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离屏幕能让我们翻开书本吗？
《布莱克书店》剧照
在全球范围内，人们都在为阅读的衰亡而担忧，这种担忧并非毫无根据：发表在“iScience ”的研究显示：过去20年间，美国人日均的消遣阅读的比例下降了40%以上。经合组织指出，2022年发达国家的教育成果下降是“前所未有”的；根据该组织最新的成人技能调查，除丹麦和芬兰外，过去十年间其余成员国的国民平均读写能力都未有提升。未成年人的日常对话中充斥着网络梗，屏幕抢夺着人们的注意力。
屏幕正在摧毁文明吗？孩子们是否已经失去思考能力？我们正在见证识字者的黄昏吗？对于这些问题，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查尔斯特大学的图书馆员卡罗·亚科诺认为，上述的诊断过于简单。他在《aeon》杂志发表名为“书籍与屏幕”的文章，并强调减少使用屏幕的时间并非提高专注力的方法。
亚科诺首先列举了人们已耳熟能详的诊断：科技已经从根本上侵蚀了我们持续思考的能力，除了保持安全距离写下些挽歌式的文章外，我们无能为力。然而，对于在大学图书馆工作，终日观察人们如何与信息互动的亚科诺而言，情况与上述叙事并不相符。问题并非不存在，而是诊断本身出了错。亚科诺提醒，人们对于“屏幕文化”存在某种刻板印象，但别忘了这部能向用户推送被算法筛选出的引战内容的设备，同样也能展现莎士比亚全集。问题的关键并非设备，而是我们如何使用它。
不妨让我们留意一些有趣的现象：一个读不完一本小说的人，却能看完一部关于奥斯曼帝国衰落的三小时视频论文。一个被认为注意力无法集中的青少年，却维持数小时的游戏专注力。他甚至同时解析跨越多个故事线的复杂叙事、与队友协调、实时调整策略。这不是认知能力的高低，而是不同的认知方式。其中的区别不在于屏幕，而是环境。
加州大学欧文分校信息学冠名教授格洛丽亚·马克二十年来持续追踪人们在屏幕上的注意力持续时间。她的研究表明：注意力分散现象并非与屏幕本身普遍相关，而是与特定设计模式挂钩：通知系统、不定时的奖励机制、无限滚动浏览。这些是由企业出于特定经济目的而设计的机制，而非媒介与生俱来的属性。屏幕天生并不具有破坏注意力的特性，而是因为主流平台为服务广告收入，将其刻意设计成为转移注意力的工具。
亚科诺写道：当知识传播方式发生变革时，总是伴随着文化精英阶层的批评与担忧。19世纪末的英国，每周有超过百万份廉价男孩刊物售出，这些“一便士惊悚小说”充斥着犯罪、恐怖和冒险的猎奇故事，被批评家斥为道德腐化、思想浅薄。维多利亚时期的评论家们曾为青年堕落、严肃思想的消亡，以及难以与这类低俗娱乐抗衡而忧心忡忡。
但如果我们追溯到18世纪与19世纪早期，小说阅读本身就被视作堕落。1796年，《Sylph》杂志就曾忧心忡忡地指出：“各个年龄、各种背景的女性都染上并保持着阅读小说的嗜好……这种堕落已无处不在。”
这些恐慌背后的核心在于：是谁在制造恐慌，以及为何制造。早在1533年，托马斯·莫尔就曾谴责新教典籍是“致命毒药”，像是用“传染性瘟疫”感染读者。卡托研究所关于历史识字率的研究指出，在17至18世纪，“部分人认为识字率的普及具有颠覆性或腐化性。识字能力从极少数精英向大众蔓延，令许多保守派深感恐惧。”维多利亚晚期的学校教育始终对新近识字的工人阶级子女的阅读内容感到焦虑：“廉价惊悚小说”与“垃圾读物”反复成为文化评论与教育关注的焦点。这种恐慌实质上并非源于识字率的衰退，而是源于文化传播脱离了精英阶层的掌控。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20世纪的美国，美国儿科医生玛丽·普雷斯顿声称超过半数儿童对广播与电影犯罪剧“严重上瘾”；精神病学家弗雷德里克·沃瑟姆则宣称漫画导致“长期刺激、诱惑与蛊惑”，并称其比希特勒更危险。
研究技术恐慌的心理学家艾米·奥尔本分析了这种“西西弗斯式循环”：每一代人都恐惧新媒体会腐蚀青年；政客利用这些恐惧，同时转移人们对不平等、教育投入不足等系统性问题的关注；研究总是启动过晚；待证据积累显示影响因情境而异时，新技术已然出现，循环再次开启。
纵观历史，浅薄的内容与技术一直存在，它们与严肃思考始终共存。廉价惊悚小说的流行并未阻碍查尔斯·狄更斯、约翰·斯图尔特·密尔或查尔斯·达尔文取得辉煌成就。然而问题在于，现在存在着一套被主动设计出来、旨在干扰严肃思考所需注意力的分发机制。
这种区别至关重要，因为它决定了我们的应对策略。如果问题本质在于屏幕本身，那么我们需要的是文化复兴、回归书本，甚至是拥抱卢德主义式的技术后退。但如果问题在于机制，那么我们需要的是设计行动主义与监管干预。那些分散注意力的屏幕，同样也能支持专注；那些攫取人类注意力的技术，同样也能滋养它。关键在于：由谁设计、为何设计，以及在何种约束下设计。
在图书馆里，亚科诺观察到人们以祖辈难以想象的方式处理信息。曾需要数周档案工作才能解答的研究问题，现在只需数小时。但改变的远不止效率。信息整合的本质本身已然发生了转变。例如纪录片提供了情感共鸣与视觉证据，播客则让思想在通勤途中悄然浸润，每一种模式都有其难以替代的贡献。
亚科诺提出，我们需要学会去构建“注意力容器”框架——创造有边界的环境与习惯，使多元化的深度参与成为可能：例如在观看纪录片的同时做好笔记；在散步途中聆听播客，让思维发散；远离手机，在静谧空间里阅读纸质书籍。这种做法并非抗拒科技，而是在精心编排，有选择性地使用技术。
基于利用不同技术去获得信息，亚科诺反思了所谓的“学习障碍”。多年来，教育者告诉一些人，他们患有学习障碍——其潜台词是：他们无法通过被认可的、“唯一正确方法”学习。但对印刷文本束手无策的人，可能却在听有声书时如鱼得水。亚科诺指出，真正有缺陷的是教学方式，它无法适应不同的神经认知结构。神经心理学家戴维·H.罗斯指出：“每个大脑都由数十亿相互连接的神经元构成，形成独特的神经通路。如同指纹一般，没有两个大脑完全相同。”当我们固执于单一互动模式时，我们并非在辨别谁能思考、谁不能；我们只是在识别谁恰好能够以系统认可的方式进行思考。
这并非对注意力衰退的妥协，而是意识到人类的理解能力远远超过任何一种单一媒介。我们以这种方式重新认识了“读写能力”，它不仅是在纸页上解码符号，更是在人类编码意义的万千方式之间自由穿梭。
书籍的地位不会被动摇，对于某些需要持续、复杂思考的领域，它们依然无可替代。但书籍已不再是承载严肃思想的唯一载体。每一种思想都有其天然的形式，关键在于让形式与意义相匹配：有些思想渴望被书写，有些需要被看见，还有些必须被聆听、感受或体验。真正的错误在于强迫所有思想都通过单一渠道呈现：无论是书籍还是屏幕。
掠夺性霸权
《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杂志2026年3/4月刊的封面主题名为“新美国霸权”（The New American Hegemony），通过多位顶尖国际关系学者的系列文章，包括《掠夺性霸权》《窃国统治时代》《全球主义者的错觉》《多极化的错觉》等，对当前美国外交政策的底层逻辑、全球秩序的演变以及大国博弈进行了全面反思。2月26日，该杂志旗下播客The Foreign Affairs Interview采访了《掠夺性霸权》一文的作者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教授斯蒂芬·沃尔特。
播客The Foreign Affairs Interview对话《掠夺性霸权》一文的作者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教授斯蒂芬·沃尔特
“掠夺性霸权”（Predatory Hegemony）的理论脉络起源于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对霸权责任的讨论，由邓肯·斯尼达尔（Duncan Snidal）通过区分“仁慈型”（benevolent）与“强迫型”（coercive）霸权奠定了逻辑基础。随后，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等学者进一步探讨了霸权从提供公共物品转向榨取私利的合法性危机。
在《外交事务》的文章中，斯蒂芬·沃尔特将这一概念用来概括和界定唐纳德·特朗普（尤其是其第二任期）所奉行的独特的大战略与外交政策。
沃尔特作为一位资深的国际关系现实主义学者，长久以来一直批评冷战后美国建制派的外交政策（如过度追求自由主义霸权、推动超级全球化、深陷“永远的战争”等），他认为这些过去的失误为特朗普主义的崛起打开了政治大门。然而，对于特朗普当前的外交政策，沃尔特明确表示这绝不属于传统的“现实主义”（现实主义强调积累盟友、谨慎使用武力、投资国内科技与教育以应对大国竞争），也不能用传统的“势力范围”或单纯的“霸凌”来完全概括。
在特朗普的第二任期中，由于身边不再有“成年人”（建制派官员）约束，外交政策完全沦为其个人直觉的反映。为了准确描述这种利用美国历史积累的巨大优势、且对盟友和敌人都毫无差别进行剥削的新型外交模式，沃尔特使用了“掠夺性霸权”这一概念。
“掠夺性霸权”由两个层面的含义构成：“霸权的基础”和“掠夺的行为模式”。霸权的基础并不意味着美国能完全统治世界，而是指美国在过去七八十年间建立起的一套赋予其巨大潜在杠杆的网络与资源。这包括美国提供的军事保护伞、庞大的国内经济市场，以及以美元为基础的国际金融体系。
正常的大国在面对竞争对手时都会带有“掠夺性”（追求零和博弈、试图获得最大利益）。但掠夺性霸权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将这种极限施压和零和博弈的态度用在了所有人身上，不仅针对敌人，也针对最亲密的盟友，将所有的国际关系视为纯粹的零和世界，利用华盛顿的特权地位，极其短视地向盟友和对手榨取让步、进贡（tribute）、经济利益以及顺从的姿态，甚至试图为领导人个人谋取私利。
沃尔特在采访中列举了大量特朗普政府的行为来证实这一概念。比如将关税和经济联系武器化，对盟友（如加拿大、欧盟）反复无常地施加关税威胁（在10%、20%、45%之间反复跳跃），迫使欧盟等签署不对等的贸易协议。这种做法完全没有连贯性，只是为了不断索取新利益。
侵犯传统盟友的主权与尊严，最典型的例子是特朗普试图从丹麦手中“买下/夺取”格陵兰岛。当遭到拒绝时，甚至发出军事或敌意威胁，将丹麦这个原本在欧洲最亲美的国家硬生生逼成了对美国充满警惕的国家。将军事保护视为“敲诈”筹码，过去美国保护欧洲和亚洲盟友是出于自身的战略利益，但现在美国不断用“撤回军事保护”或“退出北约”来威胁盟友，以此勒索经济让步（如逼迫对方支付更多防御费用或在贸易上让步）。摧毁外交制度，搞私人交易（新保王主义/Neo-royalism），退出六十多个国际组织，让大量大使职位空缺；不仅不遵守国际规则，反而试图建立完全受自己控制、如同儿戏般的“和平委员会”（Board of Peace）。外交被降级为特朗普个人与强人之间的作秀与私相授受。
《外交事务》新刊封面
掠夺性霸权有何后果？特朗普政府内部认为，只要美国足够强大，盟友别无选择，只能低头。但沃尔特警告，这种做法虽然在短期内似乎能带来眼前的胜利，但长期来看将带来灾难性的政策后果：
短期内盟友可能会为了平息美国的怒火而做出让步（如献媚、签署不对等协议），但他们很快会发现“掠夺者是贪得无厌的”。长期来看，为了摆脱美国的勒索，盟友必然会寻找替代方案。例如，加拿大与印尼签署贸易协议，欧盟与印度及拉美南方共同市场签署协议，欧洲也开始出于“防备美国”的目的而加强自身防务建设。
如果美国不断把“切断军事同盟”作为勒索工具但不兑现，这种威胁最终会被看穿为虚张声势，从而失去效力；如果美国真的切断了同盟，那美国就彻底丧失了在此地的影响力。
当美国像掠夺者一样四处出击时，反而将其他国家寻求协作的机会留给了中国。皮尤等民调已经显示，全球多个国家对中国的好感度正呈现超越美国的趋势。
沃尔特借用海明威关于破产的名言——“起初是逐渐的，然后是突然的”（Gradually, then suddenly）。美国的衰落不会即刻发生，但这种外交政策正在缓慢地腐蚀美国实力的真正源泉，到2035或2040年，美国将会发现自己在一个充满敌意、不再愿意配合美国利益的世界上醒来，变得“更贫穷、更不安全、影响力更小”。
如果说克林顿、小布什和奥巴马时代的“自由主义霸权”（Liberal Hegemony）被证明是过度扩张且行不通的，而特朗普式的“掠夺性霸权”最终又会摧毁美国的同盟基础、加速权力的衰落。那么，沃尔特认为的正确的道路究竟是什么？他给出的药方是现实和克制的“离岸平衡”（Offshore Balancing）。
具体说来，首先是收缩防线，聚焦三大关键地区。美国应清醒认识到自身得天独厚的地理安全优势（两大洋的保护），不需要在全球每个角落维持军事存在。战略资源应集中于对自身核心利益至关地区。
其次，美国不应再像过去那样替盟友包揽一切，也不应像特朗普那样去勒索盟友交“保护费”。正确的做法是让当地盟友为自己的国家安全承担起首要责任。美国只作为“强大的后盾”，只有当地区力量严重失衡、盟友确实无力单独应对威胁时，美国才投射力量进行干预。
第三，美国必须克制自己的干预冲动，停止居高临下地对其他国家进行“社会工程”（即试图把每个国家都改造成美式自由民主国家）；同时，也必须停止动辄将全球经济和金融体系武器化去胁迫他国。美国想在世界上保持长久的领导地位和影响力，最好的办法是在国内建设一个繁荣的经济体和功能完善的政治体系。
“简而言之，需要一个将美国的承诺与其核心利益重新对齐的战略——一个既不试图统治世界，也不试图掠夺世界的战略。”沃尔特总结道。这听起来是一个既需要战略智慧，又需要极大政治克制的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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