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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跨学科性” 发展新型人文学科

人文主义危中有机

近年来,欧洲多国高校的人文学科院系招生人数下降,科研资助多向自然科学类学科倾斜。与此同时,在科技发展突飞猛进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人更加倾向于工具主义,进而质疑人文学科是否“有用”。因此,许多欧洲学者及学术科研机构都在思考一个重要议题:人文学科面临的困境。在学者对人文学科的未来产生担忧的背后,隐藏着更深层次的议题:如果说当前人文学科遭到削弱,那么人文主义是否也处于危局之中或者说已经步入黄昏?困局中是否可能蕴含着新的机遇,能够催化出一种新的人文主义从而帮助人类应对各种挑战?带着这些问题,本报特约记者采访了欧洲知名专家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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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主义需要更具包容性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教育学院荣休教授罗纳尔德·巴内特(Ronald Barnett)对本报特约记者表示,造成人文学科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文化领域的功利主义和工具主义倾向。在他看来,当今世界正朝着科技社会转变,并且愈加“务实”:人们认为,知识的价值在于能在现实世界中产生务实有效的成果,并最终带来利润。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尤其是近十年来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这一趋势愈加明显,进而加剧了人文学科的困境。不过,人文学科困境的形成也与其自身传达的理念有关。“人文学科在一定程度上恰恰促成了人们的工具主义认知。”巴内特解释道,原因就在于人文学科过于关注人类自身和人类的利益。

人文学科的困境是否与人文主义危机密不可分?对于这一问题,荷兰乌得勒支大学杰出荣休教授罗西·布拉伊多蒂(Rosi Braidotti)告诉本报特约记者:“受法国哲学家福柯的影响,我认为答案是肯定的,但我并不认为这场危机是‘灾难’:它是一个转型的契机。或者说,如尼采所言,‘重估一切价值’。”

对于人文学科的困境与人文主义危机之间的关联,巴内特说,他难以给出确切的答案。“我的感觉是,人文主义的根源与人文学科有所不同,并发展出各自独特的视角。”他分析称,在农业社会,接受教育的基本含义是指接受人文教育。历史上,人文学科的兴起是精英阶层身份认同的一种手段,是精英阶层塑造和维系自身精英身份的一种方式。因此可以说,人文学科一度塑造了精英文化,是社会地位的标志。而在当今几乎人人都识字、人人都能接受教育的时代,夸张一点的话,可以说人文学科不再是文化和教育的主要标志。

在其所著《后人类》一书中,布拉伊多蒂简要总结了人文主义的大致发展脉络:关于“人”的古典理想始于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将人视为“万物的尺度”,后来在文艺复兴时期被重新阐发为一种普遍性的典范。人文主义的核心信条在于坚信人类理性具有独特性、自我调节性及内在的道德力量。人文主义在历史上逐渐演变为一种文明范式并由此塑造出一种观念:欧洲体现并且承载着自我反思理性所具有的普遍化力量;“欧洲不仅仅是一个地缘政治空间,而是一种人类心智的普遍属性,能够将其特质赋予任何合适的对象”。

布拉伊多蒂说,目前,在谈论人文主义的转型时,首先要承认一点:“古典欧洲中心主义的人文主义已经完成其历史使命,如今时机已经成熟,需要建立一种不同以往的人之范式、构建一套新的价值体系来反映这一新的复杂性。”她分析称,从历史角度来看,这与欧洲在地缘政治领域的霸权终结同时发生。这并非一场悲剧,但确实需要人们作出一些努力和调整。人们需要以更具批判性和创造性的思维对待人文主义;“人”和“人文主义”的定义需要更具包容性,减少普遍主义倾向和种族优越主义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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摒弃人类中心主义视角

巴内特认为,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催生出一种根本性的哲学转变。他说:“维系人的存在,不再取决于我们如何身处世界、如何理解自身,而是取决于我们能在世界中做什么。这彻底改变了我们对人性的理解,是一种根本性的哲学转变;它不再关乎文化,不再关乎以某种具有价值意义的方式存在于世,也不再关乎对世界、他人和人类本身保持感受力的问题。这些诉求已然不再受到重视。”

在人工智能时代,“人类增强”“脑机接口”等新鲜事物层出不穷,或将改变“人”的含义。对此,布拉伊多蒂强调:“我们绝不能将新技术附着于人文主义的旧主体上。”她表示,一些“超人类主义者”试图将新技术与古典欧洲人文主义相融合,并将之解读为通过科学技术来改善人类、完善人类的计划。他们意识到人脑的运行速度已经落后于更快速的计算系统,因此认为人类需要被“增强”或“强化”,才能跟上技术的步伐。换言之,他们将“人类增强”伪装为一种新的人文主义形式,并且将新技术附着于关于“人”的陈旧定义之上,同时叠加所谓的增强计划。此外,他们往往忽视环境维度,具有明显的人类中心主义倾向。“我的后人文主义正是对这一立场的批判。”布拉伊多蒂表示,上述超人类主义的立场在分析层面上是后人类的,但在规范层面上却是一种倒退性的新人文主义。

美国莱斯大学英语系教授卡里·沃尔夫(Cary Wolfe)在《何谓后人类主义?》一书中表达了类似的观点。沃尔夫将超人类主义的常见技术理想与后人类主义区分开来,认为后人类主义是从哲学上对人类的身体性和物质性进行重新认识,不参与超人类主义对于完全超越生理身体的幻想。沃尔夫还表示,后人类主义的要旨“并非简单地全盘否定人文主义”,而在于打破经典人文主义对自我与他者、心灵与身体、社会与自然、人类与动物、有机体与技术的二元对立划分法;后人类主义批判的是人文主义的一些假设性框架,而不是否定人类的价值。后人类主义的重要目标之一是重塑伦理思考,不再以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原则为出发点,而是强调人与非人之间的相互依存与共在关系,并重新界定人类应承担的伦理责任。

巴内特表示,布拉伊多蒂等学者推动的后人文主义是一场重要的理论运动,而且后人文主义提出的一些问题与他本人所讨论的问题不谋而合:人们需要摒弃那种“万物唯我独大”的人类中心主义视角。“为了摆脱这种观念,我们需要达到一种超越人类的后人类状态。我们需要弄清楚它究竟是什么,它要求我们与外部世界建立怎样的关系。一旦我们开始以更谦逊的方式思考自身,我们就会对自己在这个星球上的存在产生谦卑之心。这意味着我们需要从根本上重新思考‘人’的含义。”

他进一步补充道,与其说是“后人类”,不如说人类需要找到一种新的存在方式。因为如果人们想要修复这个世界,就必须以一种新的方式成为“人”。这关乎重新发现人性,也关乎重新找回与世界相连的方式。“某种意义上讲,这是重新成为人的过程。”

布拉伊多蒂说:“我们需要的是一种更具包容性和多元性的‘人文主义’定义,它承认关于‘人’的不同参照单位,容纳与之相关的多重定义和价值体系。”她认为,在这一过程中,至关重要的是吸纳女性主义理论与去殖民化理论的思想资源,并且与欧洲以外的哲学传统展开对话和比较,以期形成关于“人”的新定义。“从这一意义上说,我的后人类立场始终是后人文主义的。此外,我同时也采取后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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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掘人文主义的潜能

沃尔夫认为,人文主义包含很多值得赞赏的价值与理想。布拉伊多蒂表示,人文主义自身仍蕴含着诸多尚未被充分探索的面向与潜能。“我坚信,我们可以通过集体努力对其加以拓展,使之更加包容;但这需要整个共同体的协同行动。价值的创造是一种社会实践,而非某种神秘的自我生成:真正的改变,有赖于我们所有人的参与。”

巴内特提出,人文学科本身需要涉及更广泛的社会议题,尤其是物质性议题。他认为,人文学科往往过于封闭,要有所转变,就需要高校发展“跨学科性”(transdisciplinarity)。跨学科性与多学科性(multidisciplinarity)或交叉学科性(interdisciplinarity)有所不同:它以全球性议题为出发点,在影响全球的重大问题方面从人文学科汲取灵感,从全球视角出发,而非仅仅从人类自身的利益出发。在这种条件下,或许能够发展出一种新型的人文学科,它以宏观视角关注世界、从地球上的危机出发,并采纳一种强调谦抑立场、关系建构以及相互依存性的认识论探究模式。

巴内特说,目前尽管有交叉学科性的出现,但在以关注整体为出发点的跨学科性方面,人文学科却鲜有进展。他认为要实现跨学科性在原则上是可能的,但前提是很多因素必须到位,而且高校需要培养这方面的启迪能力和领导力量。人文学科可以提供一系列概念、视角、与世界互动的全新方式、关怀与合作的理念、感知力、语言最深层的意义、体谅和互动,等等。这些都是人文学科深藏的价值和优势。当人文学者与其他学科的同行合作,共同应对重大挑战时,这些价值和优势就会显现出来,并且被视为人文学科真正的价值所在。

中国社会科学报特约记者 姜红

来源 : 中国社会科学报

责任编辑: 姚晓丹

新媒体编辑:张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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