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6年1月8日晚，由林立强老师（福建师范大学）与赵晋老师（华东师范大学）主持的“新中国企业史研究”恳谈会暨第55期企业史读书会圆满结束。会议邀请了八位青年学者（上海区域高校任职或是从上海区域高校毕业的青年教师）对新中国企业史研究的若干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历时近四个小时。为让更多人士了解此次会议的状况，“企业史研究”微信公众号将陆续刊发几位青年学者在会上的发言内容。本期刊发的是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赵晋老师在恳谈会上的发言（内容已经本人审阅及整理）。由于本文系根据现场发言录音修订而成，故保留了部分口语化表达的内容，特此说明。
很高兴有机会在此分享我自读博以来持续耕耘的一项核心议题：新中国初期私营企业改造问题。尽管近年来我的研究兴趣逐渐延展至改革开放时代——涉及上海宝钢建设、港台资本对内地投资设厂、轻工业市场化转型等议题，关注对象亦扩展至国营工厂、劳工阶层、技术转移与产业政策，但1950年代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始终是我理解当代中国企业史的逻辑起点与学术根基。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当代企业史研究的原点，正是从“改造私营企业”开始的。
“公私合营”的核心意涵与学术价值
对私营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根本性的举措，是“公私合营”。依照中国共产党人的定义，“公私合营”并非字面意义的“公”（政府）与“私”（企业家或资本家）的联合经营，而是一个具有鲜明意识形态指向的制度范畴。1954年1月，《中财委（资）关于有步骤地将十人以上的资本主义工业基本上改造为公私合营企业的意见》中明确指出：
“国家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公私合营，是社会主义成分在企业内部同资本主义成分合作，并居于领导地位，因此它使生产关系发生重要的变化：企业由私有变为公私共有，资本主义所有制丧失其对企业的原有支配地位；工人的地位改变了，公方和工人群众结合一起掌握企业的领导，资产阶级（资本家及其代理人）则处在被领导的地位，并受到经常直接的教育和改造；产品分配除较小部分利润外，脱离了资本家的掌握。”
毛泽东对此表述更明确，称全行业公私合营是“使之变为社会主义企业的那种最后的改造步骤。”（《对全总关于加强资本主义工业企业中工会工作的指示和中央批语稿的修改》，载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
正如张忠民教授所言，1950年代的私营企业公私合营：“不仅是以私有产权为基础、延绵百年的中国近现代企业制度的最后终结，同时更是计划经济下以公有产权为基础的公有企业制度全面确立的开始。”他将这场变革定位为“现当代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变迁和中国企业制度变革中的划时代事件。”（张忠民：《“公私合营”研究（1949—1956）：以上海工业企业为中心的分析》，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6年）。
私营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远非企业制度层面的单一转型。它既是计划经济体制奠定的制度前提，也是中国社会形态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关键枢纽。正因其牵涉之广、影响之深，公私合营问题始终是当代史、经济史与企业史研究交汇处的焦点议题。
研究脉络梳理与学术空间拓展
早在1950年代中期，伴随公私合营实践的推进，相关论述即已涌现。然而，不论在大陆还是港台，真正建立在系统史料基础上的学术研究，尚付阙如。
改革开放后，特别是1990年代以来，随着国家改造政策文件汇编的陆续出版，以及地方档案馆所藏企业档案的大规模开放，兼之学界对新民主主义问题的高度关注，公私合营研究迅速升温，成为中国经济史领域的学术热点。
总体来看，既有研究可大致归纳为三条路径：
1.政策视角：党资关系的演变与互动
聚焦中国共产党与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考察政府对资改造政策的制订逻辑、演变轨迹及其在企业实践中的双向调适。代表性成果包括庞松、杨奎松、李福钟等人的研究。
2.归因视角：公私合营何以实现
杨奎松强调政治运动，特别是“三反”“五反”运动对私营企业的制度挤压；桂勇则在政治运动因素外，补充了加工订货对市场结构的重塑、劳资关系对企业控制权的转移、社会心理对资方人员的压力等多重维度；冯筱才强调，政府针对不同类型企业采取差异化策略，企业家在“经济生存”与“政治生存”的双重考量下，最终走向合营；武力则认为，私营企业的生产经营方式与过渡时期总路线所设定的国家发展战略之间存在着结构性矛盾，这是合营发生的深层动因。
3.制度视角：企业形态的全面重塑。
张忠民、刘岸冰等学者从产权制度、治理结构、经营管理和分配制度四个维度，系统考察了公私合营对企业制度的根本性改造，揭示其如何完成了中国企业史上“划时代的制度转折”。
然而，从私营企业与企业家自身出发的历史叙事，仍存在较大的拓展空间。我们可以提出如下一系列尚待深入的问题：
1.1949年前后，私营工商业的实际处境如何？企业家对未来有何预期，对新政权寄予何种希望？
2.新中国初期私营工商业的困境是如何形成的？新政权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成效如何，又衍生出哪些后果？
3.企业家如何感知并回应新环境下出现的问题与困难？他们在哪些层面尝试调适企业以适应新政权？这些努力的边界在哪里，最终结果如何？
4.1949年后的最初几年，私营企业自身究竟发生了何种质变？这种质变与企业家最终“敲锣打鼓”交出企业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必然关联？
唯有厘清1949年后私营企业生存环境的结构性变迁，才能真正理解资本家行为选择的内在逻辑，也才有可能客观评估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为特征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在实践层面的作用成效。
个案研究的路径与展开：刘鸿生与章华毛纺公司
为回应上述问题，我选择以个案研究为基本方法。个案研究并非孤立的微观叙事，而是通过“解剖麻雀”的方式，呈现整体性制度转型中企业与个体的复杂处境。
（一）研究对象的选定：刘鸿生与章华毛纺公司
刘鸿生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著名企业家。他是“宁波帮”的代表人物之一，买办出身且因之致富。国民政府前十年，刘氏创办的产业遍及多个领域，使其斩获“火柴大王”、“毛纺织业大王”、“水泥大王”、“企业大王”等桂冠。自上海圣约翰教会大学肄业后，他借助宋子文、宋子良兄弟，“打开通往蒋介石的道路。”1932—1934年，刘鸿生在宋子文的邀请下，担任国营轮船招商局总经理。抗战爆发后，他坚决追随国民政府到大后方，创办实业以支持抗战。刘氏笃信“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筐”的人生信条，创办实业如此，教育子女亦如是。他一生共育有十子三女，分别送往英美德日等国家学习各类专业，以延续其“托拉斯”企业帝国的梦想。1949—1952年，刘鸿生从上海到香港观望，并最终选择返回内地与新生的人民政权合作。
章华毛纺织公司是刘鸿生倾注心力最多的核心企业。他个人出资比例高达90%，这在刘氏企业集团中极为罕见。从规模与产值来看，章华仅次于天津东亚毛纺公司，居上海第一、全国第二，是近代中国毛纺织业的旗帜企业，亦是国货品牌的重要象征。新中国成立后，毛纺织业成为变动最为剧烈的行业之一，而章华的制度转型，堪称这一历史进程的典型缩影。
（二）刘鸿生响应新生政权号召进行改革
在人民政府看来，私营企业在新政权初期面临的困境，根源于企业自身的历史痼疾。具体可以归纳为两点：
其一，“在旧中国，私营工商业是在持续通货膨胀的环境里求生存的，表现出严重的投机性、对外国资本主义经济的依附性和对达官贵人的依赖。”
其二，“旧资本主义企业制度的不合理，它使得私营大厂大多机构臃肿，经营管理腐败，开支浩大，一遇困难就摇摇欲坠。”
针对上述症结，政府开出的药方亦有两条：经营方针的转向——从服务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转向面向农村、面向人民大众；经营方法的改造——推行“国营企业领导下的联合经营”，辅之以精简机构、压缩成本。
刘鸿生的改革正是在这一政策导向下展开的。其主要举措包括：
1.原料来源本土化：组织“国毛考察团”，在西北设立羊毛联购处与羊毛整理厂，将原料供应从长期依赖的澳大利亚进口，转向宁夏、甘肃、内蒙古等国内产地；
2.产品结构粗纺化：由以澳洲毛条为原料的精纺呢绒，转向以国产粗毛为原料的粗纺呢绒与地毯；
3.生产组织集约化：将章华二厂、三厂并入一厂，实现三厂合并，以降低管理成本；
4.业务拓展多元化：新设麻纺织部，既缓解原料供应压力，也为并厂后的工人提供出路，章华毛绒纺织厂遂因之更名章华毛麻纺织厂。
上述改革赢得了政府轻工业部门的肯定，被认为使毛纺织业成为名副其实的“民族工业”。章华不仅度过了1950年上半年的极端困难期，还通过麻纺业务获得了稳定的利润来源。
（三）困局浮现：毛纺织业的黄昏
然而，在刘鸿生及业内人士看来，章华的“黄金时代”已然落幕。危机的核心在于产品销路的系统性萎缩。
经过上述改革，章华呢绒已既不“物美”，亦不“价廉”。一方面，国产羊毛质地粗糙，制成的呢绒难以满足消费者对品质与美感的追求；另一方面，产品成本居高不下。从西北牧区收购羊毛开始，历经打包、清洗、除杂、梳理、运输等十余道环节，每一环节都伴随着持续攀升的资金投入：
国毛联购处深入西北腹地收购羊毛→ 以皮筏、驴车等原始工具运至兰州、西宁集散中心 → 西北整理厂进行初步筛选、清洗、打包 → 经铁路运至天津，再转运上海 → 章华厂以机梳设备进行二次梳理与淘选，方可获得可用的纺织原料。
同样严峻的是，设备基础的动摇。1930年代从比利时、法国引进的精纺机器，此时已大量转用于生产粗纺呢绒、军毯乃至麻袋。毛纺织业赖以生存的技术根基，正在悄然变化。
至“五反”运动前夕，章华已深度嵌入“国家市场”体系，无法摆脱政府订单与统购统收的渠道依赖。私营企业走向公私合营的命运，事实上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正式提出之前，便已尘埃落定。
公私合营原因与新民主主义政策的讨论
刘鸿生的实业理想与新政权的建设目标之间，有同也有异。繁荣社会经济，建设一个强大的新国家，这是双方的共同诉求，也是新民主主义政策得到包括刘鸿生在内的中国企业家阶层衷心拥护的原因。不过，企业家的愿景，是寄希望于政府协助渡过暂时的经济困难，并在此后给予企业自主选择原料、自由设厂、自主决定产品方向的空间。然而，在政府的战略蓝图中，产业布局、产销调控、外贸统制、重工业优先发展等一系列计划性制度安排，已然构成不可动摇的前提。正是这一结构性矛盾，注定了彼时刘鸿生和众多私营企业家的结局。
值得注意的是，早在1953年底中共中央正式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确立公有制经济目标之前，新政权实际上已在以“新民主主义政策”乃至“新民主主义名义”，系统推进国有化导向的制度调整。刘鸿生与章华的个案表明：至迟在1952年“五反”运动前夕，私营企业的原料结构、生产结构、销售结构乃至内部组织形态，均已发生不可逆的根本性转变。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私营企业的方向，在这一刻已然明朗。
由此引发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新民主主义政策，究竟是延缓了社会主义改造，还是促成了社会主义改造？
“公私兼顾”的本质，是在确保国营经济领导地位与公有利益优先的前提下，谋求市场与计划之间有限的调适与两利。章华的案例显示，统制经济体制及其对消费市场的深度影响，使这种“兼顾”与“两利”变得不易。新民主主义理想在现实经济层面的落地面临考验。
余论：中国当代企业史研究的可能进路
基于前述，作为中国当代企业史研究起点的改造问题，尚有很大研究余地和阐释空间，更遑论公私合营后数十年的企业历史。因此，我认为中国当代企业史研究仍是一片亟待开拓的学术沃土。从现有资料积累与研究基础出发，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向进一步拓展：
1.行业史视野的深化。以行业为单位，系统考察新中国工商业的建设历程与转型逻辑。目前，绝大多数行业的制度变迁史仍付阙如，深度个案研究与比较研究均大有可为。
2.企业制度与组织形态的长时段变迁。聚焦产权结构、治理机制、内部协调与控制模式等议题，考察企业制度从公私合营、国营化、公司化到混合所有制的演进路径。
3.改革开放时期的企业史。这既包括老牌国营企业的转型与新建企业的崛起，也应涵盖乡镇企业、私营企业以及外资企业的历史实践。
4.关联性议题的交叉拓展。包括但不限于：企业家、工人、技术员等群体史；企业内部贸易与外贸体制的关系史；企业与财政、金融系统的互动史；技术、设备、产品等物质史视角的引入。
当代企业史，不仅是理解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锁钥，更是年轻学人施展学术抱负、构建原创性知识体系的广阔试验场。但是，同样也给研究者提出更高的要求：这需要我们拓宽研究视野，在全球化的视域下审视当代中国企业历史，也需要我们具有良好的政治史和党史研究基础，对当年的历史环境有精准的把握，拒绝无历史感的自说自话；还需要我们掌握必要的理论工具，注意跨学科的对话。我认为机遇与挑战并存，却令人满怀憧憬和向往。
作者简介
赵晋，历史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社会主义历史与文献研究院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现当代行业史与企业史。出版专著《大时代的公私合营：以上海刘鸿生家族章华毛绒纺织公司为中心》；在《近代史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共党史研究》《社会科学研究》《党史研究与教学》《当代中国史研究》等期刊发表论文二十余篇，主持多项国家级和省部级课题。目前主要致力于著名企业家和改革开放时期宝钢历史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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