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知道抗战时期八路军下辖三个师，115师、120师、129师，这三个师都是独当一面的主力师。
很有意思的是，这三个主力师后来发展却不尽相同。
以115师为主发展成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山东抗日根据地，其中聂荣臻率领的晋察冀军区正规野战军兵力达到了30万人，罗荣桓率领的山东军区（115师与山东纵队合并）正规野战军兵力有27万人，还要算上黄克诚率领的新四军第三师3万多人。
以129师为主发展成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刘伯承、邓小平所率领的晋冀鲁豫军区部队发展到近30万人，民兵近40万人。
以120师为主发展成晋西北抗日根据地，贺龙率领的晋绥军区部队正规野战军兵力只有4.5万人，如果算上军区所辖全部兵力，总计也只有10万人。
从简单的数字对比来看，似乎120师发展极为缓慢，后来很多人认为，120师发展之所以缓慢，同贺老总有关，而且各种各样的猜测都有。
不过这里要指出的是，120师在抗战时期实际上有过一次大发展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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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1月8日，在日军进攻下，太原失守，国民党军全部撤过了黄河以南，标志着华北的正面抗战结束。
与此同时，以八路军为主的游击战争正式开始。考虑到日军兵力不多，只能对占领区域重点城市以及公路、铁路进行控制。中央军委指示八路军三个师分别控制晋东北、晋西北、晋西南、晋东南，对日军重点占领的城市形成包围态势。
至1938年4月，八路军在山西站稳脚跟后，又陆续开始向整个华北发展。
贺老总率领的120师一开始就是遵照中央军委指示开赴晋西北地区，创建了以管涔山脉为依托的晋西北抗日根据地。
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从地理位置上来讲极为重要，因为这里不仅地处抗日前沿，而且与陕甘宁抗日根据地隔河相连。
从某种程度上讲，晋西北抗日根据地承担着翼护中央的重要任务。
可问题就是，晋西北地区与陕甘宁地区有共同的特点，就是经济薄弱，地方贫瘠，人口稀少，显然120师在此地发展极为受限。
中央对120师的发展极为关心，于是在1939年初做了个决定，调贺老总率领120师主力开赴冀中地区参加抗战。
那时，冀中地区的抗日形势极为艰难，毛主席调120师开赴冀中自然也是有很深的寓意所在。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战全面爆发，华北逐渐沦于日寇铁蹄之下，当时的河北地区不少有名望的士绅和少数没有彻底的国民党军部队组织了民众起来参加抗战。
中国共产党后来派出了不少干部到河北，组织当地零散的游击队联合参加抗战，其中最出名的就是孟庆山领导的河北游击军。
河北游击军除了少数是在中共直接领导下，其余多数河北民军为主，总兵力最多是有67000余人，辖3个师、12路部队。
1937年10月14日，吕正操率领东北军53军691团在晋县小樵镇整编，宣布脱离国民党军，成立人民自卫军。
河北游击军与人民自卫军会合后，河北地区的抗日形势一度高涨，不久之后，两军开赴晋察冀边区整训。
1938年4月，中央决定成立冀中军区，河北游击军与人民自卫军合编为八路军第三纵队，吕正操任军区司令员兼纵队司令员、孟庆山任军区副司令员兼纵队副司令员。
经过党的统一领导，部队进一步整编之后，冀中部队得到了更迅速的巩固与发展，可也是在这时候，问题产生了。
河北游击军过去并不完全都是在我党领导下，这里面不少队伍都是原来河北地方部队，主要领导人的成分也很复杂，有的是国民党军旧军官、有的是地主，与八路军合并以后明显不适应，而且也不愿意听从八路军指挥、
冀中区党委在处理这些问题上，也采取了一刀切的办法，反而造成了反结果，致使两军合并后，造成了不少游击军官兵纷纷离队，给革命造成不应有的损失。
更重要的是，冀中地区地处平原地带，地形上不利于游击战展开，八路军第三纵队成立后，持续作战一年，不仅没得到发展，反而被日寇逼得左支右绌，狼狈不堪。
那时晋察冀军区也才刚发展起来，拿不出更多力量来支援冀中，也是在这个时候，中央才决定调120师开赴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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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1月，贺龙、关向应率领师部及第358旅第715团（欠第2营）、第716团、师独立第1支队和师直属队一部共6400余人挺进冀中，在河间县与冀中军区以及第三纵队胜利会师。
根据中央指示，120师与冀中军区会师后，共同成立冀中总指挥部，贺龙任总指挥，吕正操任副总指挥，关向应任政治委员。
贺老总到冀中抗日根据地后，一方面帮助改造第三纵队，一方面不断的收编河北地方的抗日武装。
作为开国元帅，贺老总最擅长的就是从无到有拉起来一支队伍。
从大革命时期，贺老总就是两把菜刀砍盐局起的家，到北伐时期已经是国民革命军的军长，手下的队伍都是他一点一点拉起来的，后来他带着这支队伍参加南昌起义，在南下途中遭遇失败，本来按照中央指示，是要安排贺老总到苏联去学习，可贺老总坚持要去湘西重新组织武装，又拉起来红二军团。
不过，即便是以贺老总之能，在最初到冀中后，也很犯愁。
游击战主要的精髓，是要依托复杂的地理环境，出其不意的给敌人致命一击。
贺老总是湖南桑植人，此地属湘西，因为地理环境复杂，加之又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历来就以民风彪悍著称，历朝历代封建王朝统治时期，对于这些地区都是采取羁縻政策，因为只要派官军打，这些人就躲进深山里不出来。
后来土地革命时期，源于敌人的强大，红军不得不依托地形采取游击战，毛主席还总结出了游击战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战术，发展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游击战的特点。
总而言之一句话，尽可能的扬长避短，保全自身，并尽可能的打击敌人，发展自身，这才是游击战的根本目的。
可到了平原地区，一切情况都变了。
以前在山区打游击战，只要往深山里一钻，敌人就看不见，加上群众的掩护，敌人根本就不知道我军在什么地方，可在平原地区，因为四周围无遮无拦，隔着数里地就就能看见大部队活动。
据时任120师358旅716团副团长廖汉生回忆：
“我们这支部队，从红军时代起，除了洪湖那一段外，基本上都在山区活动，抗日出征到了山西，还在山区，开展山地游击战。在山区我们是一群猛虎，如今到了大平原，换了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仿佛一下子失去了依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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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对贺老总来讲，在平原地区打游击战，似乎一开始就不是难题。
从各方面资料记载，贺老总率部挺进冀中后，打了一系列的胜仗，极大的扭转了冀中抗日形势，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120师刚到冀中，就赶上了日军发动“南号作战”计划，兵分三路“围剿”冀中，总兵力7000余人。
面对如此不同寻常的形势，贺老总决心打一场胜仗，稳定冀中军民情绪，增强一二○师平原作战的胜利信心。
1939年1月28日，贺老总在肃宁县边寨村召开军事会议，决定重点打击献县、河间、任丘方向的敌人。为此他特意安排：
一、集中兵力先打击献县、河间、任丘方向的敌人。命令黄新廷、廖汉生在河间以西待机歼敌；
二、派常德善、余秋里率领716团三个连及一部分干部组成120师独立第三支队，到大清河北霸县、雄县地区，配合冀中第五军分区行动；肖新槐、苏启胜率师直两个直属连组成120师独立第二支队，到任丘、大城、河间三角地带，配合冀中第三军分区活动；派杨嘉瑞带领120师独立第一支队，到武强、深县、饶阳、献县一带，配合冀中第一军分区活动。
三、命令从大青山到达晋察冀三分区的七一五团，星夜赶赴冀中。
从以上布置不难看出，贺老总的匠心独运。除了派出主力寻机作战外，还派出了三支小部队迂回到外线作战，人为制造了回旋的余地，以争取战场上的主动。
这种办法充分利用了冀中平原村庄稠密的特点，以小股部队穿过村庄，迂回到敌人的侧后，借机寻找敌人的弱点。
贺老总利用这种办法，五战五捷，成功在冀中站稳了脚。，后来成为我军平原制胜的绝技
最值得一提的是后来的齐会战斗。
1938年4月，日军第27师团吉田大队800多人，携带山炮两门，由沧县进驻河间，并在两天后前出至河间城北三十里铺。
根据此情形，贺老总断定，这股日军可能在在任丘、吕公堡、大城等据点日伪军配合下，对齐会地区进行“扫荡”，遂决心集中所部7个团及第3纵队兼冀中军区第3军分区部队围歼进犯日军。
4月23日晨，日军出三十里铺东进进犯齐会村，将120师第716团第3营包围于村内，为了将这股敌人牢牢的拖住，贺老总调集716团1营、2营对日军实行反包围。
日军后来数次强攻不成，后来还使用了毒气弹，致使包括贺老总在内的120师首长中毒。
事实也确实如贺老总所预料，齐会战斗打响以后，驻任丘、吕公堡、大城等据点相继出动增援，后来分别被我各路部队阻击、
与此同时，第715团、第2团第1营、第4团、第5团第1营，分别进占齐会以南的留古寺、西宝车和齐会以西的张家庄、四公子村，构成了对日军的反包围。当夜，第715团第1、第2营由齐会东北，第716团第3营及第715团第7连由村中，同时向侵入齐会的日军实施夹击。
吉田大队被我军围攻不敌，只好狼狈撤退，一路上遭到我军四面伏击，如同惊弓之鸟，至南留路西南张家坟地后，因突然刮起大风，飞沙走石，吉田大队趁机率领80余敌军突围，后被715团持续追击，最后仅剩，仅剩40余人逃往河间以东的沙河桥据点。
齐会战斗开创了平原游击战打歼灭战的典范，中共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以《华北新胜利与贺师长光荣负伤》为题发表社论，盛赞贺老总在河间的战斗中的功勋。
蒋介石后来听闻消息，也铁青着脸给120师发了贺电。
不过很遗憾的是，在1939年12月中旬，阎锡山挑起“晋西事变”，中央后来紧急下令，调贺老总率领120师返回晋西北，指挥反摩擦战役。值得一提的是，120师在离开冀中根据地时，部队已经从来时的6400余人发展至21900余人。
贺老总虽然离开了冀中抗日根据地，但他给根据地留下了许多在平原地区打游击战的心得，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反“围攻”的作战思想，他主张尽可能地保持现有地区，相机收复敌新占区，使主力部队有回旋余地。可以先在内线作战，必要时转移到日军侧后，引诱由据点伸出之敌，找其弱点袭击。
有意思的是，徐向前后来率部在冀南发展时，也面临平原游击战困难的局面，他虽然没有同贺老总有过交流，却创造性的提出了“人山”的概念：
“假如我们能在河北平原地上，把广大的人民推动到抗日战线上来，把广大的人民造成游击队的‘人山’，我想不管是什么样的山，也没有这样的山好。”
从某种程度上讲，徐向前提出的“人山”的概念，就是贺老总平原游击战方法的发展。
冀南根据地通过广泛的发动群众，开始了在平原轰轰烈烈的“造山”运动，甚至于后来在冀南形成了村村相连、县县相通的交通沟，使日寇的机械化在平原失去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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