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徐远举》百度百科、《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档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文史资料、《红岩》历史背景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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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北京的冬天格外寒冷。
一位中年女性从台湾辗转香港，再从香港飞到北京。
她穿着一件深色呢子大衣，手里攥着一个陈旧的文件袋，神色凝重。
她不是来旅游的，也不是来探亲的，她只带了一个问题——一个埋藏了整整18年的问题。
她叫徐继红，是徐远举的女儿。
徐远举这个名字，对于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来说，绝不陌生。
他是小说《红岩》里大反派"徐鹏飞"的原型，是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是"军统三剑客"之一，更是渣滓洞、白公馆大屠杀的主要策划者和执行者。
1973年，徐远举死在了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
可他究竟是怎么死的？死前发生了什么？这些问题，徐继红一直没有得到答案。
那时候两岸不通音信，她甚至不知道父亲已经去世的消息。
直到多年以后，她才从各种渠道零星听到一些说法，却始终无法确认。
1991年，两岸关系逐渐缓和，徐继红终于有了机会来到大陆。
她找到了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的离休干部姚伦。姚伦当年就在功德林工作，对那段往事记忆犹新。
徐继红此行的目的很明确：弄清父亲的真实死因，拿到一纸证明。没有这张纸，她在台湾寸步难行。
而姚伦看着眼前这个女人，思绪不由自主地飘回了18年前那个寒冷的冬夜。
那一夜，功德林发生了一件事，惊动了周恩来总理，总理亲自下令彻查。
这件事的主角，正是徐远举。
而要说清楚这件事，就必须从头讲起——从徐远举的发迹、他犯下的累累血债，到他被俘后在功德林的17年岁月...
【一】从湖北大冶走出的黄埔生
1914年12月，徐远举出生在湖北省大冶县的一个地主家庭。
大冶这个地方，自古就是矿产重镇，因铜绿山古铜矿而闻名。
徐远举的家族在当地颇有声望，祖父一辈的四兄弟都是钦赐恩进士出身，父亲一辈的六个兄弟也有四个中了秀才。
可以说，这是一个书香门第。
徐远举自小衣食无忧，5岁便入私塾读书。
据说他聪明伶俐，记忆力极强，有过目不忘的本领。
在那个年代，这样的天资本该走上一条正途，可命运却将他推向了另一个方向。
1926年，北伐战争爆发。12岁的徐远举正在读书，时局的动荡让他对未来产生了迷茫。
两年后，14岁的他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报考军校。
1928年，徐远举考入中央军校武汉分校，成为黄埔军校第七期学员。
同年，他加入了中国国民党。
黄埔军校，是那个时代无数热血青年的梦想之地。
从这里走出了无数名将，有的成为抗日英雄，有的成为开国元勋。可徐远举走的，却是另一条路。
军校毕业后，徐远举被分配到陈诚的部队，担任副连长。
他曾参加过"围剿"红军的行动。
在这段时期，他逐渐对基层部队的生活感到不满，觉得晋升太慢，前途无望。
1932年，一个机会出现了。
这一年，徐远举加入了复兴社，随后进入军统"中央特警训练班"受训。
从此，他正式踏入了国民党特务系统，开始了一段长达18年的军统生涯。
复兴社，是国民党内部的一个秘密组织，后来演变为军统局。
加入这个系统，意味着徐远举选择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他不再是一个普通的军人，而是成为了一名特务。
在军统"中央特警训练班"里，教官们不讲兵法韬略，只教盯梢、跟踪、审讯、行刑。
徐远举悟性高，学得很快，行动中带着一股狠劲。他的上级很快注意到了这个年轻人。
1935年，一个特殊的任务落到了徐远举头上。
这一年，班禅额尔德尼准备返回西藏，南京政府组织了"护送班禅专使行署"。
徐远举被任命为行署少校参谋，随行前往西藏。
这次任务表面上是护送班禅，实际上还有另一层目的——在西藏建立军统情报组织，开展情报活动。
徐远举在沿途建立了多个情报站点，渗透瓦解了西藏各地的割据势力。
客观上说，他在这一时期的工作，对西藏统一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这段西藏经历，让徐远举在军统内部崭露头角。
他证明了自己的能力，也赢得了上级的信任。
1942年，28岁的徐远举被调到成都，任财政部四川缉私处副处长，并兼任军统川康区副区长。
他领导着军统的成都站、自贡站、康定站和西昌站，势力范围覆盖整个川康地区。
到这个时候，徐远举已经在军统系统里站稳了脚跟。
他与沈醉、周养浩并称为"军统三剑客"，成为戴笠手下的得力干将。
1945年，抗战胜利。徐远举奉调回重庆，任军统局第三处副处长。
同年，他还参与了押解陈璧君、褚民谊等大汉奸到南京受审的工作，参加查处汉奸。
1946年，徐远举的仕途更上一层楼。1月，他出任军统局北方区区长。
7月，他调任重庆绥靖公署二处处长。此后，他又担任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二处处长等要职。
当时国民党情报系统里流传着一句话："半壁江山，西南红人。"
说的就是徐远举。他掌管着云南、贵州、四川三省的特务工作，权势炙手可热。
可这个"红人"手上沾满的，全是鲜血。
【二】《挺进报》案：血洗重庆地下党
1947年，国共内战全面爆发。
这一年，徐远举在重庆查封了中共四川省委机关和《新华日报》、新华书店等。
他出任重庆行辕二处处长后，负责镇压日益高涨的学生运动，对共产党地下组织展开了疯狂的围剿。
1948年春天，一份名为《挺进报》的地下刊物，引起了徐远举的高度警觉。
《挺进报》是中共重庆市委的机关报，创刊于1947年。
这份油印小报，虽然印刷简陋，却内容翔实，传播着解放战争的胜利消息和革命道理。
它在重庆地下秘密流传，影响力越来越大，让国民党当局如芒在背。
徐远举接到命令，要彻底铲除这份报纸和它背后的地下党组织。
为了完成这个任务，徐远举调集了所有能动用的力量。
他召集警察、宪兵、特务，对重庆的邮路、码头、书店进行地毯式搜查。所有重点书店被突击检查，各类码头、旅店也难逃厄运。
这场大搜捕，让整个重庆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下。
很快，徐远举取得了"突破"。1948年3月，交通员盛超群在万县被捕。
盛超群是《挺进报》的重要交通员，负责传递情报和分发报纸。
他被捕后，特务们对他施以各种酷刑，逼他交代地下党组织的情况。
可盛超群咬紧牙关，一个字也不说。
特务们无计可施，竟然把盛超群的弟弟盛亚群也抓了来，当着盛超群的面严刑拷打。
他们以为，看着亲弟弟受苦，盛超群一定会开口。
可他们错了。
盛超群依然不吐一字。
兄弟俩宁死不屈，甚至还反过来利用徐远举，将一批国民党骨干的名单交了上去，引发了一阵内部混乱。
徐远举恼羞成怒，下令将盛超群杀害。
可《挺进报》案并没有就此结束。因为叛徒的出卖，地下党组织遭到了更大的破坏。
1948年3月，徐远举主持破坏了中共重庆市委机关报《挺进报》和市委组织，逮捕了市委许建业、市委书记刘国定、学委冉益智等30余人。
刘国定、冉益智被捕后叛变投敌，出卖了川东、川西、川北的中共地下组织。
这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两个掌握大量机密的重要人物叛变，意味着整个四川地下党组织都暴露在了敌人的视野中。
根据叛徒提供的情报，徐远举随即在万县、广安、遂宁、华蓥山、开县、岳池、雅安、成都等地展开了大搜捕。
川东地委、川北地委、川西工委相继遭到破坏。
江竹筠、李大镛、韩子重等30余名地下党员被捕。
江竹筠，就是后来闻名全国的"江姐"。
她是《挺进报》案中被捕的重要人物之一，被关押在渣滓洞监狱。
许建业、李大镛等人被公开枪杀。
同年秋天，徐远举得悉中共领导的合川、武胜、岳池等地将举行武装暴动。
他立即派副处长杨元森配合内二警总队长彭斌前往镇压。
武装起义失败后，400人被捕，其中徐也连、楼阅强、张八妹等30余名主要干部和共产党员被押至重庆杀害。
整个《挺进报》案，使中共四川地下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
徐远举逮捕了130多名地下党员，其中大部分惨遭杀害。
因为这份"功劳"，徐远举获得了四等云麾勋章。
1948年，他升任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成为西南地区最大的特务头子。
可他不会想到，这些血债，日后会成为他永远无法被特赦的"原罪"。
【三】"11·27"大屠杀：歌乐山上的血雨腥风
1949年，中国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这一年，解放军势如破竹，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
4月，百万雄师过大江，南京解放。随后，上海、武汉、长沙相继解放。
到了秋天，解放军的大炮已经架到了长江边上，重庆眼看就要易手。
国民党政权摇摇欲坠，蒋介石却没有放弃最后的挣扎。
1949年8月底，蒋介石偕毛人凤飞到重庆。
据徐远举后来在交代材料中所述，毛人凤分别向张群、杨森、王陵基及卢汉传达了台湾方面的决定。
毛人凤对徐远举交代了任务：将过去所逮捕的共产党人，择其重要者先处置一批。
这就是所谓的"整理积案"。
第一个被"整理"的，是杨虎城将军。
杨虎城，是西安事变的主要发动者之一。
1936年12月，他与张学良联合发动"兵谏"，扣押蒋介石，逼迫其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被蒋介石扣押，从此失去自由。
杨虎城则被迫出国"考察"。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杨虎城心系国难，主动回国请缨抗战。
可他刚一回国，就被蒋介石秘密逮捕，从此开始了长达12年的囚禁生涯。
1949年1月，国共和谈期间，代总统李宗仁电令释放杨虎城。
可负责看押杨虎城的，正是徐远举。
徐远举没有执行李宗仁的命令。
他将情况电示毛人凤，并按照毛人凤的指示，将杨虎城从重庆转送贵州黔灵山"避风"。
1949年8月底，毛人凤到重庆召集徐远举、周养浩等人密谋。他们决定，杀害杨虎城。
1949年9月6日晚，在重庆中美合作所松林坡的一间小屋里，杨虎城将军及其幼子杨拯中、幼女杨拯贵被残忍杀害。
同时被害的还有杨虎城的秘书宋绮云、宋绮云的妻子徐林侠，以及他们年仅8岁的儿子宋振中。
宋振中，就是后来被人们称为"小萝卜头"的那个孩子。
他出生在监狱里，从未见过外面的世界，却和父母一起惨死在刽子手的刀下。
杀害杨虎城一家，只是大屠杀的开始。
此后，徐远举继续"整理积案"。东北军副军长黄显声、张学良的副官李英毅等人，也相继被杀害。
而最惨烈的一天，是1949年11月27日。
这一天下午，重庆的天空阴沉沉的，歌乐山上笼罩着一层薄雾。
徐远举召集执行任务的特务们在杨家山举行会餐，每个人都宣誓"绝对保守秘密"。
傍晚6时许，刽子手们兵分两路：一路扑向白公馆，一路冲进渣滓洞。
白公馆和渣滓洞，是两座臭名昭著的监狱。
它们位于重庆歌乐山下，关押着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
在那个年代，这两座监狱被称为"两口活棺材"——被关进去的人，几乎没有能活着出来的。
那一夜，枪声响彻歌乐山。
江竹筠，这位坚贞不屈的女共产党员，在渣滓洞监狱里度过了生命的最后时刻。
她曾受尽酷刑，却始终没有吐露任何秘密。
她曾对敌人说过那句著名的话："竹签子是竹做的，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
这一夜，她倒在了血泊中。
陈然、王朴、许建业......这些在黎明前牺牲的革命者，用生命为新中国的诞生铺就了道路。
从1949年10月28日至11月29日，徐远举策划实施的大屠杀，共造成近300名革命志士遇难。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11·27"大屠杀。
后来，作家罗广斌、杨益言根据这段历史，创作了著名小说《红岩》。
小说中的大反派"徐鹏飞"，原型就是徐远举。
而江姐、许云峰、小萝卜头等英雄形象，则是以江竹筠、许建业、宋振中等烈士为原型塑造的。
徐远举在后来的交代材料中写道："我血染红岩的罪行，是震骇中外，令人发指的。"
大屠杀完成后，徐远举自以为立了大功，准备逃往台湾。
他取道昆明，打算从那里飞往台北。
可他不会想到，命运已经为他安排了另一种结局。
【四】从"刽子手"到"阶下囚"：功德林的漫长岁月
1949年12月9日，昆明。
徐远举刚刚抵达这里，准备搭乘飞机逃往台湾。
他手里攥着通行证和银票，心里盘算着到了台湾之后的生活。
可就在这一天，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宣布起义。
起义部队迅速控制了昆明城，机场被戒严。徐远举还没来得及登上飞机，就被起义部队扣留。
这个曾经在重庆耀武扬威的特务头子，连台湾的土地都没踏上，就成了阶下囚。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他被关押的地方，竟然是白公馆。
没错，就是那个他亲自下令屠杀革命者的白公馆。
那些墙壁上还留着革命者写下的诗句，那些阴暗潮湿的牢房里还残留着血迹的气息。
曾经，他是这里的主宰者，掌握着无数人的生死；如今，他却成了这里的囚犯。
历史的轮回，莫过于此。
1950年3月，徐远举被押送至重庆，开始接受审查。
在重庆的这段时间，他交代了大量罪行，写下数万字的材料。
1956年，按照公安部关于将重要战犯集中关押的要求，徐远举与沈醉、周养浩等人一道，被转押至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
功德林，这座位于北京德胜门外的监狱，关押着国民党的众多高级将领和特务头目。
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黄维......这些曾经在战场上叱咤风云的人物，如今都在这里接受改造。
徐远举被编入功德林，编号为12号。
刚进功德林时，徐远举的心情极为复杂。
他知道自己罪孽深重，双手沾满鲜血。那130多条人命、近300名革命志士的冤魂，时刻萦绕在他心头。
他曾对人说过一句话："别人可以不死，特务不能不死；特务可以不死，我不能不死。"
他以为，等待自己的必然是死刑。
可出乎他意料的是，他并没有被判处死刑。
新中国对待战犯的政策，是改造而非消灭。
功德林的宗旨，是通过教育改造，让这些曾经的敌人认识到自己的错误，重新做人。
在功德林，徐远举逐渐安定下来。
其间他身患肺结核，政府不惜重金，派专人去香港、澳门等地购买美、英等国生产的链霉素为其治病。
这让他深受触动。
功德林的生活是有规律的。每天早上起床后，战犯们要进行政治学习，阅读书籍报刊，讨论时事政治。
下午则是劳动时间，徐远举被分配到缝纫组，每天踩缝纫机做衣服。
这个曾经掌握生杀大权的特务头子，如今只能做些针线活。
徐远举在功德林的表现，总体来说是积极的。
他参加劳动，配合改造教育，还写下了大量交代材料。
他撰写了反省自己罪恶的《我的罪行实录》等文字，详细交代了自己在重庆的所作所为。
他在材料中表示，对自己的问题"决不保留，决不扩大缩小，老老实实交代"。
1959年，新中国成立十周年之际，国家决定特赦一批战犯。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特赦。
消息传到功德林，战犯们沸腾了。每个人都在期盼，自己的名字能够出现在特赦名单上。
徐远举也不例外。他在功德林已经待了三年多，自认为表现良好，认罪态度诚恳，应该有希望获得特赦。
第一批特赦名单公布了。杜聿明、宋希濂、王耀武等33人获得特赦，重新获得了自由。
徐远举的名字，不在其中。
他失望，却也能理解。毕竟，他是军统特务，手上沾满革命者的鲜血，和那些战场上的将军们不同。
他安慰自己：下一批，下一批一定会有我。
1960年，第二批特赦。沈醉、范汉杰等人获释。
徐远举的名字，依然不在其中。
他开始焦躁不安。
他对管理人员发牢骚，说自己认真学习、积极劳动、配合写材料，哪一样都不比别人差，为什么就是轮不到他？
可他心里清楚，那些血债，是永远也还不清的。
1964年，第三批特赦。1966年，第四批特赦。徐远举始终榜上无名。
到了特殊时期，功德林里的气氛愈发紧张。
原本有条不紊的改造生活被打乱，一些已经被特赦的战犯又被重新关押。徐远举看在眼里，心里愈发灰暗。
他意识到，自己可能永远都等不到特赦的那一天了。
从1956年到1973年，徐远举在功德林整整待了17年。
17年里，他看着身边的人一个个被特赦离开，自己却始终是"留守者"。
他的头发从黑变白，身体也越来越差。可那扇通往自由的大门，始终没有向他敞开。
1973年1月，北京正值三九严寒。功德林里，一切看似如常。
徐远举依然每天参加劳动，踩着那台缝纫机，做着一件又一件衣服。
他不知道的是，死神已经悄悄来临。
而当那个看似寻常的夜晚降临时，谁也不会想到，一件小事竟会引发一场惊动周恩来总理的调查，揭开一段尘封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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