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这一辈子,能活明白的时候不多。我今年六十八,中风躺进医院这张白床单上,才总算明白了一件事:我啊,这大半生都在自作聪明。
护士早上来给我擦身子,动作麻利得很,翻身、擦拭、换垫布,一气呵成。她不知道,这个瘫了半边身子、嘴角流着涎水的老头子,三十年前可是我们厂里最风光的人物。那时候我管供销科,手里有点小权,兜里有点小钱,走起路来皮鞋锃亮,头发抹得能滑倒苍蝇。
窗外树上有只鸟,叽叽喳喳叫个不停。三十年前,我也这么能说会道。
第一套房子,买在春天
认识小梅是1987年的事,开春,柳树刚抽芽。她是我们厂新招的会计,二十二岁,扎个马尾辫,白衬衫束在蓝色工装裤里,笑起来右脸颊一个浅浅的酒窝。我去财务科报账,她低着头打算盘,手指头细长细长的,指甲盖透着淡淡的粉。
“李科长,这儿数字对不上。”她抬起头,眼睛亮晶晶的。
那天我帮她重算了三遍账,其实一遍就够了,但我乐意。临走时我说:“小梅同志,你这工作认真是好事,可也得注意劳逸结合啊。”
后来我常去财务科,有时带几块上海来的大白兔奶糖,有时是几本《读者文摘》。她总是红着脸接过去,小声说“谢谢李科长”。那年的“李科长”三个字,从她嘴里说出来,软绵绵的,跟我家那位连名带姓喊的“李大年”完全两样。
给她买房是1990年的事。单位最后一批福利分房,我手头有个名额。老婆说把现在住的换个大点的,我想了三天,跟老婆说:“这次房子位置偏,上班不方便,咱不换了,拿点补偿金算了。”转头我把那套两居室写上了小梅的名字。
房子钥匙交到她手里那天,她抱着我哭了,说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好的男人。那会儿我觉得自己真了不起,家里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齐活了。
第二套房子,买在中年
男人四十岁是个坎。过了这个坎,就老想着证明自己还没老。
认识小雅是在我四十五岁生日宴上,朋友带来的,说是做服装生意。她三十二岁,离过婚,会抽烟,会喝酒,说起话来眼睛直勾勾看着你,看得人心里发慌。那晚我喝多了,她开车送我回家。到了楼下,我没急着上去,在车里又坐了半个钟头。
“李哥,你这日子过得,”她吐了个烟圈,“没劲。”
这句话像根针,扎破了我维持多年的体面气球。是啊,家里那位,整天就是孩子成绩、煤气水电、谁家又买了冰箱彩电。小梅呢,这些年也淡了,见面就是抱怨单位不景气,工资不涨。两个人,都成了我肩上沉甸甸的担子。
只有小雅,她不要我承诺什么,不带我见她的朋友,不打听我家的事。我们在一起就是吃饭、喝酒、睡觉,简单痛快。她说这叫“成年人的游戏”,玩得起就玩,玩不起就散。
给她买房是2002年,商品房正热。我借口说投资,从家里拿了二十万——那是我和老婆攒了十年准备给儿子娶媳妇的钱,又找朋友借了十万,贷款三十年,在新区买了套八十平的公寓。房产证上就她一个人的名字。
签字那天,小雅涂着鲜红指甲油的手指划过纸面,,笑了:“李哥大气,放心,我这人最懂规矩。”
我家那位,从来不问
我老婆叫秀兰,人如其名,秀气,贤惠,像棵兰草,安安静静待在家里。她知道我晚上不回来吃饭,就自己和儿子吃;她知道我出差,就默默给我收拾行李;她知道我口袋里总有多余的发票,从来不问是哪儿来的。
有次我深夜回家,身上有香水味。她给我递拖鞋,手顿了顿,什么也没说。我洗完澡出来,她已经睡了,背对着我。我在床边站了会儿,忽然想跟她说点什么,可张了张嘴,到底没出声。
三十年来,她没问过我一次“你去哪儿了”“这钱花哪儿了”“那女的是谁”。一次都没有。我以为这是她的聪明,是她的隐忍,是我们之间心照不宣的默契。现在躺在这儿,右半边身子动弹不得,我才慢慢咂摸出味儿来——那不是隐忍,是心凉透了,是早就不在乎了。
就像你往一口枯井里扔石头,听不见回响,不是因为井深,是因为井早就干了。
中风那天,天气很好
中风是上个月初八的事,我记得清楚,因为那天本来约了小雅——对,就是第二个小雅,小梅早就断了,十年前她嫁了个广东人,房子卖了,去了深圳。小雅还跟着我,或者说,还跟着我的钱。
早上起来我觉得头晕,以为是高血压的老毛病。秀兰在阳台浇花,背影在晨光里镀了层金边。我想起今天是我们结婚四十五周年,忽然有点感慨,想说句什么。手机响了,是小雅,催我问她那套房提前还贷的事。
“知道了,下午说。”我挂了电话,眼前一黑。
醒来时在医院,白晃晃的灯,白晃晃的墙。秀兰坐在床边椅子上,低头削苹果,苹果皮连成长长的一条,垂到地上。她削得很专注,好像那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事。
“秀兰......”我嘴巴不太听使唤,话也说不利索。
她抬头看我一眼,眼神平静得像看一件家具。“醒了?医生说是脑梗,右边动不了,以后得人伺候。”
苹果削好了,她切成小块,插上牙签,放在床头柜上。“吃吧,儿子晚上过来。”
然后她继续坐着,不说话,也不看我,就看着窗外。那扇窗对着医院后面的老居民楼,阳台上晾着各色衣服,在风里飘啊飘。
她们都没来
我在医院住了半个月,小雅一个电话都没来。我让护士帮我拿手机,给她打过去,关机。给她发微信,红色感叹号——她把我删了。
我不死心,翻出小梅以前的号码——早就成了空号。
儿子倒是天天来,坐十分钟,问问情况,说说工作忙,就走了。儿媳妇来过两次,放下果篮,客客气气叫“爸”,然后站在门口,不再往里走一步。只有秀兰,每天准时来,给我擦身子,喂饭,倒尿袋,像完成一套固定的工序,没有多余的动作,也没有多余的话。
前天下午,阳光很好,护工推我去楼下晒太阳。花园长椅上,两个老太太在聊天,声音不大,但顺着风飘进我耳朵里。
“......就三楼那个,李老头,听说外面养了两个,还给买了房......”
“可不嘛,以为瞒得好,其实谁不知道。他老婆才可怜,忍了一辈子。”
“忍什么呀,人家早就想开了。我听说,那两套房子,他老婆都知道,房产证复印件都收着呢,就等他哪天不行了......”
轮椅停住了,我喉咙里发出“嗬嗬”的声音,像破风箱。护工忙问我怎么了,我说不出话,只能拼命摇头。
回到病房,秀兰正在整理抽屉。她把我那些杂七杂八的东西——老花镜、印章、没吃完的药——分门别类放好,动作娴熟得像做了千百遍。夕阳从窗户斜进来,照在她花白的头发上。她六十六了,背有点驼了,可侧脸的轮廓还看得出年轻时的秀气。
“秀兰,”我挣扎着想坐起来,“那两套房子......你都知道?”
她手里的动作停了停,然后继续把一盒棉签放进塑料袋。“知道啊,1990年河西小区2栋302,2002年新区阳光花园7栋1501。”她说得像背课文,语气平淡,“购房合同复印件在我那儿,锁在咱们家衣柜最底下那个铁盒里,和你那些情书放一起。”
我浑身发冷,想说什么,舌头却像打了结。
她转过身,看着我,眼睛里没有恨,没有怨,甚至没有嘲讽,就是一种......了然的平静。“李大年,我跟你过了四十五年,替你养大儿子,伺候你爹妈送终,你当我真傻啊?”
“那你......”我声音发抖,“为什么不闹?”
“闹?”她笑了笑,那笑容很淡,转瞬即逝,“闹了有什么用?你舍得那两张年轻脸皮?我啊,早看明白了。这婚姻就像一件破衣服,补补还能穿,撕破了,大家都难看。我不撕,不是为你,是为儿子,为这个家的脸面。”
她把最后一件东西放进抽屉,关上。“现在好了,你躺这儿了,那俩也不会来了。挺好,清静。”
她拿起保温桶,走到门口,又回头看了我一眼。“对了,儿子早知道了,高中就知道了。他结婚前跟我说,妈,你要离就离,我跟你。我说不离,离了,谁照顾他晚年?”
门轻轻关上了。
我躺在那里,看着天花板,眼前闪过好多画面:小梅接过钥匙时含泪的眼,小雅在购房合同上签字时鲜红的指甲,秀兰在阳台上浇花的背影,儿子看我时那种复杂的眼神......原来这三十年,我像个戏台上的丑角,上蹿下跳,自以为演了出精彩大戏,其实台下观众早就看穿了把戏,只是没人鼓掌,也没人喝倒彩,因为他们早就陆续退场了。
只有我,还在台上,唱着独角戏。
账,总归要算的
昨天律师来了,是儿子请的。说是我名下的财产,秀兰要开始清算了。那两套房子,虽然写的别人名字,但流水是从我们共同账户走的,购房合同复印件都在,打官司能要回来。
律师问我有什么意见,我摇摇头,说不出话。我能有什么意见?我一个瘫了半边身子的老头子,吃饭要人喂,拉撒要人帮,我还能有什么意见?
律师走了,秀兰给我喂粥。粥很烫,她吹凉了,一勺一勺送到我嘴边。我吃着吃着,眼泪就下来了,混在粥里,咸的。
她拿毛巾给我擦嘴,动作难得地轻。“哭什么,该哭的是我,哭了大半辈子,早哭干了。”
是啊,她早哭干了。而我,现在才开始尝到滋味。
窗外的鸟还在叫,天慢慢黑了。秀兰打开床头灯,暖黄的光铺了半张床。她拿起织了一半的毛衣,那是给孙子织的,嫩黄色。毛线针在她手里上下翻飞,发出细微的、有节奏的声响。
“秀兰,”我努力把话说清楚,“对......对不起。”
她织毛衣的手停了一下,然后又继续。“嗯,知道了。”
没有“没关系”,没有“我原谅你”,就一句“知道了”,轻飘飘的,像片羽毛,落下来,却压得我喘不过气。
也好。这三十年的债,这四十五年的账,总得有人来算。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到了,就躺在这么张白床单上,动弹不得,看着那个被你辜负了一辈子的人,平静地、有条不紊地,把你这糊涂账,一笔一笔,算清楚。
灯下,她织毛衣的影子投在墙上,一晃一晃的。我忽然想起结婚那天,她穿着红衣裳,低着头,羞答答的。我掀起盖头时,她抬眼冲我笑,右脸颊一个浅浅的酒窝。
怎么就走到今天了呢?
毛衣针碰撞的声音,轻轻响在病房里。一声,一声,像在数着这漏掉的大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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