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1970年，我往自家废弃的煤窑里藏了一个女知青，藏了五天。
这事，我烂在了肚子里二十年，连婆姨都没说过。
二十年后，村里来了几辆黑得发亮的轿车，车上下来个大官，是个女的。
她在一大群人的簇拥下，径直走到我跟前，上下打量我，那眼神，像是在看一个犯人...
1970年的风，刮在人脸上，像掺了沙子的刀片。
我们高家村，就是黄土高坡上一个普普通通的土坷垃。村里的墙上，石灰刷的标语被风雨剥得斑斑驳驳，红油漆的字褪了色，像干掉的血。
那时候我叫高建军，二十岁，跟村里所有后生一样，脸膛是黑红的，手掌上的茧子能把碗沿磨出印子来。
我爹是个闷葫芦，一天到晚除了下地，嘴里就崩不出几个字。我像他，话不多，胆子也小，看见村里的民兵连长王二麻子，都习惯性地把头低下去。
我们家最值钱的，可能就是后山那个废了不知道多少年的小煤窑。
那是我爷爷辈留下来的，早就塌了口，黑黢黢的洞口像一张怪兽的嘴，村里最淘气的娃子都不敢往那儿凑。
那年春天，村里来了知青。
一群城里娃，男男女女，穿着干净的蓝布褂子，像一群没见过土的鸡崽，看什么都新鲜。
村里一下子就热闹了。
周黎就是那群人里的一个。她跟别人不一样。别的知青抢着下地，抢着喊口号，她不。她总是一个人，抱着一本书，找个没人打扰的土坡坐着。
她长得白，不是我们这儿庄稼人那种麦色，是像瓷器一样的白，好像一碰就碎。她不爱笑，也不爱跟人说话，眼神总是飘向很远的地方，那里有我们看不懂的东西。
村里的婆姨们在背后咂嘴，说这女娃成分不好，孤傲得很。
我见过她几次。一次是在地头，她被派去拔草，手上磨出了血泡，她就那么看着，不吭声。
还有一次是在打谷场，她分的窝头掉在地上，沾了土，她捡起来，吹了吹，就那么吃了。
她不是孤傲，是硬。像山上的酸枣树，浑身是刺，但根扎得深。
王二麻子盯上她了。
王二麻子是我们村的民兵连长，脸上有几颗麻子，走起路来，腰里的皮带都晃得厉害。他是村里“革委会”最积极的人，谁家有点风吹草动，他第一个跳出来。
他看周黎的眼神，像饿狼见了羊羔子，露骨，不加掩饰。
他先是假模假样地去知青点“关心”周黎，送两个蔫了吧唧的苹果。周黎不要。他又借着晚上开会，把周黎单独留下“谈心”。周黎站起来就走，门摔得山响。
王二麻子的脸就挂不住了。
没过几天，他就从周黎的铺盖底下翻出来一本书。那本书没皮，纸都黄了，里面是手抄的字。王二麻子不认得几个字，但上面有几个洋文，这就够了。
“私藏反动书籍！”
“散播资产阶级靡靡之音！”
王二麻子举着那本其实是文学笔记的册子，在村里的大喇叭里吼，声音都劈了叉。
他说，要开周黎的批斗大会。
开会那天，天阴沉沉的，跟人的脸一个颜色。
全村的人都去了打谷场，黑压压的一片。王二麻子站在搭起来的土台子上，唾沫星子乱飞，把周黎说成是埋在我们革命队伍里的毒蛇。
周黎就站在台子中间，头发乱了，脸上还有一道泥印子。她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人瘦得像根高粱秆，风一吹就要倒。
但她没倒。
她把腰杆挺得笔直，下巴微微扬着，一句话也不说。
有人往她身上扔泥块，有人朝她吐口水。她就像没感觉一样，眼睛看着台子下面的人群，空洞洞的，什么都没有。
我混在人群里，挤得一身汗。我爹拉着我的胳膊，一个劲儿地往下拽我的头。我不敢看，可那道倔强的目光，像根针，扎在我心里。
我看见王二麻子走到她跟前，压低声音说了句什么。周黎的脸瞬间变得惨白，浑身都抖了一下。
我知道王二麻子那点花花肠子。晚上，他肯定不会放过她。
批斗会散了，周黎被关进了村委会旁边的柴房。
王二麻子撂下话，说她态度顽固，晚上要继续“审问”。
那晚的饭，我一口也吃不下去。我娘做的糊糊，我闻着都想吐。我爹看我一眼，叹了口气，也没说话。
我躺在炕上，翻来覆去。窗户外面，狗叫了一声，又没了动静。我脑子里，全是周黎那张脸，那双眼睛，绝望，又不肯认输。
我想，一个大男人，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一个姑娘被王二麻子那样的畜生给糟蹋了。
这个念头一出来，我自己都吓了一跳。
帮她？怎么帮？被发现了，我就是同伙，我们全家都得完蛋。
可不帮……
我一闭上眼，就是王二麻子那张油腻的麻子脸。
我猛地从炕上坐起来，心脏怦怦地跳。我想起了后山那个废煤窑。
那个地方，连鬼都不去。
月亮被乌云遮住了，村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
我揣上家里的一把镰刀，悄悄溜出了门。村里的狗好像都睡死了，一声不吭。
柴房的窗户是用木条钉的，早就朽了。我用镰刀尖，没费多大劲就撬开一根。
“谁？”里面传来一个发抖的声音。
“别出声，是我，高建军。”我压着嗓子说。
里面没动静了。过了一会儿，一个黑影凑到窗户边。
“跟我走，快！”
我拉着她的手，冰凉，还在抖。我没敢多说，领着她，借着墙根的阴影，一口气跑出了村子。
往后山的路，我熟。一路上，我们俩谁也没说话，只有呼哧呼哧的喘气声和脚踩在碎石上的声音。
到了那个废煤窑口，一股子霉味和土腥气就冲了出来。
“进去，这里安全。”
周黎看着那个黑洞洞的口子，犹豫了一下。
“王二麻子找不到这里。”我又说了一句。
她咬了咬牙，弯下腰，钻了进去。我也跟着钻了进去。
里面比外面还黑，伸手不见五指，脚底下是湿滑的煤灰和烂泥。只有塌陷的洞顶，漏下来一点点微弱的天光，像鬼火。
我把她领到一个稍微干爽点的角落，那里有几块前人垫脚的石头。
“你先待着，天亮了别出来。”我扔下这句话，就想走。
“高建军。”她突然叫住我。
我停下脚，没回头。
“……谢谢你。”她的声音很小，带着哭腔。
我心里一哆嗦，摆了摆手，慌慌张张地爬了出去。
接下来的五天，像五年一样长。
村里炸了锅。王二麻子气得跳脚，说周黎畏罪潜逃，带着民兵队，满山遍野地找。
我每天都得假装若无其事地跟着我爹下地，心里像揣了只兔子。
每天中午，我借口上山砍柴，把两个窝头和一小竹筒水藏在怀里。窝头是我从自己嘴里省下来的，硬得像石头。
我不敢在煤窑口多待，每次都是把东西往洞口一放，学两声猫头鹰叫，然后赶紧跑开。等我走远了，再偷偷躲在山坡后面，看那个黑影从洞里伸出手，把东西拿进去。
有一次，王二麻子他们搜山，搜到了煤窑附近。
我正准备送饭，看见他们上来，吓得赶紧趴在草丛里，一动不敢动。
“连长，这有个煤窑口子，要不要进去看看？”一个民兵指着洞口说。
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
王二麻子往黑洞洞的窑口里瞅了一眼，啐了一口唾沫：“看个屁！这里面早塌了，进去活埋啊？她一个城里女娃，有胆子钻这地方？”
几个人骂骂咧咧地走了。
我趴在地上，后背的衣裳都湿透了。
我不敢想，要是他们真进去了，周黎会怎么样，我又会怎么样。
第四天，我送饭的时候，她没有像往常一样马上把东西拿走。
我放下东西，学了猫头鹰叫，转身要走。
“高建军。”
我又听见了她的声音，比前几天清晰了些。
我站住了，还是没回头。
“如果我能活着出去，”她说，声音很平静，“我一辈子都记着你。”
我的脸一下子就烧了起来，心里又慌又乱，摆了摆手，几乎是跑着下了山。
第五天晚上，村里的大喇叭响了。不是放样板戏，是村长用发抖的声音念通知。
说王二麻子作风败坏，贪污腐化，被县里下来的人带走调查了。
原来是另一个看不惯王二麻子的男知青，偷偷跑去县里告发了他。
风声，过去了。
那天晚上，我把周黎从煤窑里带了出来。
五天没见光，她的脸白得像纸。我把家里剩下的干粮和几张皱巴巴的毛票塞给她。那是我们家攒了半年的钱。
“往南走，翻过这座山，有个小火车站。别回头。”
她看着我，黑夜里，她的眼睛亮得吓人。
她什么也没说，只是深深地看了我一眼，然后转过身，一步步走进夜色里，再也没有回头。
那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她。
不久，知青返城的政策下来了，村里的知青都像候鸟一样飞走了。高家村又变回了那个沉闷的土坷垃。
我的生活也回到了原来的轨道。
我娶了邻村的姑娘，叫春燕。春燕是个能干的女人，嗓门大，爱唠叨，但心眼不坏，把我和我爹娘伺候得妥妥帖帖。后来，我们有了儿子，日子就像村口那条河，不好不坏地流着。
二十年，一晃就过去了。
我成了个地地道道的中年庄稼汉，背有点驼了，两鬓也见了白。后山的那个煤窑，洞口塌得更厉害了，彻底被野草封死了。
那五天的事，像一场梦，被我埋在了心里最深的地方，连春燕都不知道。
我有时候会想，那个叫周黎的姑娘，现在在哪儿，过得怎么样。但也就是想想。我们已经是两个世界的人了，这辈子，都不可能再有交集了。
1990年的秋天，村里突然来了个大消息。
说省里要来一个大领导，视察扶贫工作，第一站，就点名要来我们这个穷得叮当响的高家村。
村长和乡长，腿肚子都转筋了。
整个村子都动了起来，扫地的扫地，刷墙的刷墙。那条被车轮压得坑坑洼洼的土路，被几十个劳力用铁锹拍了三天，拍得比我家的炕都平整。
村里人见了面，说的都是这事。
“听说是从北京来的大官哩！”
“男的女的？”
“谁知道呢？反正是个大人物！”
我和春燕也跟着议论。春燕说：“官再大，跟咱有啥关系？还能给咱家多发几斤白面？”
我说：“看个热闹呗。”
我们都觉得，这事就像天上的云，好看，但飘过去就没了，跟地里的庄稼没半点关系。
领导来的那天，天高云淡。
我们高家村从来没这么干净过。
上午十点多，村口那条新拍平的土路上，扬起一股黄龙。
几辆黑色的“奥迪”轿车，在太阳底下，亮得晃眼。车开得很慢，像一群怕踩着蚂蚁的大甲虫，悄无声息地滑到了村委会大院门口。
全村的人，除了实在下不来床的，都涌到村委会外面，里三层外三层，伸长了脖子看。
我也挤在人群里，春燕紧紧拽着我的衣角。
前面的车门打开，下来几个穿着中山装和西装的干部，一个个腰板笔挺。他们快步走到中间那辆车的后门，一个干部拉开了车门，另一只手很讲究地护在车门顶上。
一只穿着黑色皮鞋的脚先伸了出来，然后，一个女人从车里走了下来。
她大概四十岁上下，头发盘在脑后，一丝不乱。身上穿着一套灰色的套裙，料子很好，我们在供销社里都没见过。
她一出现，周围好像一下子就静了。她身上有种说不出来的气场，不是王二麻子那种耀武扬威，而是一种沉甸甸的、让人不敢大声喘气的威严。
村长和乡长满脸堆着笑，小跑着迎上去，腰都快弯到地上了。
我看着那个女人，觉得有点眼熟。
可是怎么也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她的脸很沉静，没什么表情，但眼神很锐利，扫过来的时候，像能看穿你的心思。
记忆里那个苍白瘦弱、满身泥污的少女，和眼前这个气度不凡的女人，无论如何也对不上号。
不可能，我想，绝对不可能。
她在村长和乡长的陪同下，象征性地在村委会院子里转了一圈。然后，她停下脚步，目光开始在围观的人群里扫视。
她的目光很慢，很专注，不像是在看热闹，像是在找人。
我的心没来由地跳了一下。
人群里黑压压一片，都是差不多的黑红脸膛，差不多的旧衣服。
她的目光从一张张脸上滑过，最后，停在了我的脸上。
我愣住了。我站在人群的后头，穿着一件袖口都磨破了的蓝布褂子，脚上的鞋还沾着泥。
春燕拽着我衣角的手，一下子收紧了。
全场所有人的目光，都跟着那个女领导的视线，齐刷刷地聚焦到了我身上。
我懵了，手脚都不知道该往哪儿放。
在所有人的注视下，那个女领导推开挡在前面的村长，穿过人群，一步一步，朝我走了过来。
她走得很稳，皮鞋踩在浮土上，发出轻微的“沙沙”声。
每一步，都像是踩在我的心口上。
周围死一般的寂静，连孩子都不哭了。我能听见自己擂鼓一样的心跳声。
我以为自己是不是挡了领导的路，下意识地想往旁边躲。可我的腿像灌了铅，动不了。
她在我面前站定了。
一股淡淡的、好闻的香味飘过来，不是我们村里女人用的雪花膏的味道。
她就那么看着我，从头到脚，仔仔细细地打量。她的眼神很复杂，看不出是喜是怒。
她身边一个戴眼镜的秘书模样的年轻人，似乎想上前来介绍什么，被她用一个眼神制止了。
时间好像凝固了。
我紧张得嗓子眼发干，脑子里一片空白。我猜她可能会说几句“老乡好”“家里几口人”之类的场面话。
春燕在我身后，呼吸都停了。
她终于开口了，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像小石头一样，清清楚楚地砸在每个人的耳朵里。她用的，是一种不带任何私人感情的、公事公办的口吻。
“高建军同志，我问你，二十年前，你家后山那座废弃的私开小煤窑，按照国家规定，应该属于违法开采和重大安全隐患。我这次下来，工作组的重点之一，就是要清查处理这些历史遗留问题。你，带我们去现场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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