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百度百科"杨登瀛"词条、《人民周刊》2016年11月报道、《党史博采》2013年第1期、《钟山风雨》2011年第2期、珠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相关资料
部分章节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请理性阅读
1951年，全国镇反运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南京市人民政府发出布告，要求凡在国民党党、政、军、警、宪、特机关任过职的人员，一律到公安机关登记。
大多数人都照做了，唯独南京城里一个靠摆烟摊为生的老头没有去。
他觉得自己没必要登记，因为他曾经为共产党做过事。
期限一过，公安机关便将他逮捕归案。
这个老头名叫鲍君甫，又名杨登瀛。
经公安机关查实，此人曾担任国民党南京感化院院长、反省院副院长，是不折不扣的国民党旧员。
案件移交南京人民法院审理后，法院认定其长期在国民党机构中工作，即将对其处以重刑。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鲍君甫开口了。
他讲述了自己1928年至1931年间为共产党提供情报的经历，并且告诉审查人员，陈赓可以为他作证，周恩来也知道他的贡献。
在场所有人都震惊了。
一个国民党的旧员，竟然声称自己和陈赓、周恩来都有关系。
南京人民法院院长鞠华没有草率下结论，他亲自写信致函陈赓求证。
这封信辗转数月，几经周折才送到正在忙碌中的陈赓手上。
而陈赓的回信送达法院之后，鞠华看着信中的内容，一夜未眠——这个差点被枪决的老头，身上竟然背负着一段尘封二十年的惊天秘密...
【一】从早稻田大学到上海滩——一个"日本通"的归国路
鲍君甫，1893年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家境殷实。
少年时代随父前往日本，先后在明治学院、早稻田大学就读，在日本整整生活了十余年。
这段漫长的留学经历，让他精通日语，对日本的政界、经济、文化乃至民间风俗都了如指掌，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日本通"。
留日期间，他还读过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思想上有进步倾向。
1919年，学成归国的鲍君甫来到上海，在一家日本人开的洋行担任翻译，同时为几家日本通讯社撰写稿件。
凭借流利的日语和广泛的社会交往能力，他很快在上海滩站稳了脚跟，和日本侨民圈子、租界巡捕房、上海帮会等各方势力都建立起了人脉关系。
1924年，鲍君甫加入了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他积极参加了反帝斗争，期间结识了上海洋务工会的负责人、同为广东人的杨剑虹。
两人是老乡，又都喜欢音乐，经常在一起玩，关系处得不错。
不过两人政见却截然不同：鲍君甫属于国民党左派，同情共产党；杨剑虹则投靠了国民党右派，成了陈立夫的亲信。
也是在这段时间，鲍君甫在五卅运动中结识了顾顺章、陈养山等中共党员和工运人士。
这些人际交集，为他日后走上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埋下了伏笔。
1927年，国共分裂，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事件，大规模搜捕共产党人。
鲍君甫因参加过"讨蒋运动"被捕入狱，后经蔡元培保释才获自由。
出狱后的他蛰居上海，对国民党内部的做法产生了很深的失望。
就在这一年，中共党员陈养山因在浙江武装起义失败，辗转来到上海，被编入中共中央特科。
陈养山和鲍君甫早在1925年就相识——当年陈养山常去上海邮局领取广州农讲所学生邮寄的进步刊物，鲍君甫有时也去帮忙，还帮陈养山在公共租界找到了一处安全的收信地点。
两人关系一直不错。
此时的陈养山正被国民党通缉，无处藏身，鲍君甫二话没说就把他接到了自己家里躲避。
两人虽然分属不同阵营，但鲍君甫非但没有告发陈养山，反倒在日常交往中表露了对共产党的好感。
据记载，鲍君甫曾对陈养山说过这样一番话，大意是自己在国民党中做事，却不想得罪共产党，问有什么两全其美的办法。
陈养山告诉他，可以为共产党秘密提供情报，共产党不会忘记他的贡献。
鲍君甫觉得这个方向可行。而陈养山也早就有将这位好友争取过来的想法。他立即将鲍君甫的情况写成报告，上报给了党组织。
【二】霞飞路咖啡馆——一次改变命运的会面
报告先到了省委，又转到了中央。
周恩来看完报告后，认为在国民党特务机关内部安插一个内线极其重要，决定派中央特科情报科的陈赓亲自去与鲍君甫接触。
1928年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即后来中统的前身）正在筹建之中。
陈立夫、陈果夫兄弟负责这个机构，指派杨剑虹担任采访股总干事，同时任命他为驻上海特派员。
这个位置虽然不算显眼，但权力极大，实际上是国民党特务机构在上海的核心人物——要抓什么人、要查什么案，基本上都可以由他决定。
杨剑虹需要帮手，想到了头脑灵活、交际广泛的老乡鲍君甫，便把他拉进了调查科做副手。
鲍君甫面临一个选择：接受这个任命，就意味着要从事搜捕共产党人的工作；拒绝的话，又错失了一个可能帮助共产党的机会。
他没有急于答复杨剑虹，而是先告知了陈养山。
陈养山得知此事后意识到机会难得，迅速上报。
周恩来研究后，决定让陈赓亲自出面，一来试探鲍君甫的立场，二来正式建立工作关系。
1928年5月的一天，上海霞飞路一家不起眼的咖啡馆里，陈赓和鲍君甫正式会面。
陈赓当时三十出头，黄埔军校出身，曾到苏联学习过保卫业务。
他开门见山地说明了来意：组织决定正式吸收鲍君甫为中央特科二科的成员。
从这一天起，鲍君甫正式开始了他的双面特工生涯。
中央特科派情报科副科长刘鼎与他单线联系，又派连德生（曾赴苏联接受过特工培训）担任他的联络和保卫工作。
为了确保安全，知道鲍君甫真实身份的人极少，只有陈赓、陈养山、刘鼎等寥寥数人。
中央特科还在四川北路大德里设立了"杨登瀛办事处"作为掩护。
在经费极为困难的情况下，特科还破例给鲍君甫配了一辆别克高级轿车，帮他提高社会地位，每月还给他提供400元活动经费。
不久后，特科又派来了秘密党员张红惠（化名安娥）担任鲍君甫的秘书。
安娥后来成为了著名剧作家田汉的夫人。
就这样，白天鲍君甫是国民党调查科的重要成员，背地里他在为共产党传递情报。
这一干，就是三年多。
【三】调查科里的"自己人"——从副手到特派员
鲍君甫打入调查科后，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取得国民党方面的信任。
陈赓早就想好了办法。
中央特科定期送一些经过精心挑选的"情报"给鲍君甫，让他拿去交差。
这些情报有的是已经过时的文件，有的是已经转移的活动据点地址，有的是故意编造的假消息。
鲍君甫拿着这些东西去"破案"，每次都有所"斩获"。
有时候特科还会安排几个人故意被鲍君甫"抓获"，关几天做做样子再被"保释"出来。
国民党那边不知道这些是演戏，对鲍君甫越来越器重。
据说陈立夫在电话里对鲍君甫的"战绩"赞不绝口。
1930年，杨剑虹因青帮内部争斗自杀身亡。
鲍君甫因在上海有广泛的人脉关系，被徐恩曾任命为调查科驻上海特派员。
陈立夫亲自到上海，郑重其事地把蒋介石签署的委任状交给了他，上面写着："特派杨登瀛在沪协助办理重要案件并处理之。此令。"
从此，鲍君甫成了国民党特务机构在上海的核心人物。
调查科主任几经换人，从张道藩、钱大钧到叶秀峰、徐恩曾，每一任都对他表示信任。
张道藩和他关系尤为密切，曾经请鲍君甫帮忙解决过一个政敌，因此对他感激不尽，视为知己。
徐恩曾是陈立夫的表弟，上台后秉承陈立夫的意旨对鲍君甫也极力拉拢，甚至把调查科秘密办事机关在南京中山东路5号的地址告诉了他，还对他说："在用钱上，中央总是依从你的。"
与此同时，鲍君甫还和英、法租界巡捕房的头目们建立了密切关系。
英租界巡捕房的督察长兰普逊尤为看重他，遇到重大疑难案件都找他商量，还请他做英、法巡捕房的顾问。
兰普逊曾对人说："杨登瀛不是警备司令部的人，但可以让警备司令部的人听他指挥。
"他授予鲍君甫的权力是："如有要案需要急办，不必办理拘捕手续，作为现行犯尽管随时去逮捕就行了。"
鲍君甫的身价和地位不断攀升，而他身后那张秘密的情报网也在悄无声息地运转着。
对于中央特科来说，他就像是安插在敌人心脏里的一双眼睛，国民党方面的一举一动都能第一时间掌握。
更重要的是，鲍君甫还利用自己的职务和人脉，帮助中共将更多的人安插进了国民党的特务机关。
1929年，中央特科决定派李克农、钱壮飞、胡底三人打入国民党的无线电管理局和调查科。
鲍君甫充分发挥自己的关系网，帮他们牵线搭桥。钱壮飞通过鲍君甫的关系，成了徐恩曾的机要秘书，能够接触到最核心的机密。
李克农进入上海无线电管理局，被委任为电务股股长。
胡底则被派往天津筹建长城通讯社。
这三个人后来在敌营潜伏多年，获取了无数绝密情报，被誉为"龙潭三杰"。
而这一切的起点，正是鲍君甫。
后来有人说，在中共特科有两个经典案例：一是"打进去"，二是"拉出来"。"打进去"说的是龙潭三杰打入敌人内部，"拉出来"说的就是把鲍君甫争取到了共产党这边。
【四】惊心动魄的情报战——营救、锄奸与绝密文件
鲍君甫在国民党调查科的那几年里，为中共提供了大量极为关键的情报，参与了多次营救行动和锄奸行动。
这些事件的细节在后来解密的史料中均有记载。
1928年秋天，一件棘手的事情发生了。
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得到叛徒戴冰石的告密，说共产党某地下机关正在某处活动。
警备司令部会同租界巡捕房帮办谭绍良带领巡捕前往抓捕，那天鲍君甫恰好在巡捕房办事，便随同前往，亲眼目睹了7名共产党人被捕。
事后他立即将叛徒戴冰石的信息通报给了陈赓。
特科随即行动，叛徒被及时清除。
鲍君甫在处理戴冰石的过程中手法十分老练。
当时戴冰石要回湖北老家探亲，托鲍君甫帮忙做一件哔叽西装。
鲍君甫顺势带他到虹口区一家日本裁缝店量衣，同时暗中派人盯梢，让特科的人认清了叛徒的相貌。
三天后鲍君甫将做好的衣服送到戴冰石所住的旅社，中央特科的行动队早已隐蔽在附近。
叛徒戴冰石夫妇发现异常后试图逃跑，行动队果断出手，最终将其击毙于上海望平街天主教堂医院附近。
又有一次，叛徒顾某正在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讨价还价，要出卖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立三。
鲍君甫获此情报后立即告知陈赓，叛徒顾某随即被特科清除。
1929年初，又有一个叫陈慰年的叛徒待价而沽，企图出卖党内机密文件。
鲍君甫得知后先用两根金条稳住了陈慰年，然后约他和另一个人到"一品香"茶楼吃饭。
席间鲍君甫假意和他们讨价还价，买下他们手中的文件。
陈慰年很狡猾，没有透露自己的详细住址，鲍君甫也没有多问以免引起怀疑。
饭局散后，特科的行动人员悄悄跟踪陈慰年回到住处，几天后查实其身份并将其清除。
1929年8月24日，一件更大的事情发生了。
叛徒白鑫出卖了正在上海新闸路经远里12号开会的彭湃、杨殷、颜昌颐等人，导致他们被公共租界巡捕逮捕。
陈赓通过鲍君甫很快查明了告密者就是曾任中央军委秘书的白鑫。
鲍君甫从特务口中探知彭湃等人被关押在上海龙华监狱，蒋介石已下令枪决，执行时间定在8月30日。
周恩来、陈赓根据情报组织营救，鲍君甫还暗中向狱中传达了营救计划，告知他们次日押送途中会有地下武装人员劫车。
可惜当天囚车突然提前两小时出发，营救行动未能成功，彭湃等人壮烈牺牲。
彭湃等人遇难后，中央决定严惩叛徒白鑫。可白鑫此人非常熟悉中共的秘密活动规律，多次躲过了特科的追踪。
鲍君甫利用自己在特务机关的关系进行调查，查明白鑫就藏在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常委范争波家中，并且即将转移到国外。
他借送行之名登门拜访范争波家，在闲谈中探得了白鑫的出行路线和时间，这些情报通过刘鼎传递给了陈赓。
陈赓和鲍君甫还曾亲自前往现场侦察地形。
1929年11月11日晚11时，白鑫在离开范争波家准备出逃时，被中央特科的行动人员击毙于和合坊71号门前。
这次锄奸行动极大地震慑了潜在的叛变者。
1929年9月（一说11月），中央委员任弼时在上海租界被捕。
陈赓得知后立即通知鲍君甫设法营救。
鲍君甫找到英租界督察长兰普逊请他吃饭，席间对兰普逊说："这个人是我手下的，属于误捕，请你通融一下。
"兰普逊和鲍君甫关系不错，信以为真，不久后将任弼时释放。
1930年，叛徒黄弟洪从苏联回国，组织本来安排他去江西苏区，他却暗中致函蒋介石表示愿意"归顺"，并企图利用与周恩来约定的见面机会将其出卖。
当周恩来准备赴约时，他的出现，让事情发生了转机......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