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本文摘自《新乡文史资料》第五辑（推测为1991年前后），作者王晏卿，原标题《王晏卿自述》
正文
1887年生。
1893年，七岁，八岁、九岁在家看护妹妹，弟弟。到街上与同年岁的孩子玩弄棍棒，常常吃亏，心中不乐，但从不予报复。
1896年，十岁入学。私塾读百家姓、三字经、大学、中庸、上下论语、上下孟子、诗书、易经、千家诗。最难解唐诗、小文章、闱墨、策论。对字做诗作文章，一意念书，不知有它，十六岁春有院场，我有病未入考，以后没考场了，年终下学。
1903年十七岁。入同和银楼首饰店学管帐。
1904年，十八岁。入道生长学管帐，囤粮、放账、走行庄。
1908年二十一岁。道生长装了七船小麦，派我由新乡上船，押运往天津出售。那时天旱水浅，沿途匪多。我伪装船上小伙计，一路撑船拉纤费了五十七天才到天津。售完麦后回新乡，这一路心中很不安定。
1912年，二十六岁。道生长装了三船黄、黑豆，派我押运到临清州出售，售完后一起早到顺德府上车回新乡。我感觉道生长的东家无眼，不信任好人，而听信当面会说顺耳话的郭怀禹、谭子俊，他二人皆有私心，他这东家一定不会有好结果，我便告辞，不干了。
1913年，二十七岁。充任同和裕银号经理。
1914年，二十八岁。经吴文卓（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河南法政学校教员）介绍，投资五千元在天津寿街开设天津大东洋行，做出口生意，有棉花、棉籽、牛马皮、废骨等。任用日本人山崎显道当经理，用住野龟太郎当营业员，生意很好，唯山崎好酒、住野舞弊。虽然我一再提出仍纠正不了。年终，我声明抽股。经吴文卓调解，先抽一千元，下欠分期偿还。
次年，到期之款，屡讨不给。聘请律师唐宝锷催亦无效。因大东洋行在日租界内，中国无治外法权，告到日本衙门效力也不大。我对日本人是有遗恨，主要中国国体不强，这也是我一生深感遗憾的。
1925年三十九岁，办静泉学校。自己没儿子，自己又没受过相当教育，于是抱着英雄主义——“得志当为天下雨，为公即为私、为人即为己”的思想，同本村人（姜庄）郭泉林伙办学校。次年郭泉林无经济力量时，我自己便独力继承，此校由1925年到1933年，其中连经费带设备，加上建筑，我个人投入拾万元（现洋）。日本投降后，我将由西安募得的五千万元全数交给学校。解放后，我卖了房地，又投入若干，不足时荣玉德、鲁定华各拿200元。我真拿不出钱时移交给政府接办、改为第二（应为三——编者注）中学、第九完小，我心里很安然。
1927年四十一岁。为养病到大连连住了一个月。参观了日本在我国大连旅顺经营情况。病愈后视察了南满铁路及鞍钢、营口、沈阳、四平街、公主岭、长春、哈尔滨。回来又到安东住了七天。到朝鲜汉城仁川各住了两天。买了朝鲜女人鞋和男人帽子交邮局寄回，但始终没有收到。我买此等鞋帽，是教学生演朝鲜亡国史用的，估计日当局不准寄出。此后，我又由釜山坐船到日本门司上车，去神户又到宝冢，再赴东京，参观了制革、造纸、制钢精厂。我一再要求参观印花布厂，被拒绝。看到1919年东京大地震倒塌的房子，1929年还没有修齐，由于街道窄，显得人多。铁道是双轨，每次车间隔不超过二十分钟，不论向任何地方去，不问几点开，到站不超过二十分即有车开走。
到横滨参观航海码头及海轮，到日光山看水力发电、铜矿，回到大阪看各种工商业经营情况。感到类似我国的上海。后过神户经长崎返回上海。
1931年四十五岁。商会会长郭培基已借过三万元，又向我借被我拒绝。后来小北街王和轩（富商、因和郭竞选商会会长——编者注）被刺死，郭培基有支使嫌疑。我因害怕，迁居北京大沙土园。又闻新乡土匪到了北京，在我回家必经之路的半道上，租房开设小铺，要伺机绑架我。则我又移居中南海内。旧社会是如此不安定。
1933年四十八岁。十月十二日，同和裕受信昌银号影响，官僚资本的压迫，军阀政客的强堤挤兑，不能支持，经过年余的清理、稳定，计划复业。刘峙唆使银行团捏词，说我有逃跑之意，将我送入开封看守所，十个月后转解新乡监狱，达二年。至1938年二月日军进新乡城，才放我出来。在放我前一刻，县长何绍曾向我索要三千元，我没钱付给他，便要求他把我带走，他不带。我出狱后，住在南乡李法齐家。七天后，因本村闹的不行，便移住庄岩李文生家。日军得悉后，强迫我回城，否则日军将围捕我。庄岩村人也不准我再住下去。我便过黄河躲避，无奈路上土匪如毛，只好回城。那时正是张静轩当维持会长，他约我前去帮忙，教我当财政科长管钱。我不敢管，未管，我只到难民所当差，花费去个人十元又二斗小米。维持会向本街商人要钱，并押着福茂成等处四人。我认为不应当如此，便由我负责把他们放走。此后日方人员知道后，换了一个姓赵的当县长，于是我又下乡住庄岩，并欲过黄河。走到六十里外的大张庄时，因磁固堤被土匪烧杀不能前进，又逐步回到城内，坐车到辉县住在郭家。拟上山又在百泉被隔阻，不能前行。复又回到新乡城内。日本人限我三条路：1、当合作社经理；2、同日军赴太原；3、送入监狱。我只有允当了合作社经理，当了汉奸。
新乡经营蛋业的人多，他们在汉口存有蛋货四千多件，一则怕没收，二则怕受到轰炸，于是找我转问日本人：可否到汉口设法将这批蛋货运到上海出售。我通过日本人写了一封信。我于1939年过天津、济南、南京到达汉口，向三菱公司接洽，陆续将货全部运沪售出，款调重庆、西安、兰州。我拟赴重庆，派了鲁耀丞到益阳来回问明情况。就在我准备走的时候，被日本人发觉，派宪兵抓我。经另一日本人允许，将眷属全部到汉押作人质，方才作罢。
在汉口我以义兴号名义买河下小麦换面粉出售，维持生活，后来将“义兴号”扩大为“义兴洋行”，改为日本人当经理，在鄂城、樊口、黄岗、团风收买小麦。
1942年底王锡璋到汉口住在我家中，不日，即上车赴信阳。嗣后又来，赴樊口工作，被游击队扣留，我托人救回，回我汉口家中养好病才去。从此以后有新四军萧同志持信到汉口，住在我家中楼上半月多，我派王应彪带眷住在新四军区内，接洽卖给新四军布、盐、糖、纸。我1944年元月，同一位日本人及一位姓杨的由花园下车，往五十里外的东面山里。行走途中，有王震带便衣武装接我，谈交易的是贸易局局长张翼。我带去旧币一百万，买烟叶、皮坐，卖盐。我住了三天，又由花园上车回汉口。张局长托我带到汉口大烟土六、七十两，卖后买纸，由另一人带去。
日军投降后，我回到新乡，又到西安组织新豫公司。来新乡先立铁工厂，即维新前身。1947年八路军围攻新乡市未下，我又赴郑州，经郑州商会会长孔××介绍，有美国中型母机，拟集资二十亿经营，现有十三亿多，允许我凑足二十亿当此经理。我向西安同乡招股六亿三千万（厂址即现郑州纺织机械厂），忽有国大代表马乘风强迫我允许让刘茂恩之六弟当经理，我退为副。我认为，只有官僚外行用商人当经理的，没有商人投资用官僚当经理的，我抽股不干。马乘风便用电话报告刘茂恩，派兵抓我，我事先知觉，乘车南下，到汉口住年余。
1948年，因家母病故西安，乘飞机到西安，又组联益公司，在咸阳收买棉花。
1949年五月二十日西安解放。八月三十日应河南省新乡市友人邀请，回新乡市参加开会学习。
1950年六十四岁任新乡工商业筹备委员会主任。二月先到中兴货栈，四月二十五日开始修建中原纺织厂，七月末部分开工，1951年四月末辞职，那时对社会认识不清。仅董事长说了一句担负责任的话：“今后厂里出了错误，首先坐监的可是经理你。”我以为部队来了将官、校官、尉官共四十多位，皆是前线有功的，我只有功成身退为妥，故此辞职。
1951年我六十五岁，任平原省房地产公司经理，年终三反五反运动，我任三反办公室主任，参加这一运动，我增加了不少知识。
1953年，我六十七岁。任维新铁工厂经理，在经济万分困难中，坚持着搞好生产、扩大范围的意志。
我在同和裕附有铁工厂、印刷厂、造火柴厂、造纸厂、染织厂、制蛋厂、染丝光厂、肥皂厂、电灯厂、中药铺、医院、百货、洋布、大米号、杂货、酱菜、五金、出口贸易，银行、电话局、澡塘、花行、合伙纱厂、煤厂。
王晏卿 1956年3月31日
资料来源：
《新乡文史资料》第五辑（推测为1991年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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