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胜、向玉乔主编《乡村振兴蓝皮书：湖南乡村振兴报告（202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5，第355～375页。
摘要：油溪桥村位于湖南省新化县吉庆镇，推行积分制前是组织涣散、集体经济负债的“弱村”“穷村”，陷入内生动力匮乏与治理效能低下的困境。为破解这一局面，村支两委创新推行村级事务积分制管理，探索出一条乡村振兴路径。油溪桥村的积分制在契合发展需求的过程中历经内生自主、内主外辅、内外联动三阶段，最终形成治理与发展闭环。本案例以新内源发展理论为总体视角，融合行动者网络理论构建分析框架。新内源发展理论聚焦积分制“内生发展、内主外辅、内外联动”的三阶段演进，行动者网络理论则重在剖析各阶段中人类行动者和非人类行动者的角色、互动与转译过程。重点探讨数字化工具这一非人类行动者引入后，积分制如何适配技术、技术又如何反促积分制效率提升。该框架既呈现油溪桥村以积分“积”出组织力、“积”活生产力的实践逻辑，也为同类乡村提供了可借鉴的理论与实践范式。
关键词：积分制；股份分红制；数字化；新内生发展；行动者网络
乡村振兴是“三农”工作总抓手，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其重要目标，亦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三治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中央一号文件多次明确推广积分制、丰富治理方式，以增强治理效能。积分制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内生动力，但随数字化发展，其面临指标设计、资源保障、协同融合等挑战。数字化与积分制结合形成的数字化积分制，能提升村民数字素养、增强公共性，让治理更精准高效。然而乡村稀缺资源难内生，需引入外部资源，却易出现供需错位、农民不合作等问题，故内外动力融合成关键议题。本研究拟通过新内源发展理论和行动者网络理论深度剖析新化县油溪桥村案例以揭示积分制驱动乡村内生发展的机理，为类似乡村提供可借鉴的经验。
一、从“弱村穷村”到“全国治理典范”的华丽转身
乡村振兴的核心在于激活内生动力。湖南省新化县吉庆镇油溪桥村的实践，正是内生发展的生动体现。推行积分制前，该村是组织涣散、集体经济负债4.5万元、村民人均年收入不足800元①的“弱村”“穷村”，陷入“干部无力管、村民不愿干、产业无支撑”的治理僵局；历经十七年积分制迭代，该村蜕变为村集体资产过亿、村民人均年收入增长近30倍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实现经济、治理、社会生态的全方位发展，为资源禀赋相似的乡村提供了可复制的“内生发展”样本。
（一）经济振兴从负债困局到产业富村的跨越
油溪桥村的经济振兴，并非依赖外部“输血式”投入，而是通过积分制将闲置资源转化为发展资本，将分散行为整合为集体行动，彻底扭转了贫困空壳的局面。
1.收入水平大幅提升，扭转集体与个人贫穷面貌
2007年以前，油溪桥村集体经济负债4.5万元，村民主要依赖零散种植和外出务工，人均年收入不足800元，部分家庭甚至难以维持基本生计。这一困境的根源其实并非资源匮乏，而是“资源沉睡”，山土林地闲置、劳动力分散、集体组织无力整合。自2007年推行积分制以来，该村通过“积分量化贡献、股份联结收益”的机制，逐步激活各类生产要素：2014年“积分折股”模式落地后，村民从“声誉追求者”转变为“集体经济股东”；2021年数字化积分制推广后，产业效益进一步提升，村集体资产突破1亿元，村民人均年收入增长近30倍，远超同期县域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增速。数据背后，是积分制对劳动价值与资源价值的有效变现：村民既可以通过参与公共建设、产业管护获得“管理建设分”，也可以通过承包山土林地获得“户主基础分”，两类积分均能参与分红，形成“多劳多得、多投多得”的正向激励。
2.产业结构多元升级，从无产业支撑走向三产融合
推行积分制前，油溪桥村产业空心化严重，仅有少量传统农作物种植，抗风险能力弱、附加值低。积分制的演进过程是产业体系不断丰富的过程：在“内生自主”阶段（2007-2014年），村“两委”通过积分激励村民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先后修建通村公路、灌溉水渠等，为产业发展奠定基础；进入“内主外辅”阶段（2014-2021年），依托“积分折股”整合的山土林地，村集体引入外来投资商发展经果林种植与油溪河漂流项目，形成“农业+文旅”的雏形；“内外联动”阶段（2021年至今），借助数字化平台精准对接市场需求，实现“农业种植、文旅体验、农产品销售”的三产融合。
3.资源价值有效激活，从资源闲置转为资产变现
油溪桥村总面积8平方公里，耕地面积980亩，森林面积4468亩、森林覆盖率92.8%。推行积分制前，这些资源因“产权模糊、管理分散”长期闲置，甚至出现乱砍滥伐、私占耕地的现象。积分制的核心创新之一，便是通过“量化确权”激活资源价值：在“内主外辅”阶段，村集体制定山土林地积分折算办法，将村民承包或守护的山土林地按面积、肥力、区位等指标折算为“户主基础分”，明确“资源归属权不变、经营权归集体、收益权按积分分配”的规则，村民无需直接经营土地，只需履行“守护责任”即可获得积分，而村集体则整合整块土地开展规模化种植或招商引资，实现“资源集约化利用”。这种“资源变资产”的模式，既避免了“小农户分散经营”的低效问题，又保障了村民的长期收益权。
（二）治理体系实现从涣散无序到协同高效
乡村治理的关键在于“重构秩序”与“激活主体”。油溪桥村通过积分制构建起“行动者网络”，将村“两委”、党员、村民、外部主体及非人类行动者（如《村规民约》、数字化平台）纳入统一治理体系，实现从“被动管理”到“主动协同”的转变，治理效能显著提升。
1.治理体系不断完善，形成积分制驱动的协同治理格局
2007年前，油溪桥村治理体系近乎瘫痪：村“两委”权威缺失，党员干部“不愿管事”，村民“各扫门前雪”，公共事务（如道路维修、垃圾清理）长期无人问津。积分制的推行，本质上是“行动者网络”的重构过程：在“内生自主”阶段，核心行动者村“两委”通过《村规民约》、户主档案袋等非人类行动者，将村民从“分散行动者”整合为“治理参与者”，形成“村两委主导、党员带头、村民参与”的基础网络；“内主外辅”阶段，引入外来投资商、村办集体企业等新行动者，通过“积分折股”将外部资本与内部利益绑定，网络扩展为内部主导与外部辅助的协同格局；“内外联动”阶段，腾讯“耕耘者”团队、村级事务管理平台等技术行动者加入，实现了人类行动者与非人类行动者的智能联动，治理网络覆盖“决策、执行、监督、反馈”全流程。以垃圾治理为例：2007年前，村庄垃圾乱堆乱放，村“两委”多次劝导无果；推行积分制后，将“垃圾分类、定时投放”纳入加分项，“乱扔垃圾”纳入扣分项，并通过户主档案袋记录公示；2021年数字化平台上线后，村民可拍照上传投放记录，村组干部通过平台审核积分，村干部通过平台数据分析“高频违规区域”，针对性开展宣传，村庄卫生达标率升至100%。
2.村民自治能力显著提升，从被动观望转向主动参与
积分制的核心价值之一，是通过“利益关联”与“身份重构”唤醒村民的自治意识。推行前，油溪桥村村民对公共事务的参与严重不足，普遍存在“干部干、村民看”的抵触情绪；推行后，村民参与率直线提升，形成“人人愿参与、事事有人管”的局面。这一转变的关键在于三点：一是“声誉激励”激活参与热情。在“内生自主”阶段，村民通过参与公共事务获得积分，积分排名定期公示，高积分家庭被授予“十个好”荣誉称号，借助乡村“面子文化”正向激发攀比心理；二是“经济激励”强化参与粘性。“内主外辅”阶段的“积分折股”，让村民参与从无偿奉献变为有偿投入；三是“数字赋能”降低参与门槛。“内外联动”阶段的数字化平台，打破了时空限制，外出务工村民可通过微信小程序在线申报积分和参与村务投票。
3.治理工具迭代升级，从手工管理过渡到数字赋能
治理工具的先进性直接决定治理效能。油溪桥村的积分制管理，历经“手工记录—纸质档案—数字平台”的三次迭代，逐步解决“效率低、透明度差、误差多”的痛点。2007-2014年，积分管理依赖人工登记与纸质档案，即村干部通过笔记本记录村民行为，每月整理后填入“户主档案袋”，存在“记录滞后、易出错、难核查”问题；2014-2021年，积分管理工具升级为纸质档案和电子表格，即村集体配备电脑，将积分数据录入表格，每月在村务公开栏公示，但仍需人工核对、手动计算分红；2021年至今，依托腾讯“耕耘者”团队开发的“村级事务管理平台”，实现积分管理全流程数字化，即村民通过平台上传行为凭证（如公益劳动照片、垃圾分类视频），村干部根据积分规则核算积分，积分变动实时推送至村民手机。此外，平台还具备“数据分析”功能，可自动生成“村民参与度排名”“积分用途分布”等报表，为村“两委”决策提供数据支撑。
（三）社会生态实现从凋敝落后到文明和谐
乡村振兴不仅是经济振兴，更是社会重塑与生态改善的有机统一。油溪桥村通过积分制将“乡风文明”与“生态宜居”纳入治理范畴，实现社会资本积累、生态环境优化与文明新风养成的协同推进。
1.社会资本持续积累，乡土认同与集体意识全面增强
社会资本的核心是“信任”与“共识”。推行积分制前，油溪桥村因长期贫困与秩序失范，村民间相互猜忌、利益割裂，“邻里纠纷频发、集体活动无人参与”成为常态；推行后，积分制通过规则共识与利益共享重构社会资本，形成休戚与共的共同体意识。一方面，通过民主制定规则来凝聚共识。积分制的核心规则（如积分指标、分红比例）均通过六步修订法制定，即村“两委”先提出草案，村民代表讨论修改；再征求全体村民意见，调整完善；最后提交村民大会表决，公示生效。另一方面，通过利益共享强化信任。积分分红的公开透明，让村民切实感受到集体发展与个人利益的关联：每年年终分红前，村集体通过村务公开栏、数字化平台公示每户积分、分红金额及计算依据，接受村民监督，未发生一起因分红不公引发的纠纷。这种“规则共定、利益共享”的模式，让村民从“原子化个体”转变为“共同体成员”。
2.生态宜居水平显著提升，从环境脏乱变为绿水青山
油溪桥村地处山区，早年因乱砍滥伐、垃圾乱堆等导致生态环境恶化，水土流失严重，耕地面积逐年减少。积分制将生态保护纳入核心指标，通过正向激励与反向约束双管齐下引导村民践行生态行为，实现生态改善与经济发展的双赢。生态改善还带动了文旅产业发展，油溪桥村先后获评“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实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转化。
3.文明新风深度养成，成为乡风文明建设优秀典型
推行积分制前，油溪桥村赌博成风、宴席大操大办等不良风气盛行，尤其是赌博引发的纠纷频发。积分制通过价值引导与行为约束，逐步涵养文明新风。一方面，通过正向引导树标杆。将“孝老爱亲、宴席简办、志愿服务”等行为纳入加分项；另一方面，通过反向约束破陋习。将参与赌博、大操大办、公开场合吸烟等不良行为纳入扣分项。截至2024年，油溪桥村赌博现象完全绝迹，大操大办现象基本消失，获评为首批全国村级“乡风文明建设”优秀典型案例。
二、积分制推动乡村内生发展的实践路径
油溪桥村的成功，并非偶然的“能人效应”，而是一套阶段适配、机制完善、资源耦合的系统性实践。其实践路径是：以积分制为核心工具，随发展需求迭代“内生自主、内主外辅、内外联动”三阶段模式，通过行动者网络构建、保障机制健全、内外资源耦合等途径，有效实现乡村内生发展。油溪桥村根据不同发展阶段的核心矛盾，调整积分制的目标、主体与措施，确保每一轮迭代都能精准破解当前困境，形成“问题、方案、成效、新问题、新方案”的螺旋上升格局。
（一）“内生自主”阶段以“声誉量化”重塑治理秩序
此阶段（2007-2014）面临的核心问题是组织涣散、秩序失范等，其目标是重建规则、唤醒参与，完全依赖村庄内部力量构建治理体系，不引入外部资源，避免外部干预打乱内生秩序。
1.聚焦内部主体，激活本土发展资源
该阶段的行动者均源自村庄内部，形成“核心、骨干、基础”的三层网络。核心行动者主要是村支书及村“两委”。村支书凭借“威望高、敢担当”的个人特质，成为规则设计与执行的“领头人”；村“两委”成员分工明确，分别负责积分记录、公示、监督，确保制度落地。骨干行动者包括党员与村组干部。通过党员廉洁档案、三先规矩（党员先参与、先带头、先监督），将党员干部转化为治理“先锋队”。基础行动者则是全体村民。通过“户主档案袋”将每户村民纳入积分体系，确保治理覆盖无死角。
此阶段的非人类行动者主要是《村规民约》与户主档案袋。《村规民约》明确积分指标（如义务工、环境卫生、遵纪守法）与奖惩规则，成为“治理宪章”；户主档案袋以纸质形式记录每户积分，是“声誉量化”的实体载体，每月在村务公开栏公示，接受村民监督。
2.以“声誉量化”破解集体行动困境
“转译”是行动者网络核心，指核心行动者通过“问题呈现—利益赋予—征召动员”整合分散主体，此阶段转译逻辑为“声誉量化”。
（1）问题呈现：系统性秩序失范与集体行动困境
2007年前后，油溪桥村内部各核心行动主体均陷入严峻困境，整个村庄呈现出系统性的失序状态。对于新上任的村“两委”而言，他们面对的是一个积贫积弱、规则体系近乎真空、组织权威严重缺失的治理僵局，具体表现为经济贫困、产业空心、社会风气不良，以及公共事务的瘫痪。
如何重塑治理权威、建立行之有效的规则体系，是其最为紧迫的治理难题；作为村庄中坚力量的党员和村组干部群体组织涣散，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和角色认同，未能发挥应有的先锋模范作用；在普通村民层面，他们因贫困与环境恶化而缺乏获得感，又因公共规则失灵而陷入“公地悲剧”的循环，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存在较严重冲突。
面对此困境，核心行动者村“两委”进行了关键“转译”，创新性地提出了完善村规民约与建立户主档案袋的制度化解决方案，实质上将其确立为所有行动者必须接受和通过的“强制通行点”，旨在重建秩序。
（2）利益赋予：以声誉赋权构建精神激励核心
为有效吸引各方行动者，核心行动者针对不同诉求进行了精准的利益赋予设计，其核心在于声誉赋权。对于村民，他们可通过合规行为积累积分，获取社会声誉资本，满足精神需求，并与未来的福利待遇、资源分配优先权等潜在物质利益形成关联。对于党员与村组干部，该制度赋予其更强的政治威信与模范荣誉，使其重获角色价值与社会声望。对于非人类行动者，《村规民约》被提升为根本准则，获得了规则权威；“户主档案袋”则被确立为核心信息载体，成为量化与展示声誉的平台。
（3）征召动员：制度驱动与面子动员双轨结合
在制度性征召方面，核心行动者建立刚性规则，将参与公共事务转化为责任。一方面，推行六步修订法，通过公正透明的民主程序，使村民产生规则所有权认同，强化身份责任感。另一方面，通过建立党员廉洁档案、执行“三先”规矩等，将党员率先置于规则约束下，赋予其榜样权威，彰显制度公平，筑牢信任基石。此外，设立积分公示、“十个好”评选等正负强化机制，构建激励相容框架，使村民个体利益与集体荣誉初步联结。
在面子动员方面，核心行动者巧妙地将中国乡村特有的“面子”文化资本转化为治理资源。通过将村民的日常具体行为，例如出义务工、进行垃圾分类、遵守村规民约等，明确转化为可加分的正面事项；而将乱扔垃圾、参与赌博等不良行为明确转化为扣分的负面事项，这使得原本抽象模糊的“挣面子”或“丢面子”心理感受变得可计算、可比较。依托“户主档案袋”这一实体作为“面子记账本”，使得抽象声誉可记录、可查询、可追溯。定期的月度核对、年度张榜公示等公开程序，更是将积分排名置于全体村民的监督之下，无形中构建了一个充满张力的“声誉竞技场”，极大地激发了村民基于“争面子”和“怕丢面子”心理的参与积极性与自律性。
在该网络构建与动员过程中，面临的最大潜在异议在于对新规则有效性的普遍怀疑——“这套新制度真的能起作用吗？”。村容村貌在短期内得到显著改善、大量非必要开支的节省、基础设施建设得以持续推进等一系列可见治理成效，实证了网络参与的实际价值，有效回应了质疑，消除了对制度有效性的不信任感，促使整个行动者网络成功实现闭合，进入相对稳定的运行状态。
3.形成“行为、声誉、预期”闭环反馈的网络机制
油溪桥村在“内生自主”阶段的成功，本质在于核心行动者村支书与村“两委”构建并运作了一个以“声誉量化”为核心的行动者网络，实现了对村庄内部社会资本的激活与转化。与传统乡村治理依赖外部约束不同，本阶段网络坚定向内挖掘，将长期存在的“本土资源”转化为驱动发展的新型资本。
该网络的核心运行机理在于通过完善村规民约与建立户主档案袋这一创新举措，将村民各类行为依据村规民约标准进行打分记录，再通过公示转化为社会声誉，并关联未来利益预期。声誉资本与未来预期构成强激励，进而引导村民后续行为。“行为发生、打分记录、转为声誉、利益预期、强化行为”的闭环反馈系统，使得整个网络具备了自我驱动、自我调整、自我维持的鲜明特性。因此，“村规民约与户主档案袋”在此已超越了简单管理工具的范畴，实质上成为一个能够持续再生产村庄内部社会资本的装置。这个始于“声誉量化”的网络，将分散的“村民”重构为具有共同行为规范的“治理共同体”，为后续引入股份、数字等技术要素奠定社会基础。综上所述，油溪桥村第一阶段的网络是一个典型的内源式发展范式，是一个通过制度设计激活文化资本，并依靠“非人类行动者”实现客观化、去人格化治理，最终形成闭环自运行系统的过程。
（二）“内主外辅”阶段以股份合作深化经济联结
此阶段（2014-2021年）面临的核心问题是“内生动力边际递减、产业发展乏力”，目标是“从治理有序到发展有力”，在保持内部主导权的前提下，引入外部资源（如资金、技术等），通过积分折股将社会资本转化为经济资本。
1.扩展行动者网络边界
在油溪桥村“内主外辅”发展阶段的行动者网络中，行动者网络在原有基础上实现了扩展与深化。核心行动者村支书与村“两委”仍主导着此次网络的升级，负责引入新机制并完成新一轮“转译”。在新招募的关键行动者中，既包含了内部行动者新力量，即村办管理型集体企业、山土林木等自然资源被正式纳入网络并资本化，以及本身实现功能升级的积分制；也包含了外部行动者新伙伴，即上级政府与外来投资商。
原有行动者的角色与内涵也在不断深化，村民的角色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从第一阶段的“声誉追求者”深化为“集体经济股东”，其个人利益通过股份与集体资产深度绑定；党员与村组干部作为“管理者”，其职责不再仅限于模范带头，更深入地参与到经果林、漂流公司等集体产业的实际管护与运营中，其积分考核与经营绩效的联系更为紧密，角色向“经营管理者”延伸；《村规民约》不断修订升级，持续提升其权威性与适应性；户主档案袋则实现了角色跃升，从最初的“声誉记账本”升级为承载更多经济价值的“资产与股份记账本”，其记录的内容价值显著提高，在网络中的重要性倍增。
2.以“积分联股份”破解发展瓶颈
核心行动者通过“问题重构、利益升级、征召深化”，将网络目标从“治理”转向“发展”，确立“积分联结股份与分红”为新的“强制通行点”。
（1）问题呈现：内生动力瓶颈与激励边际效用递减
随着村庄初步治理秩序的确立，新的挑战随之浮现。村民外出务工导致山、土、林地等资源闲置，村集体经济收入单一，发展乏力。原有的“村规民约+户主档案袋”治理模式主要依赖于精神层面的声誉激励，其边际效用出现递减趋势，难以持续激发参与动力。与此同时，外部环境出现新机遇：部分外来投资商开始关注乡村领域并寻求可靠的投资项目；县委、县政府也从早期的观察者转变为积极的支持者，有意愿也有能力提供相应的政策倾斜与资源扶持。
面对内外形势，核心行动者认识到必须将社会资本转化为经济动能，推动村庄从“治理有序”向“治理有效、发展有力”跃升。因此，核心行动者提出“积分联结股份与分红”制度升级方案，将其确立为新“强制通行点”。
（2）利益赋予：以产权赋能重构激励体系
为促进网络升级与稳定，核心行动者对各方行动者的角色与利益进行了战略性重构。
对于村民而言，这是一次身份的质变，村民从治理的参与者转变成为集体经济的股东，被赋予明确的、可预期的财产性收入权利，个人福祉与集体经济发展直接挂钩。
对于党员与村干部，在既有声誉激励基础上，进一步赋予其带领群众共同致富的政治使命与职业成就感，其先锋作用与集体经济绩效紧密绑定。
对于新引入的村办集体企业，一方面被赋予价值实现者与效益创造者的关键角色，其经营成败直接关系到整个网络的吸引力、凝聚力与可持续性。另一方面，村办集体企业收入的增加与实力的壮大，本身也成为网络成功的重要标志。
对于外部行动者，外来投资商可获得稳定的投资回报；上级政府则能够收获乡村治理创新与区域经济发展的显性政策绩效。
非人类行动者“积分制”自身也实现了功能的重大升级，从一个相对简单的行为记录工具，演进为连接个体贡献、集体资产与资本收益的核心制度纽带。
（3）征召动员：依托股份动员深化利益绑定
本阶段创新强化以产权明晰为核心的股份化动员路径，通过“积分换股份”将模糊的集体所有权量化确权到户，实现“资源变资产、村民变股东”的转变。积分被科学地细分为两大类：一是“户主基础分”，主要依据农户户籍及其所承包或守护的山、土、林地等自然资源的价值进行核定，将村民静态的资源身份转化为动态的资本权利；二是“管理建设分”，主要用于量化村民在村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集体产业日常管护等方面投入的实际劳动贡献，从而有效激活村庄内部的人力资源，直接反哺村集体经济的壮大。
为确保这一模式有效运转，村庄创新性地推行了“235”产业发展与利益分配模式，对村办管理型集体企业实行统一管理。该模式将村集体资源入股收益的30%、投资商固定利润的20%以及经营者固定利润的50%纳入统一分配池。分配方案为：其中20%用于村民积分分红，直接兑现股份收益，强化激励；10%作为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费，保障可持续运营；剩余70%则依据各投资方的出资比例进行返还，以此建立稳定、可预期的投资回报机制，有效稳固了与外来投资商的合作关系。政府各类扶持资金也被针对性引入，作为辅助资源注入发展体系。
这一系列制度安排，共同构成了油溪桥村内生性征召动员系统，将村民、集体与外部资本的利益深度绑定，形成了共建共治共享的发展格局。至此，村民基本实现了党建引领，治理有效，乡风文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生活富裕的综合目标，网络运行中的异议声音基本消除，网络的合法性与稳定性变得更为坚固。
（4）建构“资源、积分、股份、收益”价值转化网络机制
在“内主外辅”阶段，油溪桥村的行动者网络实现了从“治理共同体”向“利益共同体”的转型。这一过程体现了“内主外辅”的新内源发展特征：发展由内部绝对主导，外部力量被征召为辅助角色，共同推动网络深化与价值提升。其运作机制可概括为：内部主导规则设计与价值分配，外部资源被有选择地引入以服务内部发展目标。
该机制下，村支书与村“两委”作为核心行动者，始终掌握着“问题化”、“利益赋予”和“征召动员”的全过程主导权，外部力量未介入制度内核。网络增值的核心来源于对内部资源的创造性资本化——将村民的自然资源与劳动投入通过积分量化为股份，参与集体分红，形成“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内源性价值循环。外部资源作为产业启动的“燃料”被引入，但其使用与分配完全受内部制度规训。外部资源投入所产生的效益，最终体现为村庄整体环境的改善与特色产业的发展壮大，进而提升村集体的总收入水平，而这些收入的分配权与分配规则，依然严格遵循内部的积分股份制度。因此，外部资源实质上被“内化”为服务于内部规则体系与长远目标的有效工具与手段。
网络运行的最终目标始终指向内部，即壮大村集体经济、提高村民收入、实现共同富裕。所有行动者的利益实现都与这一核心目标紧密绑定，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发展格局，稳步推进乡村振兴。
（三）“内外联动”阶段以数字赋能提升治理效能
此阶段（2021-至今）的核心问题是“治理效率低、产业升级慢、外出村民参与难”，目标是“提质增效、可持续发展”，通过引入数字技术，实现内部治理与外部技术的深度融合，推动积分制智能化发展。
1.引入技术主体作为新的关键行动者
在油溪桥村“内外联动”阶段，核心行动者村支书与村“两委”继续主导网络升级，统筹内部治理与外部技术的深度融合。此阶段引入了新的关键行动者——腾讯“耕耘者”团队，他们不仅是技术提供方，更以协作者、赋能者和转译者的身份参与治理体系的数字化重构。
数字技术系统性地重塑了内部行动者角色：村民转变为村级事务管理平台的主动使用者与重要数据来源，外地务工村民也可以作为“在线村民”远程参与村务；村干部则由传统手工记录者转型为平台管理员和数据分析师，治理效能得到质的提升；党员群体则在数字化平台上进一步凸显其“数据驱动型模范”作用，其带头作用通过技术手段得到强化。
在外部行动者中，农业农村部由先前的认可者升级为全国推广的“组织者”与“能力建设者”，借助国家行政体系的力量推动油溪桥模式走向更广阔的天地。非人类行动者也发生了深刻演变：《村规民约》被通过编码转化为平台运行规则；户主档案袋从实体文档升级为数字档案，功能实现全面增强。“村级事务管理平台”本身作为最关键的非人类行动者，已演变为整个网络的“数字心脏”，承担积分核算、信息公示、数据分析等核心功能，支撑治理流程向自动化、透明化、高效化演进。
2.以“数字化积分制”破解效能瓶颈
核心行动者通过问题升级、利益增效、征召智能，将网络目标从发展转向可持续，确立“数字化积分制”为新的“强制通行点”。
（1）问题呈现：治理效能局限与可持续发展挑战
尽管油溪桥村在前两个阶段的建设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效，但随着发展的深入，新的挑战与效能局限也逐渐显现。在基层管理方面，村干部长期依赖手工记录、核算与公示积分，工作负担沉重且易出错，管理效率遇到瓶颈；对于村庄发展而言，乡村产业面临持续升级压力，若产业发展受阻将直接影响村民分红收入；对于村民参与而言，在村民参与方面，大量外出务工人员难以突破时空限制参与线下治理活动。
此外，经过多年运行，积分制本身的精神与物质激励效果也出现了边际递减的趋势。作为乡村振兴的典型示范，油溪桥村能否持续引领发展？其经验在推广过程中如何避免“水土不服”？传统手工积分记录方式固有的效率低下、透明度存疑等问题如何从根本上解决？同时，上级政府也期待将油溪桥的内生发展模式进一步体系化、标准化、深化拓展，使其产生更广泛的社会影响，为探索共同富裕路径提供示范样板。
面对上述多重挑战与更高要求，核心行动者审时度势，将新的“强制通行点”确立为“实施数字化积分制治理模式”。
（2）利益赋予：以数字赋效全面提升治理能级
数字化积分制的引入，为网络中各方行动者带来了显著的效能提升与价值增益。对于村民而言，数字赋效体现在参与的便捷性与公平性上。通过全流程数字化管理，积分记录实现了自动生成、实时更新和公开可查，有效规避了人情因素干扰和手工操作误差，使积分评定更加公正可信。平台打破了物理时空限制，使在外务工的村民能够随时随地、透明便捷地了解村务动态、参与公共评议、在线申报积分，极大降低了参与门槛与成本，强化了其作为村庄主体的身份认同与归属感。对于村干部而言，数字赋效体现在工作的减负与增效。数字积分制将村干部从繁重的手工登记、核算等事务性工作中解放出来，实现“无纸化”、“自动化”办公。自动化的数据汇总和报表生成功能，不仅提高了管理效率，更让村干部能将精力投入到产业规划、矛盾协调等更具战略性的工作中。
对于积分制本身，数字赋效实现了激励的精准化与可持续性。系统支持设置更精细、更多元的激励指标，并可与分红、福利、信用贷款等更丰富的回报方式灵活挂钩，实现对村民行为的精准刺激与管理，有效对抗和延缓激励效应的边际递减趋势。对于模式推广与政策制定而言，数字赋效体现在经验的可复制性与决策的科学性上。数字积分制将复杂的治理规则标准化、模块化，形成了可复制、可审计的运作系统，大大降低了“油溪桥模式”在全国范围内复制推广的难度与成本。
数字化平台积累了海量、连续、真实的乡村治理数据，为上级政府动态掌握乡村发展态势、科学评估政策效果、精准制定未来规划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数据支撑。这有助于将油溪桥的“内生发展模式”建立在持续优化的良性循环基础上，确保其成果的长期可持续性，为探索共同富裕路径提供了扎实的研究样本。
（3）征召动员：政策与技术双轮驱动
本阶段成功实现数字积分制的全面落地与深度应用，依赖于政策动员与技术动员的双轮驱动与紧密配合。在政策动员方面，核心行动者借助外部权威与内部制度重构，为改革构建合法性基础与资源保障。油溪桥村积分制模式入选国家级典型案例，标志着其创新实践获得了农业农村部等中央部委的认可。在此基础上，农业农村部与腾讯公司联合推出的“耕耘者”振兴计划，为油溪桥提供了专项政策指引与资金支持，将国家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具体可行的项目资源。
在中央政策的引导下，省、市、县各级地方政府从宏观的“支持者”转变为深度的“共建者”。它们不仅匹配相应的财政、行政资源，更将油溪桥的数字化改革项目纳入地方乡村振兴的重点工程或示范项目名录，通过下达行政任务、纳入考核体系、实施激励措施等方式，赋予该项目强大的“政治势能与执行推力”。借助上级赋予的合法性权威与资源支持，村集体迅速启动内部制度的同步升级：通过正式修订《村规民约》与《积分管理实施细则》，将数字积分制的原则、流程和权责关系制度化、文本化。成立由村党支部直接领导的数字治理专项工作小组，明确内部分工，将数字平台运营、数据维护、宣传推广等责任落实到具体个人，完成了从外部政策驱动到内部制度保障与组织落实的闭环。
在技术动员层面，通过村级事务管理平台实现网络关系的固化与征召过程的自动化。核心行动者征召腾讯“耕耘者”等技术团队，依据村庄治理的实际场景与具体需求，量身定制开发出集积分在线申报、智能审核、自动公示、便捷兑换、村务全面公开、便民服务等多功能于一体的微信小程序或专用APP。该平台本身作为一个关键的非人类行动者，通过其预设的程序逻辑与交互界面，强制规定了所有参与者的互动方式与行为路径。平台将村民的环境卫生、参与公益、产业贡献等日常行为转化为标准化的数据指标，并设计自动化的数据采集流程，如通过GPS定位确认参与清扫范围、通过上传照片申报贡献等。技术手段将复杂的社会治理转化为可量化的数据流，实现了对村民行为的精准“征召”。
通过政策动员确立合法性框架，再通过技术动员将其嵌入数字操作系统，核心行动者成功完成对各类行动者的深度征召，使数字积分制这一强制通行点稳固确立并高效运转，推动了整个行动者网络向更高阶、智能化的数字化转型。
3.建构内外联动网络机制
油溪桥村“内外联动”实践绝非简单的内部接受外部技术输血，而是一个以内部成熟网络为价值创造主体、外部优质网络为价值倍增媒介的复杂、动态且正向的循环过程。其核心运行机制由内生驱动、外部赋能与价值反哺三个相互衔接的关键环节组成。
一切联动的起点与根基，是油溪桥村内部长期积淀形成的稳固的“价值内核层”，主要包括：清晰的治理需求与共同愿景、坚强的组织主体与领导核心和成熟的治理规则与文化共识。该机制是内部网络基于自身需求与能力，主动选择和利用外部资源，而非被外部力量所主导或重塑。外部力量若无法与这个“内核”实现有效兼容与价值共鸣，都将在网络中被排斥或最终趋于无效。
外部力量扮演的是“赋能层”的角色，其核心功能是加速和放大内部内核的价值创造过程与产出效率。外部技术、政策、智力的赋能，显著加速了内部“数字积分制”的成功落地与高效运行，催生出更优异、更透明的治理成果与更高的社会满意度。
这一成功的数字化实践被总结为“油溪桥模式”，成为一种具有广泛借鉴意义的标准化公共产品，实现了价值溢出。该模式的成功反过来为油溪桥带来更高的社会声誉、更多的政策倾斜和合作机会，吸引更多、更优质的外部赋能。这些新增的外部价值又被内部网络吸收、消化、利用，进一步巩固和强化了“内核创造层”的实力，实现持续的价值反哺与能力提升，从而开启新一轮更高质量的内外联动循环。
油溪桥的“内外联动”机制，其精髓始终在于“以内统外”。它成功展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振兴可行路径：一个村庄必须首先立足自身，培育出充满活力、运行有序、坚实可靠的内生治理内核，进而以此为核心主体，有选择、有控制、有策略地征召和利用外部资源，最终实现内部价值创造的最大化与发展的可持续循环。
三、积分制驱动新内生发展的基本经验
油溪桥村的实践，超越了“积分制”等于奖励工具的浅层认知，将其升华为乡村内生发展的系统性解决方案。其核心经验在于，以制度创新为魂，以主体激活为本，以党建引领为核，以数字赋能为翼，以利益联结为脉，构建起内生驱动、内外协同、可持续发展的乡村振兴模式，为同类乡村提供可复制、可推广、可落地的经验借鉴。
（一）创新制度供给，构建“利益相容”的规则体系
在乡村治理语境中，制度建构的目标是通过精巧的规则设计，重塑行动者行为逻辑与互动模式，破解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失衡的集体行动困境。化解这一困境的关键在于构建“激励相容”规则体系，让个体在追求自身利益的理性决策中自发推动集体目标实现，实现公共价值创造与私人利益诉求的天然契合。成功的制度创新需依托两大逻辑支柱。
一方面，清晰界定产权结构并适时动态调整。乡村集体权益边界模糊容易引发资源低效利用、“搭便车”等问题，通过将土地经营权、资产收益权等抽象集体权益拆解为资产份额凭证、确权证等可分割、可交易、可追溯的量化单元，既能厘清权利归属、减少纠纷，更能为资源市场化配置奠定法理基础，让村民对自身权益形成稳定认知。
另一方面，精准计量个体贡献并建构反馈机制。乡村个体贡献兼具物质投入、劳动付出等显性行为与生态维护、遵守村规等隐性价值，单一的衡量标准容易致激励失灵。因此，需建立多维度的价值捕获机制，将异质性行为转化为可累积、可兑现的制度性资本，确保每一类贡献都能被量化记录。制度性资本体系既能降低治理中的交易与监督成本，又能塑造“当下贡献可换未来收益”的稳定预期，让个体决策兼顾短期利益与长期福祉。通过闭合“行为-资本-收益”价值回路，形成自我实施的正向激励循环，使公共价值创造内化为个体理性选择，为乡村可持续发展提供内生动力与秩序基础。
（二）激活主体意识，培育“人人尽责”的治理文化
农民是乡村振兴的主体，其主体意识的觉醒是治理有效的根本标志。当前乡村治理中普遍存在“参与惰性”“主体虚位”等现象，根源在于制度性参与渠道缺失与社会性激励失灵。从治理理论与社会资本视角看，一个具备治理韧性的共同体应建立在两大支柱之上：共享价值的认同与稳定规则的利益联结。
因此，治理体系应致力于构建多元参与平台，特别要强化对弱势群体的治理赋权，避免“参与权”被少数精英垄断。这既是程序公正的体现，也有助于吸收地方智慧、汇聚多元诉求。同时，应形成精细化、多维度的“贡献—反馈”机制，兼顾物质激励与符号激励。熟人社会中的声誉、面子等符号资源，往往比物质回报更能激发深层次社会动员。通过对个体贡献的及时、公正确认，可逐步内化“人人尽责”的共同体伦理，完成治理主体从“被管理者”向“自我治理者”的身份转化与能力重塑。
（三）坚持党建引领，筑牢“头雁”领航的坚强核心
乡村振兴，关键在党。基层党组织在复杂多元的乡村治理场域中，不应仅是行政末梢的执行者，更应成为政治整合者与治理中枢。面对利益分化、资源碎片化等现实困境，党组织须发挥政治势能，设定清晰的“强制通行点”，动员并整合各类人类与非人类行动者，构建目标一致的行动者网络。其权威的合法性不仅源于自上而下的法理授权，更应来自决策的程序公正、执行的绩效显著与过程的公共协商。通过融合传统型与魅力型权威，形成兼具情感认同与制度约束的复合型权威结构。
党建引领的关键在于“选优配强”，将具有公信力与治理能力的党员骨干充实到关键岗位，确保治理精英既具代表性又具先进性。同时，要将民主决策程序制度化，使国家政策意图与村民在地知识在协商中达成共识，避免“政策悬浮”与“执行空转”。最终，党的政治优势与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与发展动能，成为乡村治理体系韧性的核心支撑。
（四）推动数字赋能，打造“提质增效”的治理工具
在数字时代，技术赋能是优秀治理模式得以低成本、高效率复制的关键路径。数字化的系统嵌入，为乡村治理现代化提供了颠覆性手段，实现了治理工具理性的一次跃迁。传统治理因信息不对称、监督成本高、流程非标准化以及对“能人治理”的依赖，往往难以持续。数字赋能的价值在于：通过流程线上化、数据资产化、规则算法化，对治理流程进行系统重构，实现全过程的可追溯、可审计、可量化，从而压缩自由裁量空间，降低代理与监督成本，显著提升技术效率与程序公平。
更重要的是，数字平台可将经本土验证的非正式制度与地方性知识标准化、模块化，使其脱离特定情境与个体依附，完成从地方治理技艺向普适治理技术的转化。其低成本、大规模复制潜力，本身即是治理智慧的积累与传播。真正的数字赋能在于“赋能而非替代”，其目标是构建人机协同的智慧治理生态，为模式的优化与扩散提供坚实的技术底座与能力支撑。
（五）深化利益联结，探索“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
共同富裕是乡村振兴的终极价值目标，其核心在于构建兼具效率与公平的包容性增长机制，本质上是一种分配正义的公共政策设计。
从政策工具视角看，乡村层面的利益协调应建立在三项机制之上：一是科学的要素贡献评估体系。明确土地、劳动、资本、管理、数据等要素的价值贡献度，实现“贡献与回报”对称，以激发个体活力并保障发展效率。二是坚实的社会保障底座。通过集体福利、基础分红、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式，为弱势群体提供基本保障，维护社会结构的稳定与底线公平。三是多元化的利益实现渠道。将个人累积的制度性资本与就业、创业、金融等发展机会有机衔接，实现成果普惠与机会公平。
理想的共同富裕模式，是一个动态平衡效率与公平的社会契约：既鼓励能者奋斗，也保障弱者共享。它在社区层面塑造出一个休戚与共、共创共享的命运共同体，为实现扎实、可持续的共同富裕奠定坚实的微观制度与伦理基础。
参考文献：略
作者简介：胡扬名，湖南师范大学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公共服务、城乡治理。徐梦星，湖南师范大学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城乡公共治理。刘文静，湖南师范大学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城乡公共治理。来源：陈文胜、向玉乔主编《乡村振兴蓝皮书：湖南乡村振兴报告（202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5，第355～375页。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