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2月26日，“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新中国刑法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院名誉院长高铭暄，与世长辞，享年98岁。新中国刑法学的精神丰碑轰然倒塌，闻之深感不舍，万分悲痛！
高先生一生躬耕杏坛，“老中青”三代嫡传弟子众多。我不是先生直接指导的博士，按学界辈分算，应属于“徒孙”辈。所以，与先生的直接交往多零零散散分散在以往工作层面。时至今日，回想先生在立法、司法、学术研究和生活中的几件小事，仍为他的大家风范深深折服。
第一件事，积极推动和参与立法。
征求学界意见，是立法工作的必经程序和规定动作。法律草案的酝酿，要征求；对法律未来的修改完善方向，要征求；主要法律制度的变动，如死刑存废、认罪认罚从宽建立等，更要征求。
先生积极推动和参与立法，只要在北京，受到邀请，基本都会亲自到会并提出务实意见。
记得2015年底，立法机关邀请在京知名刑法学和刑事诉讼法学学者，在西黄城根北街的全国人大会议中心开会，请他们共同对未来刑法、刑诉法的修改完善提出意见。到会学者共有近二十位，先生也是其中之一。
会议现场，先生打开公文包，里面挂满各种颜色的笔。“有些重点是需要用红色标注的，有些疑问是需要用绿色划出来的，有些是用其他颜色的。”当时，先生已经近九十高龄，仍能如此严谨、认真和细致。这种精神就值得后学不断学习。
会议结束后，中午自助餐是我陪先生一起吃的。他拿着大盘子，取了满满的一整盘。我吃的比较快，他对我说：“你吃完先走吧，我把我取的吃光。”我对他说：“没事，我等着您。一会儿帮您叫个车，把您送回去。”他把整盘饭菜，包括青红辣椒这些配菜都吃的干干净净。等他吃完时，盘子里只剩下几粒花椒。我看后，不禁钦佩先生的“勤俭节约不浪费”。这不仅是他常说的，更是他毕生践行的。
第二件事，积极参与司法解释的论证。
2012年左右，时任最高法院研究室主任的胡云腾教授，和我一同去天津蓟县爬山。当时，人民大学另一位法学泰斗王作富先生，也仍健在。只是身体略微差些，患了老年痴呆症。
胡云腾对我说：“人就得动啊。动起来，身体就不犯毛病。你看高老师那么大年纪了，还都是自己拎包。别人要帮他拎，他还不让！”
我说：“是啊。王老师也这样。老一辈身体力行的执着劲头，是要认真学习。”
后来胡云腾又补充说：“现在王老师身体不如从前了，出来的少了。现在有司法解释要征求意见，我都要求他们，二老和三青不能少。”
他又追问我：“知道二老和三青是谁吗？”
“那还不好说，二老是高铭暄、王作富，三青是赵秉志、张明楷和陈兴良。”
高先生一直关心司法改革和司法实践，凡是有司法解释需要提出修改完善意见的，他也都是逐条认真研究，详细提出观点。
第三件事，踏实践行中国自主法学话语体系。
先生在学术研究上所作的重大贡献，是无需多言的。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刑法学人，都是读着先生的书，认识刑法、热爱刑法和从事刑事法治工作的。
但先生的文字，有一个最显著和最鲜明的特征：没有花里胡哨的名词，也不讲抽象空洞的理论；而是用朴实无华的语言，层次递进、逻辑严密的勾勒出最深刻的学理。
先生一直推动在立法上减少死刑，在司法上“慎用少用死刑”，特别是对经济犯罪。
记得在有次立法座谈会上，先生提出：“有些犯罪，多少年都没有发生过，今后也很难发生。立法上仍保留对它们的死刑，不仅用不上，还让人感觉我们的死刑很多，刑法很严厉。不如废除。”
讲到这里，先生可能感觉力道还不够，又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举例道：“要说社会危害大小，危害最大的是“毁灭地球罪”。但他不可能发生啊。”
在先生和学界众多同仁的不断推动和呼吁下，刑法的死刑配置越来越合理，“严而不厉”的刑法框架得以健全。
高铭暄教授的仙逝，是我国刑法学研究的重大损失，也是我国刑事法治建设的重大损失。我不是先生直接指导的博士，仅回忆了在工作接触中的几件小事。
虽是小事，但能映照先生严于律己的人生信条和“以教育为事业，以科学为生命”的家国情怀！
高铭暄教授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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