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57种海洋巨兽正面临航运威胁！除了气候，最致命的竟是“路过”的船|海域|海洋哺乳动物|海洋巨兽|海洋生物|灭绝|航运威胁|船舶

▲上图：在美国佛罗里达州，人们经常能观测到因船只撞击而受伤的蝠鲼（Manta rays）。从这张照片中可以看到，当一条蝠鲼在水面浮动时，两艘船只正紧贴着它驶过。图片摄影：Bryant Turf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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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品 | 海潮天下

人类航运活动的扩张，正在不知不觉中改变着全球海洋的生态面貌。从远洋货轮到近海游艇，这些船只给海洋生物带来的威胁远不止物理碰撞。噪音干扰、环境污染以及对栖息地的物理破坏，都在全方位地挤压海洋大型动物的生存空间。

海潮天下（Marine Biodiversity）小编读到一篇于2026年2月24日发表在《npj Ocean Sustainability》期刊上的一项全球元分析研究，对57个物种、204篇权威文献进行了深度汇总，系统性地揭示了航运交通对海洋巨型生物——包括鲸豚类、海牛、大型鱼类、海豹及海龟等——在行为、生理及种群生存方面的具体影响。

该研究指出，船舶对海洋生物的干扰远不止于直观的碰撞。噪音是其中最普遍的压力源。许多海洋哺乳动物高度依赖声音进行导航、捕食和社交。当船舶噪音掩盖了生物信号时，动物被迫改变鸣叫的频率或强度，这种“隆巴德效应”虽然是短期适应，但长期以往会大幅消耗其代谢能量，甚至导致母幼分离、或捕食失败。在对港海豹的研究中可以发现，船舶靠近时其心率会显著加快，即便在船舶离开后，这种生理应激状态仍会持续。

除了声学干扰，船舶的物理存在本身也在改变这些动物的行为模式。研究发现，在频繁受干扰的海域，海洋生物往往会减少觅食和休息时间，转而增加规避动作。对于海草床和珊瑚礁等脆弱生态系统，船舶锚泊和螺旋桨切割造成的生境退化，直接削弱了幼鱼及无脊椎动物的避难所。此外，商业航运的增加与大翅鲸等物种的死亡率上升具有显著相关性，尤其是在近岸高产海域，高频率、高速度的船只让这些大型动物避无可避。

这项全球分析的价值在于，它打破了以往单一物种或单一影响因素的研究局限。数据证明，船舶管理条例的缺失、船舶距离的远近以及船舶类型的差异，都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生态后果。目前，约有1/3的海洋大型动物面临灭绝风险，而航运干扰已成为不可忽视的推手。由于这些大型动物往往具有“伞护种”的作用，针对它们的保护措施——例如优化航道、限制特定区域航速或降低船舶噪声——实际上能为同一生境下的更多小型生物提供庇护。面对日益增长的全球贸易和海上休闲需求，科学界强调需要制定更多元化的管理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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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细看图片下方是一对儒艮。▲上图：据泰国《泰叻报》的最新报道，2025年12月20日早晨，公园巡逻人员在奥南镇附近的奥通海域进行日常监测时，记录到了一艘长尾观光船违规驶入保护浮标区的惊险瞬间。画面清晰地显示，当时一对象态健康的儒艮母子正在水下潜行，而这艘观光船几乎贴着它们脊背驶过，螺旋桨距离这对母子仅有咫尺之遥，险些造成严重的伤亡事故。图源：泰国《泰叻报》的报道（此图并非来自这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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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为了客观评估航运活动对海洋大型动物的影响，该研究团队采用了一种全球性的元分析方法。

他们首先在Web of Science等数据库中进行了拉网式的搜索，关键词涵盖了从鲸鱼、海豹到海龟、鲨鱼等几乎所有体型庞大的海洋生物。为了确保数据的真实可信，研究人员制定了严苛的筛选标准：论文必须包含具体的实验对照（如船只出现与否的对比），且必须是经过同行评审的正式期刊文章。最终，从数千篇文献中筛选出的204篇研究成为了本次分析的核心数据源。

在数据处理阶段，研究团队用“人工双检”模式来提取关键信息，即每一篇入选论文都由两名研究员独立录入，遇到分歧则集体讨论决定。提取的内容包括动物的行为变化、生理指标和种群数量，还详细记录了地理坐标、船只类型及物种受保护状态等背景信息。对于那些以图表形式呈现的数据，研究者还利用专业测量工具将其还原为精确的数值。他们要确保用细致入微的分类，让研究能够区分出噪音、距离以及管理条例等不同因素带来的具体干扰。

在统计分析上，研究引入了对数响应比（LRR）来衡量船只干扰的强度。简单来说，就是通过计算“实验组”和“对照组”之间的差异绝对值，来量化干扰的大小。研究人员利用R语言和广义线性模型（GLM），深入分析了物种保护级别、干扰类型与动物反应强度之间的逻辑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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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在香港有人发现，一头印太江豚的尸体搁浅在沙滩上，腹内有一幼崽胎儿，腹部有严重创伤，胎盘散落体外，推测是船舶螺旋桨撞击导致的死亡事件。上图是遇害的印太江豚母子。尸体下方是一头胎儿。图片上方白色部分，是散落体外的胎盘。摄影：Lindsay Porter（此图并非来自这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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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结论

这项研究覆盖了全球40个国家的海域，跨越了从北极到印度洋的所有大洋，涉及261个物种，是目前该领域最全面的一次“深度复盘”。

数据统计显示，科学界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在近10年内显著增加。研究对象中，鲸豚类（鲸鱼、海豚等）是被研究最多的群体，占到了211项，其次是海豹、海狮等鳍足类动物，而针对大型鱼类、海洋爬行动物的研究相对较少。令人意外的是，目前还没有关于船只对北极熊、海獭或海鸟影响的专门出版研究，这说明人类的认知版图仍有空白。

研究人员将动物的反应分成了行为、声音沟通、生理代谢以及种群数量四个维度。调查发现，船只对动物声音的影响主要取决于“距离”。相比于是否有管理条例约束，船只离动物的远近更直接地决定了它们是否会改变叫声。例如，在印度洋，动物的声音反应明显低于全球平均水平。而在受威胁程度方面，极危物种对干扰的敏感度显著高于那些数据缺乏的物种，这意味着越是濒临灭绝的动物，越经不起船只的惊扰。

在生理指标上，研究给出了一个明确的结论：船只的“存在”本身，就比船只产生的“噪音”更具威胁。

简单来说，动物看到或感觉到有船靠近，其生理应激反应（如心率加快、压力激素上升）要比单纯听到噪音更强烈。其中，鲸豚类的生理反应比海豹等鳍足类动物大出约38.7%。有意思的是，那些被列为“无危”的物种，其生理波动比“数据缺乏”的物种要小66.9%左右，这可能暗示了这些常见物种对人类活动产生了一定程度的耐受或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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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具体的逃避行为，海洋爬行动物（如海龟）表现得最为剧烈。数据显示，它们的行为反应强度比海牛高出193.9%，远超鲸鱼和鱼类。对于大多数海洋动物而言，船只的距离依然是诱发行为改变的关键因素，距离越近，反应越大。相比之下，纯粹的噪音水平对行为的影响反而较小，甚至比平均水平低了25.5%。

最令人揪心的发现出现在种群数量这一维度。研究证实，船只干扰对濒危和极危物种的打击几乎是毁灭性的。濒危物种在种群数量上的波动强度是易危物种的5倍多。这意味着，对于这些本就脆弱的种群来说，航运交通带来的压力不仅仅是让它们“搬个家”或者“换个嗓门说话”，而是实实在在地威胁到了整个种群的延续。

▲据Global News BC报道，加拿大温哥华一头座头鲸幼崽遭螺旋桨撞击。参见视频。研究人员证实，2025年10月17日在温哥华附近被赫洛渡轮撞击的鲸鱼，是一头今年刚出生、名为“斯基珀”（Skipper）的座头鲸幼崽。观鲸操作员分别于10月16日、20日（船舶撞击事件发生后）拍摄到了这头幼鲸的照片。对比显示，幼鲸背部出现了一道巨大的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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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研究称，目前的海洋研究资源分配极不均衡，大多数关于船舶影响的调查都集中在北极、北美或澳大利亚等经济发达地区，且研究对象高度向海豚、大翅鲸（也就是座头鲸）等具有“明星效应”的海洋哺乳动物倾斜。这种科研偏好很大程度上受资金驱动，例如美国海军支持了全球约50%的海洋哺乳动物研究。相比之下，同样受航运威胁严重的东南亚和非洲海域，以及绿海龟、牛鲨等广泛分布、但在水下难以观测的非哺乳类动物，往往处于研究的盲区。

研究数据明确指出，船只与动物的距离是诱发应激反应的关键。无论是改变沟通频率还是逃避行为，距离越近影响越显著，尤其是海洋爬行动物表现出了极高的行为敏感性。有趣的是，极危物种在种群数量上对航运干扰的反应最为剧烈，哪怕是一次偶然的碰撞、或长期的噪音排挤，都可能导致小规模种群的基因多样性丧失、甚至是局部灭绝。然而，目前的生理研究仍局限在鲸类和海豹身上，缺乏对大型鱼类和爬行动物的生理压力监测。

研究团队指出，要实现航运与海洋生物的和谐共存，管理手段必须告别单一模式。除了研发更安静的发动机、螺旋桨保护罩等技术手段，政策层面更应推广动态空间管理，例如在海龟产卵期或鲸鱼洄游季节设立临时限速区。更重要的是，法规不能只停留在纸面上，必须通过社区教育和卫星监测提升船员的合规意识。未来的研究和保护资金应优先拨付给那些高风险且被长期忽视的物种，以填补现有的认知鸿沟。

▲上图：2025年10月18日，美国新泽西海滩一头搁浅死亡的年轻座头鲸。此前它在10月2日已被Gotham Whale记录，并当时就已出现了船只螺旋桨造成的伤害以及进食困难的情况。图源：海洋哺乳动物搁浅中心（MMSC）

感兴趣的“海洋与湿地”（OceanWetlands）读者可以参看全文：

Saltzman, J., Yeager, E.A., Hlavin, J.F. et al. Charting the course for management: a global analysis of effects of vessels on marine megafauna. npj Ocean Sustain 5, 11 (2026). https://doi.org/10.1038/s44183-026-00182-5

海洋大型动物（Marine Megafauna）

海洋大型动物（Marine Megafauna）通常指生活在沿海或大洋中、体重超过45公斤的海洋生物。这个群体不仅包括大家熟悉的鲸鱼、海豚、海豹、海狮和海牛，还涵盖了海龟等海洋爬行动物，以及鲨鱼、魟鱼等大型鱼类。它们通常处于海洋食物链的高端，对维持生态系统的平衡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其实，关于“海洋大型动物”的定义，学术界其实并没有一个像“米”或“秒”那样绝对统一的法定标准，但确实存在一个被广泛认可的通用门槛。在海洋生态学中，目前最主流的界定标准是由生物学家埃斯蒂斯（Estes）等人在2016年提出的，即指体重超过45公斤（约100磅）的海洋生物。这个45公斤的门槛并非拍脑袋定出来的，它有基于生态功能的考量。因为体型一旦达到这个级别，这些动物在海洋中的角色就会发生质变。它们通常寿命较长、生长缓慢、产崽率低，而且往往需要跨越广阔的海域来寻找食物或繁殖地，所以，这种生物学特征让它们在面对船舶碰撞、噪音干扰等人类压力时，比小鱼小虾要脆弱得多。

隆巴德效应（Lombard Effect）

隆巴德效应（Lombard Effect）指动物为了在嘈杂的环境中保证沟通效率，不得不改变自己发声的频率、时长或强度的现象。这就像人在嘈杂的聚会上会不自觉地提高嗓门说话一样。对于鲸类等高度依赖声音生存的动物，这种被迫的改变会消耗额外的能量，并可能导致沟通误解。

伞护种（Umbrella Species）

伞护种（Umbrella Species）指那些生存空间需求大、对生境要求高的物种。保护这些物种所需的栖息地和管理措施，能顺带保护同一区域内许多其他生存需求较小的生物。由于海洋大型动物活动范围广、受威胁敏感，针对它们的航道限速或噪音控制，实际上为整个区域的海洋生物多样性撑起了一把“保护伞”。

思考题·举一而反三

【思考】照例，举一而反三，我们来思考几个小问题（没标准答案，仅供激发好奇、启发思考）。

Q1: 这个研究揭示了严重的分类群偏好，大量资金流向了易于观测的鲸豚类，而对软骨鱼类、海洋爬行动物及深水物种的航运干扰研究极度匮乏。但是，在“数据缺乏”与“明星物种”失衡的现状下，又如何建立更具普适性的交叉类群管理范式呢？在缺乏特定物种基准数据的情况下，是否可以利用“伞护种”逻辑、或功能性状分类法（比如说体型大小、代谢水平、运动能力），建立一套跨物种的风险评估框架？能否从对海豚的研究结论中，提炼出适用于保护深海大型鱼类的通用策略呢？

Q2：这个元分析支持通过调节船只距离和航速来减少干扰，但在实际操作中，静态的保护区往往难以覆盖高度迁徙的海洋大型动物。你觉得，动态空间管理（Dynamic Spatial Management）在全球复杂航运网络中的落地瓶颈与技术突破点在哪里？如何整合高分辨率的船舶自动识别系统（AIS）数据、环境卫星遥感与动物携带的生物标签（Biologging），构建实时的海洋风险热图？特别是，在《海洋生物多样性协定》（BBNJ协定）的框架下，如何平衡跨国航运巨头的经济效率vs针对特定季节、特定洄游走廊的动态限速成本呢？

Q3：本研究指出船舶的“物理存在”比单纯的“噪音水平”具有更强的生理致压作用。你觉得，海洋大型动物对人类活动的感知机制是多模态融合的呢，还是存在某种主导信号？如果动物更多是由于视觉发现、或水压变化产生规避，那么仅通过工程手段降低船舶分贝值，是否会陷入“掩耳盗铃”的保护误区呢？。

Q4：2026年2月7日下午，一艘从涠洲岛南湾港出发进行捕虾作业的渔船（监管号为涠洲0008号），在返航途中与“刀疤哥”发生碰撞。这个事情前两周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关注，这头鲸鱼因早年身体曾被螺旋桨打伤留下疤痕而得名，此次事故为其增添了新的伤痕。放眼更广泛的话，在繁忙的捕鱼、国际贸易、个人海上休闲需求不断增长的今天，其实，要求完全禁航是不现实的。那么，是否能像城市道路限速、或设置步行街一样，在海洋中也划定出动态的“限速区”或“避让区”？

Q5、其实据海潮天下（Marine Biodiversity）小编观察，针对船舶对海洋大型动物的影响，关于“船舶减速”与“螺旋桨工程管控”（如加装保护罩或降噪设计）的博弈，是当前海洋工程与生物保护领域最具争议的交叉议题之一。从物理力学角度看，船舶碰撞的致死率与速度的平方成正比。对于海牛、海龟这类反应迟缓的低频活动物种，是强制要求进入特定海域船只减速至10节以下更有效，还是强制安装螺旋桨保护罩更具成本效益？船舶减速带来的噪音频谱下移与螺旋桨静音技术在掩蔽效应（Masking）上的权重对比如何？针对不同分类群的感官阈值，工程设计的“静音化”是否可能诱发动物的监测失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