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转折》于光远著、《谭震林纪念文集》、《谭震林百年诞辰纪念文集》、新华社历史报道、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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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冬,北京京西宾馆。

中央工作会议已经开了十多天,会场上的气氛越来越热烈。

代表们畅所欲言,讨论的话题早已超出了最初的议程范围。

这一天,一位满头白发的老人缓步走进会议室。他叫谭震林,今年76岁。

从1926年入党算起,他已经跟着党干了52年革命。

井冈山时期,他是茶陵县工农兵政府的第一任主席;解放战争时期,他是淮海战役总前委五人组成员;建国后,他担任过国务院副总理、中央政治局委员。

这样一位功勋卓著的老革命,复出工作后却听到了一番让他刻骨铭心的话。

汪东兴曾对他说,既然重新出来工作了,就要记住教训,"重新做人"。

重新做人。

这四个字,在谭震林心里翻来覆去地滚了一年多。

他想不通,自己一辈子跟党干革命,到头来竟然要"重新做人"?

今天,在这间会议室里,当讨论涉及到某些敏感问题时,谭震林再也按捺不住了。

他霍然起身,手掌重重拍在桌面上,当众质问汪东兴:自己已经七十多岁了,还要怎么"重新做人"?

这一问,在会场上引起轩然大波。

这一问的背后,是一位老革命家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历程,是无数老干部在那个特殊年代里的共同遭遇,更是1978年那个历史转折关头最真实的时代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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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印刷工人到井冈山的革命者

1902年4月24日,谭震林出生在湖南攸县城关镇一个贫困的职员家庭。

攸县地处湘东,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小县城。

谭震林的童年并不幸福,家境贫寒让他很早就体会到了生活的艰辛。

12岁那年,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谭震林进入一家印刷厂当学徒工,开始了半工半读的生活。

印刷厂的工作很辛苦,但也让年少的谭震林接触到了各种书籍和报刊。

在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新思想、新文化如春风般吹进这个闭塞的小县城。

谭震林如饥似渴地阅读着能够接触到的一切进步书刊,心中渐渐萌发出改变命运、改变社会的念头。

1926年,北伐战争的号角吹响,革命的浪潮席卷南方各省。

这一年的10月,24岁的谭震林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的人生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入党后,谭震林积极投身革命活动,组织发动攸县工人支援北伐战争。

他的组织才能和工作热情很快引起了党组织的注意。

1927年,中国革命遭遇重大挫折。

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政变;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分共"。一时间,白色恐怖笼罩全国,无数共产党人倒在血泊中。

就在这最黑暗的时刻,伟人领导发动了秋收起义,带领工农革命军向井冈山进军,开始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伟大探索。

1927年11月,工农革命军攻占了茶陵县城。

茶陵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拿下这座县城后,首要任务就是建立革命政权。

选谁来当这个政府的领导人呢?

工农革命军第1营党代表宛希先主持召开了群众大会,当地工人、农民代表齐聚一堂。

经过推选,25岁的谭震林被推举为茶陵县工农兵政府主席。

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建立的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谭震林也因此成为中共历史上第一位县级人民政府的领导人。

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成立后,谭震林带领政府工作人员迅速开展工作:恢复社会秩序、打击土豪劣绅、发动群众参加革命。

短短时间内,全县建立了8个区政权,革命形势一片大好。

12月,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工农革命军主动撤离茶陵。

谭震林随部队转移,在伟人的领导下,投入到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去。

在井冈山,谭震林先后担任湘赣边界特委委员、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土地部长、湘赣边界特委书记等职务。

他深入九陇山区调查阶级状况和土地占有情况,摸索土地革命的方法,领导了井冈山的分田运动。

这些实践经验,为后来《井冈山土地法》的制定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材料。

1928年11月6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重新组建了前敌委员会,由伟人、朱德、谭震林、宋乔生、毛科文5人组成。

谭震林担任组织部部长,成为井冈山根据地的核心领导成员之一。

伟人对谭震林评价很高。据记载,伟人曾说过:"第一个赞成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人是谭震林。"

1929年1月,伟人、朱德率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

谭震林随部队行动,先后担任红四军第2纵队政治委员、第4纵队政治部主任等职务。

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红四军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召开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这就是著名的"古田会议"。

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是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在这次会议上,谭震林当选为前敌委员会委员,这是对他革命工作的充分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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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年游击与抗日烽火

1930年,谭震林担任红十二军政委,与军长伍中豪并肩作战,为巩固和扩大中央苏区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2年6月,福建军区成立,谭震林担任司令员兼政委。

他领导闽西红军和地方武装,英勇抗击国民党军的"围剿"。

在他的领导下,4个月内扩红1.1万人,为中央主力红军输送了大批有生力量。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由于工作需要,谭震林没有随主力长征,而是留在苏区坚持斗争。

这是一段异常艰苦的岁月。

主力红军长征后,国民党军队对苏区发动了疯狂的"清剿"。

兵力悬殊,形势险恶,留下来的红军游击队面临着生死考验。

谭震林与张鼎丞、邓子恢一道,领导红军游击队在闽西南地区坚持了三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

他们白天隐蔽在深山密林中,晚上出来打击敌人;没有粮食,就挖野菜、吃草根;没有医药,就用草药治伤。

三年!整整三年!

在敌人重重封锁、步步紧逼的情况下,谭震林和战友们硬是坚持下来了。

他们不仅保存了革命力量,还巩固了一块拥有十万人口的根据地,保卫了土地革命战争的胜利成果。

后人称赞他们为"南方三杰"。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南方各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

1938年春,谭震林担任新四军第三支队副司令员,率部挺进皖南,在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皖南地区地形复杂,日军、伪军、国民党顽固派势力交织,形势十分险恶。

谭震林充分发挥游击战争的优势,带领部队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

繁昌保卫战是谭震林在皖南的代表作。1939年,日军多次进攻繁昌,企图夺取这个战略要地。

谭震林指挥新四军第三支队,以少胜多,七战七捷,粉碎了日军的进攻计划,被誉为"繁昌大捷"。

1940年,谭震林奉命率领一批干部进入苏南东路地区。

他担任江南抗日义勇军东路指挥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在澄(江阴)锡(无锡)虞(常熟)地区,创造性地开展了湖荡水网地区的游击战争。

这种游击战术后来被推广到苏北的江(都)高(邮)宝(应)地区,成为新四军对敌斗争的重要经验。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新四军军部遭到国民党顽固派的伏击,损失惨重。

中共中央随即决定重建新四军军部,谭震林被任命为新四军第六师师长兼政委、苏南区党委书记。

在这个危急关头,谭震林临危受命,带领部队坚持斗争。

他执行党中央的命令,迅速发展革命力量,领导了反"扫荡"、反"清乡"的艰苦斗争,保卫了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

1943年至1945年,谭震林调任新四军第二师政委兼淮南区党委书记。

他领导军民抗日反顽,保卫淮南根据地,保卫新四军军部和华中局的安全,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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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从七战七捷到淮海战役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取得伟大胜利。

但和平的曙光并没有持续多久,国民党很快撕毁停战协定,悍然发动内战。

抗战胜利后,谭震林担任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副书记、华中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华中野战军政委等职务,积极筹备应对全面内战的各项工作。

1946年6月,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爆发。

7月,国民党军集中12万兵力,向苏中解放区发动进攻,企图一举消灭华中野战军主力。

面对强敌,谭震林与粟裕密切配合,指挥华中野战军3万余人,在苏中地区连续作战。

从7月13日到8月27日,一个半月时间内,华中野战军先后进行了宣泰、如南、海安、李堡、丁堰、邵伯、如黄路等7次战斗,战战皆捷,共歼敌5万余人。

这就是著名的"苏中七战七捷"。

这一胜利,打退了国民党军对苏中解放区的进攻,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斗志。

伟人高度评价苏中战役的意义,称之为"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敌一部"的典范。

1947年1月,华中野战军与山东野战军合并,组成华东野战军。

谭震林担任华东野战军第一副政委,参与指挥了宿北、鲁南、莱芜、孟良崮等一系列重大战役,威震华东战场。

1948年初,华东野战军分成东、西两个兵团。谭震林与许世友率领东兵团(山东兵团)执行山东内线作战任务。

他们先后发起莱阳、周张、昌潍、兖州等战役,解放了山东绝大部分城乡。

1948年9月,济南战役打响。谭震林与粟裕、许世友、王建安等一道,统一指挥东、西两个集团部队攻打济南。

济南是国民党在华东地区的重要据点,城防坚固,守军十余万人。

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王耀武亲自坐镇指挥,信誓旦旦地表示要固守济南。

谭震林在战前动员会上喊出了响亮的口号:"打下济南府,活捉王耀武!"

战斗打响后,解放军从东、西两面发起猛攻。

原本负责助攻的东线集团,关键时刻临机决断,将"助攻"改为"主攻",打乱了敌人的部署。

经过8天激战,解放军攻克济南,全歼守敌8万余人,活捉王耀武。

济南的解放,揭开了解放战争战略决战的序幕。

1948年11月6日,淮海战役打响。这是解放战争中规模最大、歼敌最多的战役,被誉为"决定中国命运的大决战"。

11月16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成立淮海战役总前委,统一指挥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的作战行动。

总前委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五人组成,邓小平担任书记。

在总前委的领导下,谭震林指挥山东兵团3个纵队,参与围歼国民党军黄百韬兵团的作战。

经过十几天激战,黄百韬兵团10万余人被全歼,兵团司令黄百韬毙命。

随后,中原野战军包围黄维兵团于双堆集地区。

华东野战军则将从徐州撤退的杜聿明集团包围于永城东北地区。

经过两个多月的连续作战,淮海战役于1949年1月10日胜利结束,共歼灭国民党军55.5万人。

1949年2月,华东野战军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谭震林担任第一副政委。

4月21日,渡江战役发起。谭震林指挥第三野战军中集团第7、第9兵团共30万人,从芜湖正面强渡长江。

万炮齐鸣,千帆竞发,国民党军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一夜之间被突破。

据记载,谭震林渡江时遭遇敌舰,但他临危不乱、沉着应对,最终安全抵达南岸。

渡江战役是谭震林戎马生涯中立下的最后一次大战功。

此后,谭震林率部解放杭州,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浙江省人民政府主席、浙江军区政委等职务,开始了他在地方和中央的长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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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特殊年代与"重新做人"

新中国成立后,谭震林长期在中央和地方担任领导工作。

1952年起,他出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三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江苏省人民政府主席等职。

1954年12月后,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等重要职务。

尽管谭震林军功卓著,但由于较早转入地方工作,他没有参加1955年的全军授衔。

以他的资历和贡献,许多人认为授大将军衔是绰绰有余的。

不过,谭震林本人对此并不在意,他更关心的是如何把工作做好。

1956年,在中共八大上,谭震林当选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1958年,在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上,他被增选为政治局委员。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他主管全国农村工作,为探索中国农业的发展道路付出了艰辛努力。

谭震林为人直率,性格火爆,看到不对的事情就要说,遇到不平的事情就要管,因此得了个"谭大炮"的外号。

1967年2月,在一次中央政治局碰头会上,谭震林与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老同志,就当时的一些做法提出了不同意见。会上言辞激烈,气氛紧张。

此后,谭震林受到冲击,离开领导岗位,被下放到广西桂林。

在那段岁月里,他经历了人生的低谷,但始终没有动摇对党的信念。

1972年12月17日晚,周恩来向伟人汇报老干部问题。

伟人明确表示,谭震林"还是个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

12月18日,周恩来致信纪登奎、汪东兴,要他们具体承办让谭震林回来的事宜。

此后,谭震林逐渐恢复工作,1973年在中共十大上重新当选为中央委员。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举国欢腾。许多老干部陆续得到解放,重新走上工作岗位。

1977年,汪东兴担任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分管宣传工作,处于政治生涯的高峰期。

对于这些复出的老干部,汪东兴有时会"提点"几句。

据记载,他曾对谭震林说过类似"重新做人"的话,大意是既然重新出来工作了,就要记住教训,不要再犯错误。

"重新做人"——这四个字,深深刺痛了谭震林。

他想不通:自己1926年入党,跟着党干了半辈子革命,井冈山的艰苦岁月、三年游击的九死一生、抗日战争的烽火硝烟、解放战争的枪林弹雨,这一路走来,难道都错了?

难道现在要"重新做人"?

1967年在那次会议上仗义执言,为老干部说话,这算错误吗?坚持党的原则,维护党的利益,这需要"重新做人"吗?

谭震林把这口气憋在心里,一憋就是一年多。

1978年,中国正处在重要的历史关口。

这一年的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

这篇文章像一颗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激起了层层涟漪,引发了一场席卷全国的大讨论。

围绕这场讨论,党内出现了不同声音。

汪东兴对这篇文章持批评态度,他坚持"两个凡是"的提法,在一些场合公开表示反对。

他到山东视察时曾说:"一不要砍旗,二不要丢刀子,三不要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

对于一些老同志的平反问题,汪东兴也持消极态度,主张对历史问题实行"冷处理"。

与此同时,要求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的呼声越来越高。

许多老干部站出来发声,要求正本清源,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1978年11月10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原定的议题是讨论经济工作,但代表们的讨论很快就突破了原定议程。

大家畅所欲言,气氛异常活跃。

许多代表提出,应该先讨论思想路线问题,应该对"两个凡是"进行批评,应该为历史遗留问题正名。

11月25日,会议已经进行了整整16天。这原本应该是会议结束的日子,但会场上热烈讨论的氛围,让会议不断延长。

于光远等人开始讨论:是不是应该指名道姓地批评汪东兴?

他们认为,汪东兴在1976年10月的行动中确实起了重要作用,这一点应该承认。

但在"两个凡是"、真理标准讨论、老干部平反等问题上,他欠下的账太多太多。不把这些问题讲清楚,许多事情就说不明白。

会议的气氛越来越紧张。对汪东兴的批评越来越集中,越来越尖锐。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76岁的谭震林走进了会议室。

他积攒了一年多的情绪,那句"重新做人"带来的屈辱感,此刻如同火山岩浆般翻涌。

而当他站起身来,当众拍案质问的那一刻,在场所有人都没有想到,这位七旬老人说出的话,会在这间会议室里激起怎样的波澜,又会在此后的历史进程中留下怎样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