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九年，我二十二岁，在镇上的供销社当售货员。

那年春天，我被退亲了。

女方叫刘桂兰，邻村的，长得白白净净，说话细声细气。相亲的时候我看上了，她也看上了我，两家吃了定亲饭，换了庚帖，就等着年底办事。

可到了三月里，她爹托人带话过来：亲事不成了。

为啥？

嫌我家穷。

我爹死得早，娘拉扯我们兄妹三个，家里就三间土坯房，一亩三分地。我在供销社上班，一个月挣四十八块钱，交家里三十，剩十八块零花。这点钱，够干啥？

刘桂兰她爹在县城上班，眼高于顶，早就看不上我。这回听说县城有个工人托人提亲，人家一个月挣八十多，还有单位分房。他一合计，就把我这边退了。

刘桂兰自己啥态度，我不知道。她托人带出来一句话：对不住了。

就这仨字。

我拿着那张纸条，看了半天，撕了。

我娘气得直哭，说刘家不是东西，说好的亲事说退就退，往后我儿子咋办？

我说：“娘，算了。人家看不上咱，咱也不能硬贴。”

我娘抹着泪说：“你二十二了，再找不好找了。”

我没吭声。

过了几天，二姨来了。

二姨是我娘的亲妹妹，嫁在隔壁镇上，男人是杀猪的，家里日子过得殷实。她进门就说：“姐，我给建国外甥寻了个姑娘。”

我娘眼睛一亮：“哪的？”

二姨说：“我们镇上的，姓孙，叫孙小燕，十九岁。长得周正，能干活，就是……”

她顿了顿，压低声音说：“就是腿有点毛病，小时候得过小儿麻痹，走路稍微有点跛。不厉害，不仔细看看不出来。”

我娘脸上的光暗了暗。

二姨赶紧说：“人家姑娘可好了，在家做饭洗衣裳，下地干活，啥都能干。就是腿那点事，要不也轮不到咱……”

我娘看看我，没说话。

我说：“二姨，我见见吧。”

二姨笑了：“这就对了，见见又不吃亏。”

第二天，二姨带我去相亲。

她骑着那辆二八大杠，我骑着我那辆破车，一前一后往她们镇上去。

走到半路，二姨回过头跟我说：“建国，待会儿见了人家姑娘，嘴甜一点，别跟个闷葫芦似的。”

我说知道了。

到了镇上，二姨把车停在一户人家门口。

那院子不大，三间瓦房，墙刷得白白的，院子里种着一棵石榴树，红花开得正艳。

二姨喊了一声：“小燕她妈，来客了。”

一个胖胖的婶子从屋里出来，满脸堆笑：“哎呀，来了来了，快进屋坐。”

我跟二姨进了屋。

屋里收拾得干干净净，方桌上摆着瓜子花生糖块，还有一壶茶。

我们坐下说了几句话，胖婶子冲里屋喊：“小燕，出来见见客人。”

里屋的门帘一挑，出来一个姑娘。

我抬头一看，愣住了。

姑娘长得好看。

是真的好看。

鹅蛋脸，大眼睛，皮肤白净，两条辫子垂在胸前。穿着一件碎花的确良褂子，干干净净的。

她走路的时候，确实有点跛，左脚落地的时候稍微顿一下，不仔细看看不出来。

她走到我跟前，看了我一眼，低下头，脸红了。

那一眼，我心里头动了一下。

不是因为她好看，是那眼神。

干净，亮，像山里的泉水。

胖婶子说：“这是小燕，我闺女。这是建国，你二姨的外甥。”

小燕点点头，小声说：“你好。”

我说：“你好。”

然后就没话了。

二姨在旁边急得直拿眼睛剜我。

胖婶子笑着打圆场：“年轻人面皮薄，慢慢就好了。”

坐了一会儿，二姨说：“让小燕带建国出去走走，认识认识我们镇。”

胖婶子说好，小燕点点头，站起来。

我跟她出了门。

两个人沿着镇上的土路慢慢走，谁也不说话。

走了一会儿，我憋出一句：“你们镇挺大的。”

她说：“嗯。”

又走了一会儿，她说：“供销社忙不忙？”

我说：“还行，就是卖卖东西，不算累。”

她说：“那挺好。”

然后又不说话了。

走着走着，走到一座桥跟前。桥下是一条小河，水清清的，有小孩在河里摸鱼。

她站在桥上，看着那些孩子，忽然笑了。

“我小时候也爱摸鱼，”她说，“腿没坏的时候，比他们还野。”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她转过头看着我，说：“你嫌不嫌我？”

我愣了一下。

她说：“我腿这样，你要是嫌，就直说，别不好意思。”

我看着她的眼睛，那眼睛还是亮亮的，可里头有点东西，像是怕，又像是在等。

我说：“不嫌。”

她看着我，过了一会儿，笑了。

那笑跟刚才不一样，是真的笑，笑得眼睛弯弯的。

“那你还相不？”

我张了张嘴，没说出话。

她等着我，眼里的光亮得晃眼。

我脑子里乱糟糟的，想起刘桂兰，想起我娘，想起二姨说的话，想起自己那三间土坯房，想起一个月挣的四十八块钱。

我低下头，说：“我再想想。”

她没说话。

我又说：“我得回去跟我娘商量商量。”

她还是没说话。

我抬起头，看见她脸上的笑没了。

她点点头，说：“行，你回去商量吧。”

然后她转身往回走。

我跟在后头，看着她走路的背影，左脚落地的时候顿一下，左脚落地的时候顿一下。

我心里头，忽然有点疼。

回到她家门口，二姨和胖婶子正坐着说话，看见我们回来，都站起来。

二姨问：“咋样？”

我不知道该说啥。

小燕没说话，径直进了屋。

胖婶子看看她闺女，又看看我，脸上有点挂不住。

二姨打圆场：“没事没事，年轻人慢慢处，一回生两回熟……”

我站在那儿，不知道该走还是该留。

就在这时，里屋的门帘一挑，小燕又出来了。

她走到我跟前，看着我。

“陈建国，”她说，“我就问你一句话。”

我看着她。

她说：“你愿不愿意娶我？”

我愣住了。

二姨愣住了。

胖婶子也愣住了。

院子里一下子安静了，能听见风吹石榴树叶子的声音。

我张了张嘴，说不出话。

她又说：“你要是愿意，咱俩就定下来。你要是不愿意，现在就走，我不拦你。”

她看着我，眼睛亮亮的，亮得烫人。

我说：“我……”

她等在那儿。

我脑子跟浆糊一样，什么都想不明白，就想起来她站在桥上说的那句话：“我腿没坏的时候，比他们还野。”

我想起来她笑起来的样子，眼睛弯弯的。

我想起来她走路的时候，左脚落地顿一下。

我张了张嘴，刚要说话——

她忽然笑了。

那笑容跟刚才不一样，有点苦，有点酸。

“算了，”她说，“不为难你了。你走吧。”

她转身进了屋。

门帘落下来，晃晃悠悠的。

二姨叹了口气，拉了拉我的袖子：“走吧。”

我跟着二姨往外走。

走到门口，刚要跨出门槛，身后传来一个声音。

“陈建国！”

我回过头。

小燕站在屋门口，手扶着门框，看着我。

“你不娶我，”她说，“你会后悔。”

她的声音不大，可每个字都清清楚楚的，像钉子钉在那儿。

我站在门口，看着她。

风吹过来，石榴树的叶子沙沙响。

二姨在旁边拉我，我没动。

我看着她，看着她的眼睛。

那眼睛亮亮的，里头有火。

我忽然想起我妈说的话：“你二十二了，再找不好找了。”

我忽然想起刘桂兰托人带的那句话：“对不住了。”

我忽然想起自己一个人骑着车，在那条土路上来回走，从供销社到家，从家到供销社，一天一天，一年一年。

我忽然想起这个姑娘，她站在桥上，问我嫌不嫌她。

我说不嫌。

她笑了。

那个笑，我想留着。

我转过身，走回去。

走到她跟前。

“孙小燕，”我说，“我娶。”

她看着我，眼泪刷地下来了。

后来呢？

后来我们成了家。

一九八九年年底结的婚，没有彩礼，没有嫁妆，就两家人坐在一起吃了顿饭。我娘把攒了好几年的布票拿出来，给她做了一身红衣裳。她穿着那身红衣裳，笑得眼睛弯弯的。

婚后我们住在供销社分的那间小房子里，十来平米，放一张床，一个柜子，就转不开身了。可她不嫌，把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窗台上还养了一盆花。

她在镇上找了份活，在服装厂踩缝纫机。腿不好，坐着干活正合适。一个月挣五十多，比我还多几块。

我们攒了三年钱，盖了自己的房子。

又过了两年，生了儿子。

日子就这么过下来了，平平淡淡的，可踏实。

刘桂兰后来嫁了那个工人，过了几年，听说那工人下岗了，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再后来她男人喝酒喝坏了身子，瘫在床上，她伺候了好几年，人瘦得脱了形。

有一回我在镇上碰见她，差点没认出来。

她看见我，愣了一下，低下头，匆匆走了。

我没跟她说话。

回去跟小燕说起这事，小燕说：“你心疼了？”

我说：“心疼啥？我跟她早没关系了。”

小燕撇撇嘴：“谁信。”

我看着她，说：“孙小燕，你当年那句话，说得对。”

她问：“哪句？”

我说：“不娶你，我会后悔。”

她愣了一下，然后笑了。

笑得眼睛弯弯的，跟那年站在桥上一样。

她伸出手，在我胳膊上拧了一把。

“知道就好。”

今年是我们结婚三十七年。

儿子在省城安了家，接我们去住过几回，住不惯，又回来了。

小燕的腿这些年更跛了，走路得拄着拐杖。可她还是闲不住，种花，做饭，收拾屋子，一天到晚忙忙叨叨的。

我退休了，没啥事，就陪着她。她去菜园，我给她拎篮子。她做饭，我给她打下手。她看电视，我给她削苹果。

有时候儿子打电话回来，问她身体咋样，她说好着呢，能吃能睡。挂了电话，她跟我说：“咱俩得好好活着，多活几年，看看孙子娶媳妇。”

我说好。

她就笑。

那笑容，跟三十六年前一样。

眼睛弯弯的，亮亮的。

我看着她，忽然想起那年站在她家门口，她追出来说的那句话。

“你不娶我，你会后悔。”

我当时不知道，那句话，我记了一辈子。

后来才知道，那句话，是我这辈子听过最对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