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士云｜有关崇明人来历的感思|山西|崇明人|流放地|祖籍|苏南|顾士云

顾士云崇明区建设镇人，1952年出生。1970年应征入伍，1973年退伍同年任村党支委兼16队队长。1974年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1977年12月参加首次高考，1978年5月入读上海师范学院政教系，1980年7月毕业后到建设中学任教。1985年1月担任学校党支部书记。1998年11月转任学校校长。2009年8月离任后担任崇明县教育局党建督导员。2012年退休后至2021年底，先后担任崇明区教育督导室责任督学和扬帆教育评估中心成人培训的专职督导员。现为崇明区文史研究会会员。©本文经授权后发表，转载、投稿及咨询请联系本公众号。

有关崇明人来历的感思

王新爱老师在《学习强国》平台中关于“车窗内外看中国”的应征佳作，真实地讲述了乘车回乡的一路所见。由高铁串起的经济发展脉络和由科技换来的传统农业新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时代的进步和国家的发展。

从文章后边的署名看，王新爱老师祖籍山西，是洪洞县大槐树镇人。这个籍贯出生地，倒使我联想起了崇明人的一个特殊来历。多年前，我在《解放日报》上曾看到过一篇传记文章，它从另外一个侧面，印证了崇明人的又一个来历。说崇明人的祖先当中，有从山西洪洞县大槐树镇发配来的流放人员。

这个说法，直接颠覆了我们原来的认知。因为从小到大，我们一直都听自己的祖辈和父辈讲述，崇明人的祖先是从江苏句容迁徙而来的。何以为证？老人们说得最多的理由，是我们崇明人大多有一个特征，即脚上的小脚趾头都是开裂的。大概这一特征和句容人比较相似，因而才得出这个结论。但这个小脚趾头为什么会开裂？是什么原因导致开裂的？这个疑窦，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口口相传中，一直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

而《解放日报》的那篇传记文章，却有根有据地讲出了崇明人小脚趾头开裂特征的历史由来。据山西洪洞县志记载，北宋年间，山西洪洞县的一批重犯，从大槐树镇出发，向长江下游地区的崇明流放。押解犯人的过程中，这批人不仅带着枷锁，还被绳索牵着。为防止犯人沿途逃跑，押解者残忍地用刀把犯人的小脚趾头割裂开来，作为特殊印记。这帮犯人长途跋涉，苦不堪言，割开的小脚趾头，沿途流血化脓不止，最后都留下了小脚趾头开裂的特征。这个特征，经过世代遗传，给崇明人留下了一个小脚趾头开裂的特殊印记。

我在网上搜了一下，发现宋代崇明确实被定为重犯流放地。北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公元980年）起，崇明被定为配流重犯的边远流放地，称“通州海岛”，主要流放免死的重刑犯，强制充任盐丁煮盐。犯人按类型分押：豪强难制者（不易管理者）隶崇明，懦弱者隶东州市（今启东一带）。崇明属宋代第三级“牢城”，四面环水，犯人来崇后难以逃脱。到了明代，崇明就不再是重犯流放地了，而是偶有政治流放。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胡惟庸案中，李善长弟李存义免死，就被安置到了崇明。而在清代，崇明就不再作为流放地了。

基于上述史实，宋代朝廷曾把重犯流放崇明，这个说法是可靠的。但流放人员的出处，不可能仅限山西一地，别的地方也有人员流放来崇明，只是山西的那支，是有史可查的。至于崇明人的小脚趾头开裂，是否真和山西洪洞县大槐树镇流放人员的脚伤有关，这个结论，仅凭文章所述还难作定论。遗传是由内在基因决定，外伤是否也会引起基因变化，这需要由科学来论证。文章所述山西重犯在宋代曾流放到过崇明，只能证明崇明人的祖先当中，曾有一支是山西人，而不能概定崇明人祖先全都从山西而来。再说，崇明人的小脚趾头，也并非人人开裂，这种不开裂的特例，又该作何种解释？

有关崇明人的来历，目前有多种说法：既有传统观念的句容说，也有流传较广的苏南说；既有近年冒出的浙北说，还有长期流传的流放说……但不管有多少来历，为主的应该是句容、苏南和浙北。至于来自山西或其它地区的流放人员，在数量上占比是不大的。我是赞成多元说的，因为崇明地区的语言谈吐、饮食习惯和民间风俗，都兼有各地的地方特色，很难确定它是哪个地区的专有特色。所以，崇明的地方文化，是博采众长的；崇明的居民来历，是四方而聚的，我们不能轻易地将崇明人的来历，仅仅限定在某一特定地区。至于崇明人小脚趾头的开裂特征，总有一天也会从科学的角度，找到其原因的。

我想，如果有一天，科学真的证实，崇明人小脚趾头的开裂特征，是由山西洪洞县大槐树镇流放人员的脚伤遗传而来的，那现今的好多崇明人，真要和王新爱老师的祖籍人，是同宗同祖、同根同源的一脉相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