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京报
有天我看到一位朋友在网上写文章，嘲笑某位名人身段“柔软”，立刻想到我们有一位共同的熟人（和他关系更密），近来身段也越发“柔软”起来，不知他怎么看，就发了条消息问他。这位朋友回复我道，他过去常和那人见面，平日混在一起，算是老朋友了；所以如今其表现虽有些难堪，可是因为熟识的缘故，却不好意思公开指责；至于那位名人，则与他素无交集，“骂了就骂了”。我最初看到这番答复，觉得很是好笑——细想一番，则知其“好笑”是因为坦率，把别人不肯明言的意思道破了；更想，更觉其中有一番值得申说的道理。
人是情感动物，很难免除“人情”约束。虽然坊间传说，“东方人”，特别是中国人，对于“情面”尤为在意，但我通过与其他文化群体（比如“西方人”）的接触，知道他们也并非总是铁面，有些地方其实较我们中多数人更富人情味和弹性空间。实际上，顾及情面究竟是桩好事还是坏事，不是一言能够说清楚的事。至少，在我看来，于底线允许的范围（这当然也是流动的）内讲些“人情”，并不必然代表着我们对一个人言行的认同，可是总比随时准备撕破脸皮要好——所以我的这位朋友要考虑照顾别人的颜面，当然可以说是一种“缺点”，但若以孔子所说“观过知仁”的角度去看，却可知这“缺点”中原本映射着人性的光辉。
不过，自20世纪以来，“人情”在中国竟有沦为贬义词的风险。虽然事实上很难有人能完全无视它的存在，但其作为一种价值规范，不再被认为具有约束力，则突破人情乃至人性的束缚，亦不再是不能想象的事。这种转变至少与两个因素有关。一是观念层面的：很多人似乎认为，讲“人情”就会导向“人治”，而“人情”和规则及“法治”是相互矛盾的。然而这些论断之间究竟有何逻辑关系，论者却始终说得含混不清。事实上，我们在很多时候只能看到“情面”的失落，却未见大家因此变得更加遵纪守法——相反，因为人性就是人间规则的终极来源，所以人情的破坏者往往也是那些最不守规则的人。但这不是本文重点处理的问题，我在此关注的是第二个因素，发生在事实层面，主要和“组织”的兴起有关。
《千帆过尽⼀书⽣：郭琦口述历史》
作者: 郭彤彤
版本: 西北⼤学出版社 2024年12月
本书是郭彤彤整理其祖⽗回忆⼀⽣的⼝述历史记录。全书分为上下篇，上篇以时间为线索，基本囊括了郭琦40岁以前的经历，交代了⾃⼰家庭出⾝、求学成⻓、选择⼈⽣道路，如何从⼀个富家⼦弟在旧社会⺠族压迫下觉醒，转变到义⽆反顾地成为⼀位共产党员的过程，以及从事党的各种⼯作⾄解放初期⼀段的经历。下篇主要是讲郭琦在陕西师⼤和西北⼤学二十八年从事⾼等学校教育的管理实践经历与⼯作反思、经验总结等。
朱光潜的“锦囊妙计”
还是从郭琦那本口述记录（《千帆过尽一书生》）讲起。（关于郭琦本人的更多内容，详见“一叶识春秋”的上一篇专栏文章：当历史还小的时候｜一叶识春秋）
1936年9月，郭琦考入川大，参加了中共地下组织领导的左翼社团活动。1938年春，他读到大二时，经川康特委介绍到达延安，先后在抗大、鲁艺学习，当年12月毕业，被上级派回成都搞“新音乐运动”。为了工作方便，不得不考虑在川大恢复学籍。但因走时并未向学校请假，此时离校近乎一年之久，已被学校除名，要重新注册，一时不知如何是好。然而，幸运的是，此时川大正好爆发了“拒程运动”，本是“一片乱哄哄”，却给了郭琦一个意想不到的机会，使他成功复学。
所谓“拒程运动”，缘起于1938年底，国民政府免去川大代理校长、哲学家张颐的职务，任命程天放出任川大校长。但程氏被看作陈立夫、陈果夫阵营（中央俱乐部，又称CC、CC系）的干将，长期从事党务，此前在安徽大学、浙江大学校长任上，便曾积极推行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名声不佳，故此令一出，立刻引起学界不满，绝大部分川大教师联名发表通电表示反对，之后更进一步宣布罢教。“拒程运动”的领导人是当时川大四个学院院长中的三位：文学院院长朱光潜、理学院院长魏时珍和农学院院长董时进；校内积极欢迎程天放的力量，则以秘书长孟寿椿为首。
这场运动的情形非常复杂，实际上是几个不同阵营合流的结果，对此我已在《国家与学术的地方互动》一书中做过详细的介绍和分析，此处要说明的是郭琦的遭遇。由于当时整个学校的人事、行政权力实际上都掌握在孟寿椿手中，故孟的态度是其复学的关键。不过郭琦此时并不知校中高层内幕，因为他是中文系的学生，所以去找了朱光潜，希望朱能在孟寿椿那里帮他做些疏通工作。然而朱、孟为“拒程”还是“迎程”，已成势不两立之态，郭的想法实近荒唐。然而，朱光潜却替郭出了个主意，让郭直接去找孟——“要是秘书拦你，你就说是我让你找他，他肯定见你”；还帮着郭编了一套说辞，实际就是谎话。
《国家与学术的地方互动》
王东杰 著
壹卷YeBook｜四川人民出版社
2023年11月
“等我到了孟寿椿办公室的外间，他的秘书说人不在，我说你给通报一声，朱光潜让来的。”果然不出朱氏所料，孟寿椿听到这话，“居然从里间里出来，把我拉进去了”，再次确认：“朱先生让你来找我？”得到肯定的答复后，立刻命人把注册课课长找来，为郭琦办理了手续，并热情地告诉郭，“明天程校长第一天来学校，你一定到文学院礼堂来，咱们一起欢迎程校长”。事情如此顺利，反倒令郭琦大惑不解。故他从孟的办公室出来后，立刻去找了几个要好的同学，讲了事情经过。这几位都是秘密的中共党员，虽也都觉得朱光潜出的是一个“锦囊妙计”，“可到底哪里了不起了，谁也说不上来”。
但我们今日已经明了当时的形势，知道孟寿椿对此必是有所误会：他很可能把郭琦复学的事当作了朱光潜的请托——如是，则表明了朱氏一种委婉的求和。在程氏上任的前一天，“拒程运动”的领袖竟然如此“身段柔软”，岂非令人大喜过望？于是顺水推舟，才有了这番奇遇。然而朱光潜显然已经“预判”及此，所以事情终究还是孟寿椿的失利。
朱光潜。
“你敢不执行组织的决定”？
不过，重点还是事后的情节。一番闲谈，在“大家伙要散了的时候”，郭的朋友、时任川大党总支副书记的邓照明告诉文学院党支部书记方敬，“明天叫上同学都去文学院礼堂，参加欢迎程天放的大会”。这令郭琦大吃一惊：“啥子？邓照明叫方敬组织同学们欢迎CC的四大金刚之一程天放，太阳从西边出来喽！一时半会儿我实在搞不懂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他的疑惑当然有理：虽然其时中共在川大的影响主要还局限于学生之中，而“拒程运动”由教师发起，但中共的态度自然也站在“拒程”一边。但郭琦不知道的是，此时因为形势变化，国民党态度坚决，而教师的罢课活动持续数日，已经难以为继，故中共已决定改变斗争策略，将目标从“拒程”改为“驱孟”，自然就要“迎程”了。
这当然是那时的郭琦所不知道的。不过，除了不知内情之外，郭琦的反应还有其他考虑：“先头孟寿椿叫我去参加迎接程天放的大会，我咋个能去呢？你想嘛，人家朱光潜是驱程派的头儿，我这刚一注册上，就变成迎程派了，让我怎么见朱光潜嘛！和朱光潜一道的那些老师，我以后咋个见他们嘛！”郭琦没有说，但我想这是他难以受命的主要原因。他当然明白，邓照明的话不会是邓自己的主意，其中必有隐情，但还是对邓表示，自己明天“就不去了”。
没想到邓照明语气还严肃起来，说组织决定的事情，你为啥不去，你敢不执行组织的决定？ 我问邓照明是哪个组织决定的。邓照明来气了，凶我说，你说哪个组织？你瓜娃子要听哪个组织的话？你协助方敬喊起人来，越多越好。就这么定喽！
郭琦当天回家后，川大党总支书记王怀安还找他谈话，说如果对邓个人有意见，可以提出，“但邓照明是领导，他传达的也是组织的决定，你应该执行”。
郭琦。图源：西北大学官网。
这些都出自郭琦晚年的回忆，距离事情发生已经过去半个世纪，其所回忆未必全然准确，双方的言论当然也都不是原话，不过大致意思应该如此。事实上，郭琦接下来所要说的就是组织关系问题，同时，“组织的决定”这样的术语当时在党内也确已流行，故郭、邓等人的谈话和“组织”有关，应是可信的。
从郭琦的回忆看，邓照明宣布上面的决定时，并未感到有向“下级”解释情由的必要；王怀安跟郭琦谈心时，也遵循了同样的逻辑，似乎“组织的决定”五字已足以说明一切。显然，此时的他们已经养成无条件服从上级的习惯：无论是否理解，对于“组织的决定”都要积极执行。这当然可能和他们那时处于“地下”状态有关：不解释是一种保守秘密的方式。不过，郭琦虽然对邓照明的命令不解，却也没有反驳和追问，似乎他也清楚“组织的决定”是不需解释，更不可质疑的。这意味着，这种认知方式并非完全出自秘密工作养成的习惯，而有其更深刻的原因。
郭琦不愿出席会议，当然也不是有意抵抗上级命令，而是因为感到此举令其陷入了道德困境——从那两句脱口而出的“怎么见”“咋个见”中，不难想见，五十年后的郭琦仍对此不安：他当然并未因为朱光潜为他出了个主意、解决了他的困难而加入“拒程”一边；事实上，朱氏也并未对他有所要求。但郭琦却自觉对朱光潜担负起了道义的责任，担心参与“迎程”或被视作背叛之举，令“拒程派”伤心。当然，在听过王怀安的话之后，他还是去参加了“迎程”大会，但他的确曾产生这一疑虑，而且始终没有释怀。
这种心态至为微妙，在郭琦的回忆中几乎是一闪而过，并不起眼，但其中至少有两层意义值得关注：首先，郭琦试图维持其行为逻辑的一致性——前后如一在传统观念中是一个基本的道德准则。这当然不是说一个人的行为和信仰就不可以改变，但这变化仍应有清楚的逻辑可循，出自观念和信仰的转变，而不是以一时的功利所需为准则，过河拆桥之举尤其令人不齿。至少在其下意识中，还维持着这种规范。
其次，郭琦此刻并非站在一个“组织”成员立场，而是从“人”的立场出发考虑其行事原则的——由此，“人情”成为一种必要的约束。须知，作为“组织”一员和作为一个“人”，所秉承的逻辑有时是相互抵牾的——这只要从“你敢不执行组织的决定”这样的诘语中就可看出。
郭琦校长（中）与刘持生教授、金启华教授在西北大学校园。图源：西北大学官网。
“组织”的兴起
事实上，郭琦的这一闪念提示了20世纪中国人行为和价值领域的一大变化，这变化就是由“组织”的兴起导致的。我这里所说的“组织”兼指其动词和名词意义。第一种意义（动词）关注的是，如何把人按照某种形式组织成为一个整体；第二种意义（名词）则指某种特定的人群组织形式，也是本文所说的重点：“组织”和清末出现的“合群”意识有关，但“群”的涵盖范围相当广泛，“组织”则是其中的一种；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其所指越来越多地集中于“政党”，乃至出现了“党组织”这样的表述，成为20世纪下半期最具权威力量的语汇之一。
中国过去当然不是不存在与此相类的事物。事实上，明清社会存在着众多组织形式：除了家族，还有根据同乡、同行、同业、同好、同年关系形成的会馆、会所、诗酒文会、具有合作互助和慈善性质的善会善堂，乃至“江湖”上的秘密会党，更有许多社交关系是非制度化的。它们以错综复杂的方式，将社会各部分绾合在一起：像是自然生成的草皮，植被复杂，品种多样，每根草的根部都在土壤中以各种方式彼此交缠，形成牢固而紧密的联结，任何有限的外力都只能造成局部破坏，无法让它们立刻分崩离析，除非粗暴地将其整个铲除。这和今日常见的工业草坪不同，后者往往是一块块彼此分离的预制产品，品种单一，拼装起来，立刻郁郁葱葱——铲除也很容易。
对于这种社会状态，许倬云先生曾做过一个精彩的描述：
“中国内部结构并不一致，这个板块既多样又复杂，它不是一个‘society’，而是‘communities’。因而，在中国，动这一块，别处不见得一起动，要一块一块地动。动的人也不属于同一个上层，某个地方动的人是这个上层，另一个地方动的则是另一个上层，像清代以船坚炮利的军事现代化，乃是维新名臣的工作，但同时办实业的却是张謇这类地方大士绅，或是地方上本来有财富的商人……这些商人和想要现代化的维新名臣、士绅，很少相互合作，大都是各做各的，甚至还会冲突抵制。”
许倬云（1930-2025），历史学家。
这么说当然不是要否定中国历史长期存在统一的政治体系和价值观念，可是，必须意识到的是，要在这样一个广土众民的国家中实现“一元”统治，其实远超出传统治理机构和技术的能力。大一统的政治体系至少包含两个层面，一是自上而下的、从中心向四周扩展的一元结构，一是各地原本存在的“communities”。第一种层面又可进一步区分为制度和观念（儒家思想）两个部分——如果制度是可以标准化的，观念就要灵活、散漫得多；因而这种一元化的结果不可能完全取代第二层面的传统“社区”，只能通过与后者的灵活粘连（其中既有掌控又有妥协）连在一起，达到相对均衡。由此，看似“一统”的体制内部便不得不容纳无数缝隙，为各种异质因素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空间。这种形态和近人追求的“群”不同：后者不但要把分散的对象整合起来，而且要求实现组织内部的同质化，使各部分成为有机地服从于同一中控系统指令的行动主体。
近代的“群”无疑是以“现代（民族）国家”为原型和模本的，但也不同程度地渗入了人们对各种“群”的理解中；政党观念和组织形态对“铁的纪律”的重视，更是强化了这些取向。“组织的决定”具有不证自明的权威性，因此，“组织”和“个体”之间的零和博弈似乎变得不可避免：“组织”关注其整体的目标和秩序，成员的个体处境和纠结并不在其考虑范围内——“人情”则当然属于后者。
传统社会的大部分团体并非某种规划的结果，而是源自各种具体人际关系的“自然”串联，而这势必需要“人情”在其中起到黏合剂的作用。即使最讲究“纪律”的秘密会党，也很难完全避开这一点——我们无法想象一个毫不顾及“人情”的“江湖”是什么样的。这和“组织”的形成完全不同。后者在理论上是依据抽象的理念和价值取向构成的，结构分明，逻辑有序，人和人之间最理想的关系模式是“同志”。虽然任何时候，人情都是难以完全排除的因素，但是不同的群体构造原则确实会对人的行为产生不同的制约和调节：这就是郭琦虽然感到一丝不安，却仍要参加“迎程大会”的原因。然而他在多年后仍对此耿耿于怀，也再次表明，“人情”究竟是无法消灭的。
作者/王东杰
编辑/李永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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