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元年七月十四日，袁崇焕于平台觐见时豪言，“倘皇上假臣便宜，计五年而东夷可平、全辽可复”。年轻的皇帝不仅难掩喜色、尽付辽事，还当众承诺，功成之时“不吝封侯之赏”。
其实不光崇祯高兴，在场的四辅臣（李标、钱龙锡、周道登和刘鸿训）以及五军都督府、六部等大员也纷纷称赞，兴奋之余还呼袁崇焕为“奇男子”。那么这句“五年平辽”有啥魔力？
首先，皇帝和中枢的兴奋点不在五年之期，而是“平”和“复”。
自天启元年的辽沈溃败后，辽东就成了明廷上下公认的粪坑，辽事对于绝大部分官员来说也是死途。袁应泰之后的历任辽督除了孙承宗，都是被明廷强行委任，也都不约而同的选择“退守”。
注：天启六年明廷扩大了辽东经略的辖区和职权，并将其改称为“蓟辽督师”。主要是将关外（含山海关）、天津、登、莱等地抚署（巡抚、道臣等）划为督师的下级机构。
如熊廷弼不愿意出关并于西平堡大败后放弃关外，继任的王在晋坚决反对把防线推回宁远。孙承宗虽是自请督师，但他任事的三年里也是在构筑、整修关宁锦防线。如果不是来自朝堂的压力越来越大，八成不会让马世龙率军出击。
任期颇短的高第其实就干了一件事，放弃锦右并将驻军撤回山海关。首任蓟辽督师王之臣，也多次奏请朝廷放弃锦州向宁远收缩（明廷没同意，但王之臣也没向锦州投入什么资源） ……
撇开那么些不署理辽事只摇旗呐喊的官员，可以说明廷的精英骨干们，对于辽事整体呈保守甚至是放弃的态度。
鉴于明末的军事荒颓和财政窘迫，他们的选择都是可以理解甚至正确的。毕竟以明末的实际情况，强行搜刮天下也就勉强凑一支不堪战的军队。真派到关外，不是“白给”就是蹲在城池堡垒里空耗钱粮。
与其关外放血，还不如主动战略后撤，让已重症缠身的大明喘口气并慢慢积累军事资源等。待时机成熟后，再行东顾之事。道理是没错，但忽略了一个问题，明朝能缓过气并积累出资源么？
首先，汉、唐、两宋的历史证明，王朝后期的衰败是不可逆的。其次，从万历四十六年到崇祯登基，明廷历时十年并耗费大半国力，换来的是后金越来越势大。就算退守几年，是指望大明复兴、还是后金自溃？
我们能看出，明朝的皇帝和中枢大员们一样也能看出，他们只是不便明说罢了。但他们心里很清楚，对于此时的大明，剿灭后金的窗口期越来越短。
而积累钱粮一说，明廷的财税制度本身也不支持。
明朝为了加强皇权，在宋制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地拆解朝廷部司、军队的组织性。除了取消丞相、实封藩王、地方分权三司、大都督府一分为五、明军的卫所和军镇两级拆分等等之外。还有个被很多人忽略的操作，拆分朝廷的财税权。
明朝推行军卫屯田制，看似明廷少了养军的巨额开销，实际是“转移财税”，因为屯田收入本就可以是朝廷的税赋。军屯之外，户部也不能全拿。州县、宗藩、三司、工部、兵部、太仆寺、大理寺、太常寺等均有权征税分税。
注：明朝军卫屯田最盛时，屯田九十万顷，籽粒收入2345万石（同期户部粮税3100万石）。屯田籽粒最低降到100万石的规模，即便张居正改革后，也未再超过500万石。为养活九边明军，明廷不得不新开大额支出项“京运年例银”（万历朝达到300~400万两的规模），度支状况也愈发雪上加霜。
简单来说，皇帝既不想朝廷太有钱，也不想朝廷的钱都放在一个口袋里。所以明廷是真的穷，但穷的原因不是税低，也不是征不到税，而是无法有效集中资源。所以为应对辽事，明廷只得加派各种临时性的税目，比如“辽饷”。
辽饷税率很低，一亩地也就多收两斤米的样子。但问题在于，当时财税征收本已越过那条看不见“红线”。所以辽饷不仅难以征齐，而且辽事如果转守趋缓，府衙官绅们不论是从稳定还是自身利益考量，都会奏请减免乃至拖延辽饷。
比如天启初期，受辽沈、广宁溃败的刺激，皇帝允许户部至各地重新加征商榷税。之后随着关外压力大减（后金转向攻略蒙古）和党争，官员们又纷纷奏请皇帝减免各地商榷税直至全面复禁。
攒钱对于明廷来说，并不是件容易事。而没钱，收复辽东、剿灭女真都只能沦为空谈。所以“退守或主守”，对于大明还有另一种意思，即“默认放弃”。
比如明初的大宁卫、中期的关西七卫和河套等地。皇帝和朝廷并不是直接放弃，但都在守的过程中，受限于军事和经济支出，默认了其脱离掌控。对于崇祯来说，如果继续在辽东维持守势，这片国土就会在他的统御下逐步“事实分离”。
与其退守静候那个渺茫的机会，崇祯更愿意选择抓紧时间咬咬牙去拼一下，所以他听闻“平”和“复”时才会大喜过望。除了战略上切中崇祯的心思，袁崇焕对于一些细节的描述也颇让崇祯高兴。
（袁崇焕）查每岁新饷入数与出数，已缺一百二十万，臣能于臣督属中裁省六十万，部臣自措六十万，则不忧不足矣。但饷有旧当新者还臣，将新抵旧，令臣不充于用 ……
《颂天胪笔·召对三》
崇祯接手之初的大明，最大的问题不是“阉党”而是欠饷。
天启六年和七年，明廷欠九边十二镇（不含辽镇）军饷总计438万两。如果再加上前面几年没有结清的，总额达686万两（不含万历朝）。除此之外，辽饷也累计有328万两的欠账。
崇祯登基不久，蓟镇、山海关、宁远等地爆发大规模闹饷事件。虽然辽东巡抚毕自肃、顺天巡抚王应豸和蓟辽总督喻安性成了背锅侠（毕自肃自杀、王应豸和喻安性革职下狱），但不缓解粮饷问题，后面会闹得更凶。
所以袁崇焕主动说能降低辽饷开销，崇祯和中枢大员们怎么可能不高兴？而且袁崇焕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吹牛灌水，虽然相关文献上没有留下他在平台召对时的详细计划，但其后户部尚书毕自严旁证了他的说辞。
根据《覆钱饷院元年新饷完欠劝惩疏》里的记录，袁崇焕赴任后，向朝廷奏报接手的（崇祯元年）辽东用度总额为584万两。而崇祯二年决算总额为513万两。在此基础上，袁崇焕还提出次年将支出压缩到480万两（含东江）……
所以并不是崇祯年轻好忽悠，而是袁崇焕拿出的计划（或者说诱惑）让皇帝无法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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