中的韦斯理躺在病床上，我们连人带床一并推进放射室。从普通病区到放疗中心有一条专为韦斯理这样的昏迷病人准备的特别通道，每次都是护工用磁卡从住院区这边刷开通道的大门，然后陪我们一前一后地推着病床，走过那几十米空无一人、空无一物的走道。等到放疗结束后我们回病房，则无需磁卡，走到通道门口，门会自动感应打开。每次推着做完治疗的韦斯理朝病房区方向走，看到感应门自动打开时，我就有一种回到了人间的感觉，那几十米的通道就像是我们经历的这段孤独的求生之路。我相信，生命之门就是这样，它会自动开启着迎接我们。

越来越多的蓝色小圆点出现在那张《夜曲》的海报上。它们就像是曲谱上的重音符号，在每个音节前都提醒着我们，行进中的每一段乐章都是性命攸关的最强音。

住院放疗的那几十天里，韦斯理的同学们每周都会自发地派代表来病房看他。因为病区规定了不允许鲜花进入，第一次带来鲜花被拒的孩子们在第二次过来时手捧的就是手工制作的工艺花，花儿插在以塑料水晶颗粒托底的工艺瓶里。花瓶也出自孩子们的用心。花瓶的外壁上，用彩虹的油纸剪出来的字母，拼成了一句话，“Get Well Soon，Wesley（赶快好起来啊，韦斯理）”。这些孩子们高考在即，但每周的探视风雨无阻。有个细心的孩子还专门做了一个大背板，把几年来韦斯理参加学校各种活动时的照片都冲印了出来，错落有致地用粉红色的心形图钉将它们别在背板上。我把同学们做的仿生花花瓶放在床头柜上，把照片板挂在了病床后的墙头，呈现着从前那个生机勃勃的韦斯理的照片板和记载放疗进程的《夜曲》海报并列着。

看《夜曲》上越来越密集的小蓝点让原本暗色的海报显得越来越明亮了起来，我们也祈祷着，夜曲曲终，黎明到来。我们每天都会用起重架把身高1米8的韦斯理托起来、送去浴室洗澡，每两小时会给他翻身、做四肢和肌肉的按摩，随时迎接着他的苏醒。在他昏迷期间，我们收到了来自澳大利亚国立大学ANU寄来的提前录取通知书：15岁的韦斯理因蝉联三届澳大利亚数学竞赛第一名，被ANU的精算系录取。

13岁的韦斯理获得AMEB的钢琴表演LmusA文凭时与母亲合影，他是澳洲音乐考试委员会有史以来最年轻的专业文凭获得者之一

庆幸的是，放化疗如我们所愿地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

放疗疗程结束后的一天早晨，守候在病床边的我突然听到了韦斯理喊弟弟的名字，虽然语音含混，但“Neo（尼澳）”这个发音，我们听得清清楚楚。

在那个呼喊后，韦斯理就鲜活了起来。为了帮他尽快恢复身体机能，主治医生给他安排了紧凑的时间表，从早到晚，康复师、理疗师等各路专家们轮流上门，有条不紊地为他进行吞咽训练、躯干训练、四肢训练和功能性复位的训练。

在专家们拿到病房里的各式各样的康复器械中，有一台卡西欧的键盘电子琴。对于一个用手拿勺子都还很吃力的病人来说，这台电子琴一时半会儿还派不上用场，但它的出现和存在，就像是那个印着琴键图案的头盔、那张肖邦夜曲的放疗登记表的继任接班人，让原本肃杀的肿瘤病房中传递着充满文艺气息的希望。

看着那台电子琴的键盘，韦斯理告诉我，美国先锋派作曲家约翰·凯奇有首著名的音乐作品《4分33秒》，乐谱上显示的是，演奏者从头至尾都不需要奏出一个音。在演奏过程中，听众所听见的各种声响都可被认为是音乐的组成部分，他们是在共同完成一个时空限制下的生命体验。

韦斯理说，生病之后这些天，他在心里把这首《4分33秒》演奏了无数遍。

那一刻，我似是而非地懂了，这4分33秒，对于我们母子而言，就是时空限制下的无能为力。

所幸，只是4分33秒。

获悉韦斯理苏醒后，Talita代表放射治疗中心团队过来病房探视。她带来了一件崭新的“超人”T恤，在超人那个标志性的“S”形logo的周边，医护人员们用荧光笔写下了对韦斯理这个小超人的祝福。

穿上这件新T恤的韦斯理感激地回复Talita说，我知道还欠着你那首肖邦的《升F大调夜曲》。

——音乐，仿佛就像是韦斯理向医生们表达谢意的专属回礼。

苏醒过来的韦斯理，就像个再次投生、再次学步的孩子，从容而坚定地迎接着自己的新生活。每次做完康复训练，他都要在说完“thanks”之后朝大夫们追问一句，我什么时候可以回家？医生的回复也很巧妙——等到你“ready（准备好了）”的时候。

事实上，所有人都在朝着ready的方向努力。在理疗康复师的督导下，我们家被迅速地改装成了一个家庭康养病房，可升降推移的病床、可360°旋转的多功能沙发，甚至包括医院里的起重架、淋浴用轮椅都配备齐全，马桶、淋浴区周边也安装上了不锈钢扶手。细心的理疗师还专门为韦斯理设置了一条无障碍通道，保证他无论靠自主行走、或是靠轮椅行动，都能畅通无阻。

2015年11月24日，仅仅3周前才恢复意识和知觉的韦斯理从医院出发，来到了昆士兰理工研究院（Queensland Academy Science Mathematics and Technology，简称QASMT），穿上了学士服，参加了他的高中毕业典礼。虽然在集体合照中他还是坐在轮椅里，但在之后的典礼全程，他挺拔地站在了同学们中间，并且，完全靠自己、亦步亦趋地走上主席台，从校长手里领取了IB（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全球精英课程）毕业证书。

从主席台走下来的那一天，得到医院许可的我们就带着意气风发的韦斯理出院回家了。

我们在家中迎来了韦斯理的16岁生日。

刚经历了放疗化疗以及持续类固醇用药后的韦斯理，身体还有些浮肿，我们就想安静地给他过个生日。意外的是，2016年1月17日他生日那天，我们并没有邀约任何人，家里却是陆陆续续地来了好多好多的朋友们——我的老朋友、以及韦斯理的小朋友们。他们带来了很多精致甚至昂贵的礼物，送上了各种诚挚而深情的祝福。

那一天，韦斯理特别开心，在朋友们的起哄下，他走到三角钢琴边，掀开琴盖、移开琴凳、背对琴键，半跪在地上、反手给大家演奏了一曲《土耳其进行曲》——这是他从电影《莫扎特传》中学到的一招，风流倜傥的莫扎特在朋友聚会时就爱这样表演来助兴。

这部反映莫扎特传奇人生的电影，从故事情节到音乐细节对韦斯理的影响都很大。午餐后，韦斯理就干脆在家里给朋友们播放了这部电影。这部1984年的老片子，英语原名《Amadeus》取自作曲家莫扎特的名字，而Amadeus这个单词的本意就是“天之骄子（love of god）”。澳洲精英学校就读的孩子们通常都懂得一门乐器，韦斯理发病前一周，最后一次主持了学校的音乐夏令营，当时他们的汇报演出的开幕曲就是这部电影的主题曲《G小调第25交响曲Symphony No. 25 in G minor，k. 183》。

生日过后两周，2016年1月31日。MRI（核磁共振）结果显示，癌细胞已在韦斯理体内全面扩散。

主治医生单独把我叫到了另一间办公室后告诉我，孩子的预期寿命将为2到4周，后续将由医院的palliative care（姑息治疗）团队接管。所谓姑息治疗，就是致力于通过症状管理和情感支持来改善重疾患者在生命后期的生活质量。

当我第一次听到韦斯理大脑里有肿瘤、只能再活12到18个月时，感觉命运偷走了他本该漫长活下去的人生；当我再次听到医生宣告他只剩下2到4周的时间后，觉得命运这个小偷真的太无耻了，为什么却连这12个月的底限也还要偷……

我问医生，您之前不是说了有12到18个月的吗？这才过了5个月啊！

医生遗憾地表示，每个个体都不同，各种预测的数据都只是一个统计出来的平均值。

从医院回家的路上，坐在副驾驶座位上的韦斯理压根就没有问我刚才医生跟我在隔壁小房间里说了些什么。他只是安静地在连接着车载音乐的iPod上找到了电影《辛德勒的名单》的主题曲，播放给我听——那天是我第一次完整地听完这首曲子。

韦斯理很平静地说道，妈妈你现在听到的是小提琴演奏曲，其实这首曲子的大提琴演奏版更好听。我没有接话。那时的我注意力是飘散的，完全无法集中到大提琴和小提琴在一首曲目上的表达差异……

那次的核磁共振检测，是韦斯理最后一次去医院看肿瘤门诊。一周后，医院的姑息治疗团队安排了上门的摄影师，为我们拍摄了许多的家庭合影。平时不爱拍照的韦斯理非常地配合，摄影师从布景到布光到各种摆拍，前后持续了两个多小时，韦斯理全程参与。人像拍摄完成后，摄影师又提议说拍个握手的特写吧。于是，我们母子三人加上我妹妹，每个人都伸出右手叠在了一起；摄影师让韦斯理把他的左手盖在最上面。他那双经年累月练琴的手，被八度九度、甚至十度音的演奏训练拉伸得又细又长，他右手垫底，左手盖顶，把我们其他人的手心都握在了其中。

到了2月27日那一天，整整4周时间过去了，韦斯理还能进食、还能跟我说话、还张罗着要我用他上大学的奖学金去给明年上学的弟弟买新书包和新校服，甚至，爱整洁的他还坚持每天洗澡。这一次，我喜出望外地觉得我们赢了，起码赢过了统计数据。

我跟主治医生通话说，您说韦斯理最多还能活4周，他现在的情况不是这样啊，我们能不能积极一点、重新开始化疗，求求您，就让我们试试吧。当我说出“Give us a try”时，我想到了多年前那个想把钢琴卖给我的武汉老乡，想到了她曾说的那个句式——“如果不试试，你怎么就能断定说不行呢”？

Give us a try。

——在我说出这话后，经验丰富也深谙病患家属之道的肿瘤专家没有跟我有任何争执，电话里的他只是稍事停顿，然后说，We try。

当天下午，就有护士来我家上门，血检、备药，同时跟我交代了用药方案。

韦斯理

谁知到了2月29日，韦斯理先是多次呕吐，然后就陷入昏迷。

昏迷前，他喊了声“妈妈”，我说我在呢。我问，我带你去医院吧？他点了点头。我看到了他的右眼滚出了一滴眼泪。

我守在他床边、握着他的手。书上写着垂死的人大都身体冰冷，但被我握住的韦斯理的手分明是温暖的。

跟医院联系后，很快就有两辆救护车抵达。进入到医院专门为韦斯理准备的病房时，我有点诧异——病房中间有一张用两个病床拼接起来的巨大的床铺。

我问护士，这张床该怎么睡？

护士答，你们都可以陪着韦斯理一起啊，就不用去挤旁边的小床了。

澳洲的特护病房本来就为陪护家属准备了床榻，之前韦斯理住院时每晚都是我带着尼澳一起挤睡在病床旁的小床上过夜的，我们也都习惯了；这回的make bed有点反常。

照例，护士为韦斯理接上测试各种身体指标的监视器。当电源连通、屏幕上的数字显示出来时，我感到了异样。我问护士长，怎么血氧和心率都这么低？

护士长看了看，解释道，可能是仪器出了问题吧。说完，先是给韦斯理连上了输氧管，然后移走了监视器。

那一刻我没有多想。我以为，我们到了医院，这里有对孩子病情了如指掌的专家，有PICU，有应对一切突发情况的硬件软件人力物力……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耐心地捱过这一晚，就如同之前许多次过难关一样。

这一晚并不比之前在PICU时的那些时光更加漫长，甚至也没有像之前的那些个抢救的夜晚那样，显得紧张而忙乱。被护士谎称说是出了故障的监视器被移走后就再没有换台新的进来。因为没有监视器发出的各种鸣响声，这个夜晚除了韦斯理的呼吸速率不断变动之外，甚至有着肿瘤病房里少见的静谧安详。

天亮了，床上的韦斯理和躺在他身旁的弟弟妹妹一样安静地沉睡着，但我在凝视他的时候意识到，他在喊了最后一声“妈妈”、流了最后一颗眼泪、陪我睡了最后一个夜晚之后，再也不会醒来了。

3月1日清晨6点零6分，医生宣告了他的死亡。

那一刻，我没有眼泪，也哭不出来。就像几个月前在急诊室突然被告知说韦斯理的大脑中有个直径超过5厘米的巨大肿瘤时、我也没有哭一样。我们想象着未知的悲痛时会以为对应的是嚎啕悲鸣、声嘶力竭，会诘问质疑、会恸哭发泄；然而，真正置身其中时，本能的反应却只是平静。没有千头万绪的回忆，也没有手忙脚乱的慌张——就是平静；希望彻底幻灭时，人是被抽了真空的。

我逐一跟亲友们打电话，告诉他们，韦斯理走了。我不愿也不敢说那个“死”字，这个字眼对于一个刚满16岁的孩子来说，太过残忍。

亲友们陆续赶到病房里。我把弟弟妹妹——米尼和尼澳——拜托给他们，然后说，我回趟家，去给韦斯理取套衣服就过来。

对方问，必须你去吗？

我说，那是我的家，孩子们的东西只有我最清楚。

对方又问，你能独自开车吗？

我点头。

在那个往返的行程中，我脑子里不断重复的就是朋友的这句问话，你能独自开车吗？其实，我不是一个人吧。我想到了最后一次韦斯理坐在这辆车的副驾驶座位上的场景，想到了那首《辛德勒的名单》主题曲，想到了他曾建议我去听的大提琴。音乐还在，旋律如斯，一切就好像那一天他在旁边给我播放歌曲时那样。

韦斯理

后来，我下载了不同音乐家演奏的各种大提琴版本的《辛德勒的名单》主题曲，感受到了cello和violin的表现力差异。这是一曲直抵人心的悲歌。小提琴的如泣如诉，绝望中还能飘扬出些许希望；而大提琴的音色里流转出的低沉苍凉，引人如坠深渊，满身心都弥漫着巨大的悲怆。韦斯理告诉过我，迷人的音乐常常是在旋律的走向和音程关系中渲染出浓酽的情感色彩，上升的音阶如烟火绽放，蓬勃乐观；而下行的旋律如泪珠滚落，泣血悲鸣。是的，再次聆听这首《辛德勒的名单》主题曲，那些下行的音阶透过大提琴的音质呈现出来的音乐织体，行云流水得像氧气一样填满了你的每根血脉；然后，沉淀，聚集；再然后，所有的音符在你的身体里一朵朵地逐一爆发，成了泪花，花开不败；成了种子，生根发芽。

我终于明白为什么那天韦斯理在被告知癌细胞扩散后会挑选这首曲子来听——他是用这种方式来向我告别——音乐中有他无法言说的爱与不舍、留恋与慈悲。

韦斯理走后，医院姑息治疗团队专门为我们送来了慰问包，里面的USB盘中是摄影师上门为我们拍的那些全家福。所有的人像照片都是彩色的，唯有那张握手的合影，是黑白照片。慰问包里还有一个文件夹，纸档文件是用印泥印出的韦斯理的双手指纹和掌纹。那双能演奏出许多美妙旋律的双手，就这样地被永远地定格。

在医院的安排下，心理医生第一时间赶到病房。她说，弟弟妹妹还小，不要跟他们说哥哥是睡着了，否则，当他们懂得事实真相后，可能会对睡眠有着与死亡相关的恐惧。

我问医生，那我该怎么说？

医生指导我道，你就告诉弟弟妹妹，哥哥以前是天才，现在是天使，他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陪伴和爱着大家。

——换了一种方式的陪伴和爱，心理医生说出了我的心思。但是，生离死别，就是我即将面对的唯一方式吗？

韦斯理去世后，他就读的小学Ironside为了追思和纪念他，专门设立了一个以他命名的奖项——Wesley Maths & Arts Award（韦斯理数学与艺术奖）——用来每年表彰一位像他那样优秀的毕业生。疫情之前，每年我都会应邀去学校参加颁奖典礼。看到学校大礼堂里高高悬挂的纪念奖牌和每年更新的获奖名录时，我相信他不仅仅是和我们在一起，更是在鼓励着更多的后来人。

Ironside小学至今还在采用韦斯理10岁时谱曲的校歌，每周五的学校集会上，都会以孩子们引吭高唱的歌声作为结束。不是每个会唱这首歌的学弟学妹们都知道曲作者是谁，以及音乐背后的故事，但他们分明能感受到那个早慧的学长借助旋律想表达的努力向上的力量。

韦斯理的墓地

几年前，为了拷贝韦斯理的病历资料，我再次找到了他的主治大夫Wayne医生。

事毕，我问这位在大洋洲赫赫有名的儿科肿瘤专家：“我从来没有跟韦斯理谈过死亡，甚至都不曾用过cancer这个单词，我只是说肿瘤，说tumor，说oncology。这样做，对吗？”

医生回应我，“现在的孩子们上网多熟练啊，想检索什么资讯还不容易？像韦斯理那么聪明的孩子，不会不懂cancer（癌症）和malignant solid tumor（恶性肿瘤）就是一回事，他不过是看你不说、便也不提罢了，他怕你伤心。”

原来，这个知晓《4分33秒》的爱乐少年，就像是一只天鹅，在最后的远行前，坐在我身旁的副驾驶座位上，给我播放了那首扣人心弦的别离曲。当我明白了这首曲子曾是我们母子告别的绝唱时，感受到的却是思念的回响。

我始终记得韦斯理在13岁时接受记者采访时的说法，音乐就像糖，生活里有了祂，就会很甜美。但我存在脑海里的那些乐章，好像都是悲伤幽婉的，遍尝的都是苦涩的味道。

送别了韦斯理，我的纪元似乎归零。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再次回到了那种在他出生后、以小时、以日期、以月份来提醒自己的默记模式。他是我和这个世界的关联。时光不能逆转，但悲伤以奔涌澎湃之势逆流。

韦斯理

从他离开那一天起，我们家的三角钢琴旁就一直亮着一盏灯。弟弟妹妹都知道，这是妈妈在心里想给哥哥回家时留的光亮。生活是需要有些仪式感的。让我感动的是，这灯的质量真好，3000多个日日夜夜，长明至今。

韦斯理是个有天赋而且自律的孩子，相比之下，小他6岁的妹妹米尼和小他12岁的弟弟尼澳就随性随意得多。他们有着许多属于他们那个年纪孩子的天真和淘气，对各种事物充满了本能的好奇和挑战精神、却又缺乏恒心和毅力；我不苛求，信奉因材施教，惟愿他们有个快乐的童年。但是我们有条家规，钢琴不是玩具，如果没有做好准备好好学琴练琴的话，家里的琴是不许乱碰的。

就这样，韦斯理弹过的三角琴躺在琴罩下安静地陪伴了我们3年。它就像是我们家里的一个庞大的、沉重的纪念碑，肃穆地摆放在客厅的正中央。

直到有一天，6岁多的尼澳跟我商量说，妈妈，我想学着弹钢琴。我问他，你准备好了吗？如果开始的话，需要每天练习，弹琴是件很枯燥的事，那可不好玩啊。尼澳点头说，我答应你。

6岁多才开始学琴这事，对于强调“童子功”的专家来说，可能会认为是有些迟了，但我们无所谓。只要孩子主动想去学，把音乐当成兴趣，什么时候起步都来得及。

于是，拜师、学艺、练习，从音符到音阶，从拜厄哈农到车尔尼巴赫——尼澳经历着所有琴童都必须迈过的每一道坎。贪玩的孩子把以前玩“乐高”积木的时间花在了弹琴上，也把拼乐高的口头禅带了过来。每次他识谱找琴键时就爱一边看着琴谱、一边自言自语地嘟囔一句，“这是我的音乐说明书。”

虽然弹的是同样一台琴，但我从不把尼澳拿来和哥哥相比。倒是尼澳常常人小鬼大，弹得高兴了会问我一句，“是不是我这样学下去，总有一天能赶得上哥哥？”如果听到我说一句“你有那么点儿哥哥的范儿了”，他会得意地把这句话当成奖励给领走。老师让他自选演奏曲目时，他会刻意选择哥哥表演过的乐曲，哪怕他的手指拉伸暂时还达不到八度的跨越，他也会自己尝试着调整指法、增加和声，确保主旋律的表达。

2020年疫情来了，所有人都被封锁在家，在家里憋久了的尼澳逐渐发现了在封闭的时空中音乐所具备的魔法。他开始自己在网上找曲子来弹，甚至还拿个五线谱本摆在钢琴边，有模有样地边弹边记，自己作曲。他说，我们学校的校歌就是哥哥十岁的时候写出来的，我要努点力，说不定也行。

看着8岁的弟弟煞有介事地在家里摆着未来音乐家的pose，当姐姐的米尼有点坐不住了。她在5岁时曾经师从哥哥的的钢琴老师学琴，可是学了一年多之后心猿意马地转而投身到学校的弦乐队成为首席小提琴，钢琴就不碰了。小学毕业后，她找了些五花八门的理由，小提琴也不拉了，像躲债一样躲避着家里的所有乐器。但是，当她听到懵懵懂懂的弟弟摊开琴谱时说的那句——“这是我的音乐说明书”——她开始怀念起自己也拥有过这些“说明书”的曾经了。

2020年10月的一个晚餐时间里，米尼跟我提出，她想重新学钢琴。

我心里是欢喜的，但拿捏不准这孩子的兴奋点能维持多久，于是提醒她说，“你14岁了，需要对自己的决定负责，如果这次重新开始了，就不能再反悔了。我希望你能明白，学音乐的真正意义，是让人们看到那个在音乐之外的精神世界。”

米尼答应了下来。在社交禁令稍微放宽了一些时，她就戴着口罩去老师家上课了。因为有乐理和识谱基本功，加上疫情期间学校全是上网课，她有大把的空余时间练琴，米尼也就集中火力埋头苦练，不仅只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就通过了AMEB（澳大利亚音乐考试委员会）的钢琴业余水平最高级，还在课余时间勤工俭学当钢琴助教，她有3名学生在今年拿到了AMEB的钢琴8级演奏证书，去年，比肩少年成才的哥哥和持续学琴的弟弟，米尼也拿到了钢琴表演的Diploma。

去年底，在学校音乐节的汇报演出上，米尼独奏了一曲肖邦的《升F大调夜曲（Nocturne No. 5 in F-Sharp Major，作品Op.15之2）》——是的，就是那曲曾被Talita打印出来当成千千化疗记载表的乐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