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一对夫妻，生了11胎全是女儿，丈夫眼看妻子生不出儿子，无奈决定放弃，谁料，1996年妻子47岁时，竟然又怀上了第12胎，夫妻两人犹豫不决，到底是生还是不生呢？
故事还得从头说起，在八十年代头几年，打小活在桥上村，要说最大的愿望，十有八九离不开“家有男丁”。
高海贵家里虽说兄弟少，但几十年的传统一点不少：老辈人说，没儿子，家门不兴旺，儿子要顶门、养老、耕地，是“盼着不能断的血脉”。
高海贵二十二那年娶妻，很快就盼来第一个孩子，是女儿，夫妻俩都觉得没关系：“头胎女儿，福气大着哩！”
但年一年过去，二孩子、三孩子、四孩子……全是姑娘，满屋都是细声细气叫妈、爹的小身影。
这福气到了第七胎、第八胎，还没转成那种“阳刚”的喜气，反倒变成了不便言说的心事。
有人问过高海贵：“一连生了这么多，你怎么就没停过？”
他的回答其实简单，“我不能对不住我爹，不对不住先人。”
农村男劳力意义很重，九十年代，煤窑工地都招壮劳力，家里没有儿子，总觉得过不去心里那道坎。
经济上的压力是真实存在的，高海贵靠下煤窑、平日里还种着几亩薄田，家里最多的时候有十三口人，粮食不够分。
女儿们童年记忆最深的，是家里永远的碎布头，一件衣服姐姐穿了给妹妹接着穿。
每年秋收种地时，觉得连土都是苦的，小女儿高慧说过，自己五岁那年学会给玉米地捡虫，她记不清哪一任姐姐教会了她。
当时村里教育观念也有限，除了大女儿勉强学到初中，其他的，都很早辍学。
小女孩的责任，就是早早下地、看家、照顾更小的弟妹。
母亲怀孕的身影，是女儿们童年最熟悉的一幅画，她们谁也不会抱怨，但每个人都学会了“省”，家里没什么新东西，没什么糖果，只有从年头撑到年尾还未止歇的压力。
政策带来的麻烦，他们一样没少经历，那会儿计划生育管得松了不行，紧了挨罚钱。
不敢去医院生孩子，都是在家托乡村的老接生婆帮忙，村干部来了，就一家人分头藏，怕被抓去“计生学习班”，罚款家产都得搭进去。
有年秋天队里查得紧，妻子挺着大肚子在苞谷堆后面窝了半宿，为此，家里最值钱的三只羊也卖了，就为缴罚款救人。
最小的三个女儿，直到读小学了才补上户口，否则连名字都上不了纸。
外人只能看到一个生生不息“求子”的故事，很少有人问：这些女儿们，是不是也为这个家庭“求儿”之路承受了太重的代价？
到了第十一胎，妻子产后大出血，高海贵又吓又悔，自此心惊胆颤。
瞧着妻子越发消瘦、头发白得快，他有一天突然觉得自己是不是太狠了。
十一女儿满周岁那年，他跟妻子说：“算了，就这样吧，咱俩命里没有这福，别折腾自己了。”
其实他比谁都明白，这几年家里是靠大女儿出去打临工接济，早就不是“缺一个男孩”这么简单的事。
正当全家以为老天已经回答了他们的问题时，1996年春天，妻子突然闹起身体不适，以为年纪大了，月事自然停，只想着调养身子。
直到一个雨天，她昏倒在锅台边，还是邻居送去镇上的卫生院，这才发现竟是怀孕了。
高海贵“半天没能说话”，他慢慢的走回家，坐在院墙根抠泥土，那晚他愣了半宿，妻子则没敢睡着。
要孩子吗？能生得下来吗？要是还是女儿，拿什么供养？若是有什么不测，家里一下就天塌了。
47岁的女人，身体早就被十一胎消耗得七零八落，再来一胎无异于“走险棋”。
爱人半夜摸黑起身，总会听到厨房角落里谁叹息，两口子在屋檐下低声合计，高海贵犟了一辈子，现在却变得犹豫起来。
妻子说：“生吧，这已经是咱们的最后一次。”
1996年秋天，十二个孩子的母亲顺利把孩子生了下来，儿子——是个胖小子，全家哭了。
高海贵老泪纵横，埋头在被子里，妻子瘫软得说不出话，院子里很快挤满了来看新生儿的左邻右舍。
儿子取名“高浩珍”，珍，是珍惜，也是“珍宝”，这是家里唯一一个有新衣服的孩子，照片挂在墙上。
高浩珍自小被全家宠成宝，姐姐们互相商量，谁出去打工把钱带回来，先给弟弟买新鞋。
大女儿出嫁时，陪嫁少得可怜，却特意给弟弟留下一笔钱，后来，浩珍考大学没考上，姐妹们凑钱给他买房、操办婚礼。
这个家庭所有的资源都向他倾斜，哪怕是些不易察觉的小事，比如分红、吃饭的菜，大家都默认 “给弟弟最好的”。
高家的贫困并未被儿子的诞生自动化解，反倒让不少人看见“重男轻女”的痕迹如何深深撕开了一个家庭的裂缝。
但如果将高家夫妇的选择单纯归结为愚昧、落后，并不公允，那是特定的历史：九十年代的农村，劳动力、宗族网络、养老现实全部寄托在“儿子”身上。
高海贵和妻子，也不是简单的偏执于儿子不惜一切，他们在村庄体制、家族传承、经济压力构成的多重困境中不得不低头。
小家庭经不起巨浪，大时代里他们只能拼一切去博一个“体面”——能被村里人说一句“你家香火不断”。
理解这些普普通通人的坚强和盼望，也许就是对过去最温柔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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