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景德镇的深秋，窑工们正围着龙窑忙得脚不沾地，烟囱的青烟混着瓷土腥味飘得满镇都是。谁能想到，镇公所带着两个穿军装的干部找上门，要找的不是什么作恶的匪徒，是乡下那个看着文质彬彬的私塾先生杨敬斋。这个先生平日里安分教书，唯一的特征是左手缺了半截小指，谁能料到，这半截缺指，直接戳破了他藏了十九年的叛徒身份。
很多人现在可能对邓演达这个名字不熟，可放在民国那会儿，他可是响当当的大人物。孙中山创办黄埔军校，他就是核心助手，那时候就说出“革命军是老百姓的牛”，这话放到现在听，都足够暖心。
北伐战争时期，邓演达当上了政治部主任，带出来的兵纪律严得很。有次部队过村庄，士兵宁可挤在路边露宿，也不敲门打扰当地百姓，老乡们都亲切叫他“邓菩萨”。那个年代各路队伍乱糟糟，能做到这份上，真的太难得。
1927年蒋介石清党，邓演达看不惯这种背叛革命的做法，直接写下《告别黄埔同学书》，公开说革命不能忘了工农兄弟。这话直接得罪了蒋介石，他没办法只能被迫远走欧洲。别人去欧洲游山玩水逛景点，他倒好，泡在莱比锡学农业经济，还一直坚持翻译《资本论》。
本来打算在欧洲多待一阵子，后来听说国内革命形势危急，邓演达放心不下，1930年就偷偷潜回了上海。回到上海他就牵头成立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也就是后来的第三党，提出“耕者有其田，工人管工厂”的主张，这想法在当时真的太超前了。
那时候租界巡捕到处搜捕他，他心态还特别好，开会的时候还跟身边同志开玩笑，说自己属泥鳅，敌人抓不到他。谁也没料到，他这么信任的身边人，早就为了钱把他给卖了。
这个叛徒就是杨锦川，江西抚州人，留过洋能说会道，负责对外联络，大家都亲切叫他“杨外交”。平时看着热情又周到，没人会怀疑他，谁能想到他心里全是发财的歪心思。
1931年8月的一天，他找到邓演达，说自己的住处被法租界巡捕盯上了，让邓演达先去他那里躲一躲。邓演达没多想就信了他，等邓演达到位，杨锦川说自己出去打探消息，转头就直奔巡捕房告密，换回来了一张三十万大洋的支票。三十万大洋在当年是什么概念？足够在上海买几十栋洋楼，为了这笔钱，他直接把自己的革命领导卖了。
邓演达就这样被捕了，1931年11月29日夜，在南京小营总部后山被秘密杀害，年仅三十六岁。据说临刑前，他还拼尽全力高呼“革命万岁”，绝对是条铁骨铮铮的汉子。拿到黑心钱的杨锦川，早就开始了逃亡生涯，这么多年换了好几个身份。
抗战时期，杨锦川投靠了日伪，后来又逃去重庆躲着。抗战胜利后，他摇身一变成了接收大员，跑到景德镇，偷偷把官窑里的名贵旧瓷器运出去卖，又赚了一大笔黑心钱。1948年内战打得越来越凶，他怕当年的事情暴露，就改名叫杨敬斋，躲去浮梁县乡下，靠教私塾混日子，一瞒就是好几年。
1949年5月景德镇解放，浮梁军管会第一时间贴出布告，全城搜捕杀害邓演达的凶手。一开始没人把乡下这个安分的教书先生和叛徒联系到一起，直到一个当年在第三党当过交通员的老人来到景德镇。老人听人说起这个缺小指的教书先生，一下子就对应上了当年杨锦川操作油印机轧伤手指的旧事，特征完全对得上。
军管会得到消息，没有打草惊蛇，特意派了两个人打扮成广东来的客商，蹲在珠山桥下的小酒铺守着。那半个月天冷风大，俩人天天蹲在那儿喝劣质烧酒，就等着杨锦川出现。1950年霜降那天，杨锦川来酒铺打酒，抬手拔酒塞的时候，缺了半截小指的左手直接露在了众人面前。蹲守的战士互相使了个眼色，一拥而上直接把他按在了地上。
被抓之后杨锦川还嘴硬，一直抵赖说自己就是杨敬斋，从来没听过什么杨锦川。军管会直接拿出了从上海档案馆调出来的法租界巡捕房原始档案，照片、口供，连当年那张三十万大洋支票的编号都记得清清楚楚。铁证如山摆在面前，杨锦川再也没办法抵赖，只能低头认了罪。
公审大会那天，御窑厂旧址挤得人山人海，连围墙上面都爬满了来看公道的老百姓。景德镇的窑工们自发带着自家烧好的青花瓷碗，当场敲碎铺在通往公审台的路上，说就要让叛徒踩着碎瓷片受审。这个场景，只要是在场的人，都说一辈子都忘不掉。
1950年浮梁县的第一场雪下得特别大，杨锦川在珠山桥被处决。老百姓都说，这雪是老天爷为邓演达流的眼泪。后来珠山桥改名叫“演达桥”，桥头立了块石碑，刻着“革命者的血，不会白流”。
现在去景德镇御窑厂博物馆，还能看到一块特意留出来的空白展板。导游说这块板是特意留的，就是想让后人自己琢磨明白，三十万大洋能买走叛徒的良心，却永远买不走历史的公道。景德镇这么多年窑火一直没灭，烧出来的瓷器越来越精美，老窑工走过演达桥，还是会给小辈讲起这段旧事。历史从来都不会冤枉谁，也不会放过谁，好人坏人，时间一长，看得明明白白。
参考资料：人民日报 追缉出卖邓演达叛徒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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