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印尼华人史》《中印尼关系演变》《黑色五月暴动调查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研究》《海军装备发展史》《二次大战后印尼华侨政治认同的变化及其影响》等相关历史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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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5月13日，赤道附近的雅加达陷入了一片火海。
早晨还是平静的街道，到了中午就变成了人间地狱。
成群的暴徒涌上街头，手持棍棒、铁管、燃烧瓶，眼中闪烁着疯狂的光芒。
他们像蝗虫一样扫荡着街道，目标明确——那些挂着中文招牌的店铺，那些说着华语的家庭。
玻璃碎裂的声音此起彼伏，火焰从一栋建筑蔓延到另一栋建筑。
黑烟滚滚升起，遮蔽了热带的骄阳。空气中弥漫着汽油、木头燃烧的气味，还有人们绝望的哭喊声。
一位在印尼生活了四十年的华人商人，躲在自家店铺的阁楼上，透过木板的缝隙看着楼下的一切。
他手中紧紧握着一张发黄的老照片，照片上是他的祖父——一个在19世纪末从福建漂洋过海到这片土地谋生的年轻人。
祖父用一生的辛劳，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建立起家业，传承到他这一代，已经是第三代了。
楼下，他经营了二十多年的杂货铺正在被洗劫。
货架被推倒，商品被抢夺一空，暴徒们还不满足，点燃了汽油，火焰瞬间吞噬了整个店铺。
他看着火焰舔舐着那些熟悉的物件——祖父留下的算盘，父亲手写的账本，自己精心布置的货架，一切都在火光中化为灰烬。
他不明白，为何祖祖辈辈在这片土地上劳作、纳税、生活的他们，会突然间成为被猎杀的对象。
隔壁邻居是印尼人，相处了十几年，平日里和睦相处，互相帮助。
这场暴乱爆发后，那位邻居站在自家门口，眼睁睁看着他的店铺被烧，没有伸出援手，甚至眼神中还带着某种说不清的情绪。
这场持续三天的暴乱，造成超过千名华人死亡，数百名妇女遭受侵害，数千家商铺被焚毁。
整个东南亚的华人社会为之震动，全球的华人为之悲愤。雅加达、棉兰、巨港、楠榜、梭罗、泗水，印尼的多个城市都陷入了同样的混乱。
远在北京的决策者们，面对同胞的惨状，陷入了艰难的抉择。
电话铃声不断响起，传真机吐出一张又一张求救的信件。
民众的呼声此起彼伏：为何不派兵保护，为何坐视不管，为何不让那些暴徒付出代价。
中南海的会议室里，地图铺开在桌面上。从中国南海到印尼雅加达的距离被反复测量，舰队的航行时间被反复计算，各种方案被提出又被否决。
有人说是海军实力不够，那些锈迹斑斑的老旧军舰连赤道都跨不过去，即使勉强抵达，也无法应对印尼军队的反击。
有人说是一纸国籍条约的束缚，让这些海外华人在法律上已不再是中国公民，出兵没有法理依据。
还有人说是国际局势的复杂，美国就在旁边虎视眈眈，出兵的代价远超想象。
真相究竟如何，这段历史值得我们认真回顾。
【一】南洋华人的百年沉浮
印尼的华人移民史，可以追溯到数百年前。
早在明清时期，就有中国商人往来于南洋各地。
郑和下西洋时，船队曾多次停靠爪哇岛，带去了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也带去了中华文化。
大规模的华人移民潮，始于19世纪中叶。
那时的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的混乱时期。
太平天国的战火烧遍半个中国，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了国门，鸦片战争的失败让清廷威信扫地。
在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土地兼并严重，人多地少，自然灾害频发，百姓生活困苦。
"下南洋"成为了这些走投无路的百姓最后的选择。
他们卖掉家中仅有的财产，凑齐船票钱，告别故土，踏上前往未知世界的旅程。
这些移民带着简单的行李，怀揣着淘金梦，挤在拥挤的货船底舱里。
船舱里空气污浊，食物匮乏，疾病肆虐，许多人还没抵达目的地就死在了海上。
经过数周甚至数月的颠簸，幸存者终于抵达了这片陌生的热带土地。
眼前是茂密的热带雨林，潮湿闷热的空气，还有皮肤黝黑、语言不通的当地人。
起初的日子并不好过，水土不服让很多人生病，语言不通让他们无法与当地人交流，当地人也用异样的眼光看待这些外来者。
华人有吃苦耐劳的传统，也有经商的天赋。
他们从最底层的苦力做起，在矿山挖矿，在橡胶园割胶，在码头搬运货物。
工作环境恶劣，工资微薄，每天要劳作十几个小时。
白天在烈日下挥汗如雨，晚上挤在简陋的工棚里，身上被蚊虫叮咬得满是红点。
华人把每一分钱都攒下来，舍不得吃，舍不得穿。
几年下来，手里有了一些积蓄，就开始做点小生意。
有的在矿区附近开个小卖部，卖些日常用品。有的在码头摆摊，卖些小吃。有的做起了中介，帮助新来的华工找工作。
生意慢慢做大了，从小摊贩变成小商店，从小商店变成批发商。
华人善于经营，讲究信用，勤俭节约，生意越做越红火。
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印尼的零售业大部分掌握在华人手中。华人还进入了橡胶种植、锡矿开采、进出口贸易等领域。
到了20世纪初，印尼的华人群体已经在商业领域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据统计，印尼华人虽然只占总人口的3%左右，控制着印尼70%以上的私营经济。
雅加达主要商业区的店铺，十家里面有七八家是华人开的。
大型橡胶园的老板，多半是华人。银行、贸易公司的老板，也多是华人。
这种经济上的成功，为日后的悲剧埋下了种子。
印尼的土著居民世世代代在这片土地上生活，却发现自己的经济地位远不如这些"外来者"。
嫉妒和不满的情绪，在底层民众中慢慢积累。土著看到华人开着汽车，住着洋房，子女上着好学校，心里自然不平衡。
荷兰殖民者很清楚如何利用这种矛盾。
他们采取了"分而治之"的策略，把印尼社会分成三个等级：荷兰人是统治者，华人是中间商阶层，土著是最底层。
华人被定位为殖民者的代理人，既收税又经商，成为连接殖民者和土著之间的桥梁。
这个位置十分尴尬。殖民者把华人当工具使用，需要的时候用一用，不需要的时候随时可以抛弃。
土著则把华人当作剥削者看待，觉得华人帮着殖民者压榨他们。
华人夹在中间，两头不讨好，成为了最容易被攻击的目标。
1740年，荷属东印度当局在巴达维亚(今雅加达)大规模屠杀华人，史称"红溪惨案"。
这次屠杀造成约一万名华人死亡，是印尼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排华事件。
此后的两百多年里，排华事件时有发生，华人的生存环境始终不稳定。
1945年8月17日，苏加诺宣布印尼独立。
经过四年的独立战争，1949年11月2日，荷兰宣布放弃对印尼的管治权，印尼正式独立。建国之后，一个棘手的问题摆在了面前：华人算不算印尼人。
这个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
华人在印尼生活了几代人，很多人已经在当地扎根，娶妻生子，甚至不会说中文了。
有的华人家庭已经在印尼生活了五代、六代，祖先的坟墓都在印尼。
在文化认同上，他们仍保持着许多中国传统——过春节、拜祖先、说方言、吃中餐。
苏加诺的态度相对温和。
他希望把华人纳入印尼民族的大家庭，前提是华人要放弃对中国的认同，彻底融入印尼社会。
他推行"同化政策"，鼓励华人与土著通婚，鼓励华人改用印尼姓名，鼓励华人学习印尼语。
当时的华人普遍拥有双重国籍。
按照清朝1909年颁布的《国籍条例》，采用血统主义原则，父为中国人即属中国国籍。
而印尼则采用出生地主义，在印尼出生的人都是印尼公民。这就导致大量华人同时拥有两国国籍。
双重国籍问题引发了很多矛盾。
印尼担心这些华人成为中国的"第五纵队"，在关键时刻听命于中国。
中国则担心这些华人在海外受到歧视和迫害。
双重国籍还造成了法律上的混乱，华人犯法后，印尼和中国都可以主张管辖权，也都可以推卸责任。
1954年6月，周恩来在访问印度和缅甸期间，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这为解决华侨双重国籍问题奠定了基础。
1955年4月，在万隆会议期间，周恩来与印尼外长苏纳约进行了多次会谈，就双重国籍问题达成共识。
1955年4月22日，两国正式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
条约规定，拥有双重国籍的华人必须在中国国籍和印尼国籍之间做出选择。
条约对选择国籍人的年龄和未取得国籍的未成年人取得国籍的条件，都作了具体规定。
1960年1月20日，中印尼两国在北京互换批准书，条约正式生效。
外长陈毅和印尼驻华大使苏加佐在互换批准书的证书上签字。
周恩来参加了互换批准书签字的仪式。根据条约的规定，华人有两年时间选择国籍。
当时，中国采取了"三好"政策：自愿加入印尼国籍的，很好；自愿保留中国国籍的，同样好；愿意回到中国的，也好。
中国驻印尼使领馆在华侨中深入宣传这一政策，尊重华侨的自愿选择。
绝大多数华人选择了印尼国籍。
原因很实际——他们的生意在印尼，家人在印尼，根已经扎在这片土地上了。
回到一个贫穷落后、正在搞特殊时期的中国，对他们来说毫无吸引力。
选择保留中国国籍，意味着可能失去在印尼的居留权和经济权利，生意可能做不下去，子女可能无法上学。
据统计，1965年九三零事件前，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华侨有1134420人，选择印尼国籍的华人数量远超这个数字。
这个在当时看来合理的选择，在38年后成为了一道无法逾越的法律障碍。
【二】苏哈托时代的暗流
1965年9月30日，印尼发生了震惊世界的"九三零事件"。
时任总统苏加诺的亲信、总统卫队营长翁东发动"政变"，绑架并杀害了6名右翼军方将领。
随后少将苏哈托发动反共清洗行动，从1965年10月开始在印尼全国清扫、镇压共产党分子。
印尼共产党中华人居多，许多不是共产党员的华人也受牵连，成为镇压对象。
这场被称为"反共大屠杀"的清洗运动，遇难人数在10万至30万人之间，学界统计死亡人数为50万左右。
共产党在该事件后，被列为非法组织。
苏哈托趁乱夺取了政权，1967年正式出任总统，开启了长达32年的"新秩序"统治。
苏哈托上任后，不仅坚决反共防共，还下令以""一词来取代"中华"。他统治印尼的30多年来，对华人实施了严厉的限制政策。
支那
苏哈托对华人的态度充满矛盾。
一方面，他需要华人的经济能力来发展印尼经济。
印尼独立后，经济基础薄弱，需要有经商经验的华人来发展经济。
华人掌握着商业网络，有资金，有技术，有海外关系，这些都是印尼经济发展所需要的。
苏哈托的几个子女和亲信都与华人商界有密切的利益关系。
他们通过与华人商人合作，获取巨额利益。
华人商人通过与权贵结盟，获得垄断经营权，赚取高额利润。这种权贵资本主义的模式，造就了一批华人巨富。
林绍良就是其中的代表。
他与苏哈托家族关系密切，获得了印尼丁香烟的垄断经营权，还涉足银行、房地产、面粉等多个领域，成为印尼首富，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华人之一。
黄奕聪控制着印尼的水泥和面粉行业，同样与苏哈托家族关系密切。
另一方面，苏哈托又害怕华人的经济势力威胁到土著的利益，更担心华人成为"第五纵队"，与中国大陆遥相呼应。
他采取了一套"胡萝卜加大棒"的策略。
胡萝卜是给少数有钱有势的华人商人，让他们通过与权贵结盟，继续发展生意。
大棒则是针对普通华人的各种歧视性政策。
华文学校被关闭，中文报纸被禁止，连春节都不准公开庆祝。华人不能参军，不能进入部门工作，不能在乡村从事零售业。
1967年开始，印尼强制华人放弃语言、文化、宗教信仰和生活习俗。
华人的中文名字必须改成印尼式名字，华人学校全部关闭，华文报纸被禁止出版，华人不能公开使用中文。
春节、清明、中秋等传统节日不能公开庆祝，只能在家里偷偷过。
舞狮、舞龙等传统表演被禁止。中药店不能挂中文招牌，寺庙不能有中文对联。
这种政策的目的，是要让华人彻底"印尼化"，放弃华人身份，融入印尼社会。
这种强制同化政策，造成了华人文化的断层。
很多华人年轻人不会说中文，不了解中国文化，对中国的认同越来越淡。
这种政策的结果，就是印尼社会形成了一种奇怪的分裂。
少数华人巨富掌控着巨额财富，与权贵勾结，过着奢侈的生活。
底层华人则生活艰难，面对各种歧视和限制。
土著民众看到华人巨富的奢侈生活，再看看自己的贫困，把对贫富差距的愤怒，全部发泄到所有华人身上。
到了1990年代，苏哈托的统治出现了危机。
经济增长开始放缓，腐败问题愈演愈烈，苏哈托家族及其亲信的贪腐行为引起民众不满。社会矛盾日益尖锐，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1997年7月，亚洲金融危机从泰国开始爆发，迅速蔓延到整个东南亚。
印尼作为亚洲四小虎之一，经济遭受重创。
印尼盾大幅贬值，从1997年7月的1美元兑2500印尼盾，贬值到1998年1月的1美元兑17000印尼盾，贬值幅度高达85%。
物价飞涨，食品价格翻了几番。
大米、食用油等基本生活用品出现短缺。
失业率猛增，大批工厂倒闭，工人失业。银行倒闭，储户的存款化为泡影。整个印尼陷入经济危机。
愤怒的民众需要一个发泄口，华人再次成为了最方便的替罪羊。
一些势力开始有意识地煽动反华情绪。
他们在媒体上大肆宣传，说华人囤积居奇、哄抬物价，说华人把钱转移到国外，导致印尼经济崩溃。说华人控制着印尼经济，剥削印尼人民。
这些指控大多毫无根据。
华人商人跟其他商人一样，也在金融危机中遭受损失。
很多华人企业倒闭，华人商人破产。在经济困难的背景下，饥饿的民众愿意相信任何能解释他们困境的说法。
进入1990年代后，排华事件呈现越演越烈之势。
据不完全统计，1994年有5起排华事件，1995年16起，1996年达到27起。
每一次排华事件，都有华人被杀害，华人商铺被抢劫焚毁，华人财产遭受损失。
1994年4月，棉兰的罢工潮引发排华暴乱，持续了10天之久。
工人罢工要求提高工资，军警镇压罢工，引发工人不满。
暴徒趁机攻击华人商铺和住宅，4名华商被杀害，数十名华人受伤，20多家华人工厂、店铺被抢被毁，52家工厂停业，财产损失高达16亿盾。
1996年，从西爪哇蔓延到中、东爪哇的排华骚乱，造成更大规模的华人财产损失。
每一次排华事件，军警都反应迟缓，甚至袖手旁观。事后的调查也不了了之，凶手逍遥法外。
火药桶终于在1998年5月被点燃。
【三】黑色五月的三天
1998年5月初，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印尼宣布提高电力、交通、燃油等能源价格。
这一政策引发社会普遍不满。
物价本来就在飞涨，生活已经非常困难，再提高能源价格，无疑是雪上加霜。
多地学生开始游行抗议，要求苏哈托下台、进行改革，要求反腐败，要求改善民生。学生们走上街头，举着标语，喊着口号，要求变革。
5月12日，约6000名学生和教职员在首都雅加达的特里萨克蒂大学举行静坐示威。
上午，学生们在校园内集会，下午准备游行到国会大厦。
防暴警察在校园周边设置障碍进行封锁，阻止学生离开校园。
下午，学生与防暴警察发生冲突。警察开枪，导致6名学生死亡，数十名学生受伤。
这6名学生分别是：埃尔·哈迪安托、哈费丁·罗扬、黑里·哈托诺、韦尼·罗塞利、因德拉·普特拉和埃迪·塞提亚万。
消息传开后，民众的愤怒情绪被彻底点燃。学生们的死亡，成为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5月13日上午11时30分，特里萨克蒂大学上千名学生为遇害同学举行哀悼仪式。
安全部队在校园周边设置障碍，气氛紧张。
中午时分，校园附近一辆垃圾车被点燃，围观民众开始向安全部队投掷石块、玻璃瓶，并破坏交通设施。
安全部队朝天鸣枪示警并发射催泪弹，引发大规模踩踏事件，骚乱就此爆发。
骚乱最初集中在特里萨克蒂大学周边的大安莫格特路、嘻亚塔巴路等地，随后迅速蔓延至板若根西里尔区、葛多亚、红溪乡等多个区域。
当天下午，阿特玛·雅亚天主教大学学生为遇害学生举行悼念活动，遭到安全部队驱逐，进一步激化了民众的反抗情绪。
大量建筑、车辆被焚毁破坏。玛芝普特大楼停车场、普查·苏亚·穆迪达纳公司停车场内多辆汽车被烧或砸毁。
大安·雅亚酒店被纵火，火势蔓延至周边楼房。
暴徒们砸烂商铺，抢劫货物，点燃建筑。
目标很明确——那些挂着中文招牌的店铺，那些说着华语的家庭。
安全部队与民众在芝普特拉商场前发生冲突，一辆无人驾驶卡车冲入人群造成2人死亡、9人受伤。有医生透露部分伤者为实弹所伤。
至深夜，骚乱扩散至北雅加达红溪附近，多家购物中心、殡仪馆被烧毁。
西雅加达瑟曼丹公园、空撒迷公园等地亦爆发骚乱。当地居民称西雅加达至少10人死亡，其中9人为华裔。
事后的调查显示，这场暴乱绝非偶然，有组织、有预谋的痕迹非常明显。
暴徒们拿着标注了华人商铺位置的地图，开着军用卡车，携带着专业的纵火工具。
他们行动迅速、目标明确，显然经过了精心策划。
据新闻报道指出，在雅加达刚刚发生暴动时，有数百名训练有素的男子乔装成学生、平民到市区各地的华人商店、住宅进行攻击，并且对当地的华人进行施暴。
这些人身材结实，蓄着平头，很多人有军人的特征。
更诡异的是，警察和军队在暴乱发生后的很长时间内都没有出现。
尽管骚乱越来越严重，在整个雅加达地区却见不到任何警察或军队。
即使出现了，也只是站在一旁观望，任由暴徒烧杀抢掠。
一些目击者甚至看到，有穿着便衣的军人混在暴徒中，指挥着群众的行动。
暴徒们在沿街墙上用油漆喷上反华标语："杀死中国人"、"中国猪"、"烧死中国人"。许多商店为了免遭灾祸，在门前都挂上大幅告示"Prihumi"(印尼本地人)。
华人社区陷入了地狱。
商铺被砸烂，货物被抢光，房屋被点燃。那些来不及逃跑的华人，被暴徒当街殴打，有的被活活打死，有的被扔进燃烧的建筑物中。
当暴徒们几乎扫荡了所有华人的中小商店以后，他们把攻击目标集中到一些大型商场和华人银行。
他们冲进大楼，逐层搜索、抢掠，只要发现妇女就施暴。
最惨无人道的是对华人妇女的侵害。
据雅加达人权与妇女研究组织经整理后的报告显示，五月发生的骚乱中，印尼各地总共发生5000多起暴徒强奸或轮奸华裔妇女的惨案，其中以雅加达每天发生的100多起最为严重。
雅加达《改革之声》报导，单在巨港，即发生224宗各种形式的性侵犯事件。
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印尼华人组织成员表示，暴徒在施暴前都给人注射兴奋剂，让他们得以"顺利执行"最野蛮最残暴的任务。
不少暴徒在事后感到体力严重衰退，到私人诊所求诊，事情就因此而传开来。
很多暴徒事前都曾在军方单位受过训，有些暴徒身材结实，蓄着与军人一样的平头发型。
目击者称很多暴徒就是军人。
就在印尼总统宣布将调查强奸事件的同时，74名涉嫌的陆军战略后备队士兵陆续从兵营里消失了。
据称，暴徒每强奸一名华人妇女，就能得到2万盾(约合2.5美元)作为报酬。暴徒公开提出的口号是："宁愿让印尼倒退20年，也要把华人赶走。"
到5月15日傍晚，暴乱已经进行了一个昼夜。
一处华人商店被点燃后，就像得到了统一指挥一样，在雅加达四面八方都冒出滚滚浓烟。
雅加达市区的5座购物中心和一些商店被暴徒纵火，尽管下了倾盆大雨，大火狂烧一天后才熄灭。
急救人员仅在检查雅加达西区斯利达购物中心一幢4层大厦时，就发现了118具烧焦的尸体。
整个雅加达市共找到500具烧得焦炭一般的尸体。很多人被烧死在购物中心里，他们躲进商场避难，暴徒却放火焚烧商场，把他们活活烧死。
除雅加达外，棉兰、巨港、楠榜、梭罗、泗水等城市也发生了类似暴乱。
整个印尼陷入混乱。
暴乱的模式几乎一样：攻击华人商铺，焚烧华人住宅，侵害华人妇女。这种高度一致的模式，进一步证明了暴乱是有组织、有预谋的。
5月15日，在国际社会的强大压力下，印尼才出动军队平息了骚乱。这个时候，雅加达的华人社区已经被彻底摧毁。
根据印尼全国人权委员会1998年6月4日发表的书面声明，暴乱造成1188人死亡，伤亡总数近万。
这项数字超过印尼官方所公布的一倍。
印尼官方调查机构"联合实情调查团"发布的《五月骚乱真相调查报告》显示，印尼华人共计1250人死亡，24人受伤，85名妇女遭到强奸、轮奸和性骚扰。
这一数字受到了广泛质疑。人权组织估计，遭到强奸的华裔妇女的数字应在千人以上。
根据印尼"被强暴妇女救助中心"、"妇女联系资讯中心"等团体的表示，由于推诿、犯罪团体恐吓以及受害者难以启齿等因素，被强暴的华人妇女的确切数字根本无法把握。
更有大量失踪人口从未被统计，还有很多人是在暴乱后因伤势或精神创伤而死亡的。
仅印尼首都雅加达，就有5000多家华人的工厂店铺、房屋住宅被烧毁。整个印尼的华人财产损失难以估量。
更多的华人选择了逃离。
在暴乱后的几个月里，超过10万华人离开了印尼，前往新加坡、澳大利亚、美国等地避难。
他们丢下了在印尼经营多年的生意、房产，带着家人和为数不多的财物，仓皇逃命。
当雅加达的火光冲天而起时，远在太平洋彼岸的中国，数以亿计的民众通过电视画面，目睹了这场人间惨剧。
电视屏幕上，浓烟滚滚的雅加达街头，被砸烂的华人商铺，被焚毁的建筑，还有那些惊恐万状的华人面孔。
新闻播音员用沉重的语气播报着一个又一个令人心碎的数字：死亡人数、失踪人数、被焚毁的商铺数量。
网络论坛上，帖子一条接一条地涌现。
"为何不出兵保护同胞"、"为何坐视不管"、"那些暴徒必须付出代价"，愤怒的情绪在中国迅速蔓延。
许多人自发组织起来，到印尼驻华使馆门前抗议。人们举着标语，喊着口号，要求印尼严惩凶手，保护华人安全。
有人提出要自费组建志愿队，前往印尼营救华人。
网上出现了募捐的倡议，有人愿意捐钱，有人愿意捐物资。
更有激进的声音，要求立即对印尼采取军事行动，派遣军舰前往雅加达，把华人接回来。
海外华人社区也沸腾了。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欧洲各国的华人华侨，纷纷组织起来，举行抗议活动。
1998年8月8日上午，在华盛顿的印度尼西亚驻美使馆门前，3000多名美国华人、华侨举行示威集会。
"立即停止排华暴行"、"严惩凶犯"、"我们要正义"的口号声此起彼伏，抗议印尼暴徒在骚乱中对华人犯下的滔天罪行。
10时30分，抗议活动的组织者之一、"声援印尼华人权"召集人王楚以沉痛的心情宣布，为印尼暴乱中的受害同胞默哀一分钟。
霎时，印尼使馆周围一片沉寂，只有凄凉而悲愤的小号声，像是为死难同胞送行的安魂曲，在空中回响。
中午12时，示威者的代表将一封由数百人签署的抗议信递交给印尼使馆的工作人员。
抗议信在列举了1998年5月印尼暴乱分子对华人施暴的大量事实后说，历史正在进入21世纪，印尼却发生了类似二次世界大战中大屠杀的残暴行为。
抗议信向印尼提出呼吁：严惩犯罪分子，彻底公正地调查所有犯罪活动，教育所有印尼人要与各个少数民族和谐平等相处。
38位联邦众议员联名致函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促使其向印尼施压，要印尼采取措施保护华人。
他们表示将在国会举行听证会，针对印尼排华的暴行进行听证，并将邀请印尼驻美国大使到会说明。
这些众议员并将要求印尼保证不再发生排华暴力事件，否则将中断对印尼的贷款。
加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范士丹女士更在1998年8月6日发表声明表示，她除了致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要求国务院向印尼施压尽快调查排华的暴行之外，在参议院9月初复会后，她将在"1999年的外援法案"中提出修正案，促使印尼不得不接受美国所提出的惩凶及防止今后再生排华暴行的要求。
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国的反应。
那个曾经强大、曾经让海外华人引以为傲的祖国，在此刻会做出怎样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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